三种行为机制——言传、身教、身份认同

言传

实际上，父母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教育子女什么是“正确”的言行方式。最初，养育者掌控着婴幼儿的一切事宜。当儿童到了懂事的年龄，父母就会教导他们吃喝拉撒睡的正确方式和正确时间，同时教育他们应该如何回应成年人。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父母会对他们的某些言行大加鼓励，而对其他言行大加抵制。孩子们学会了如何取悦父母，如何避免令父母失望，并学会对父母的话全然照办。举例说，我在写作时会冲孩子们大喊，让他们不要打扰我，而其他时候我会鼓励他们保持活泼好动的性格，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最终结果就是，为了获得父母的赞许，他们会对这些品质十分重视（同时也满怀希望，因为他们能够乐在其中）。同样地，有时我和妻子都会表现得十分争强好胜，我们尽管没有特意教孩子这样做，却会在不经意间将这种习惯教给他们。我不断激励儿子进行短跑训练，对他进行指导，因为他很想在足球比赛中比其他队员踢得更好（当然了，我也希望他能比别人更优秀）。我曾经直接对他说：“打败所有人吧！”孩子们性格的养成，不论积极还是消极的一面，都会受到父母教育的直接影响，包括良好的日常习惯、组织性思维方式、知足常乐的心态，以及那些不良的习惯和态度。

身教

不同于父母的主动教导，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始认真学习父母的行为，并对其进行一丝不苟的模仿。在我的女儿6个月大时，我每天清晨会做瑜伽，用鼻子不断快速呼气吸气，发出很重的鼻音。她看到后居然模仿起这种抽鼻子呼气吸气的声音，这让我们感到既惊讶又好笑。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们会不断模仿这种小细节，不论在行为上还是在语言上。在本书开篇我和儿子的那段对话中，他提问时会说“为何？”——这是我提问时偶尔会用到的语言。当然了，他们也会模仿父母的一些较为重要的行为模式，包括守时、好斗及消极情绪。

虽然我会培养孩子活泼好动的性格，教他们学会充满创造力，但我仍要承认自己有时也是一个不那么道德的坏榜样。举例来说，我开车时多少会对交通规则疏忽大意，比如不系安全带、超速，有时甚至在开车时打电话。实际上，这些习惯都源于我的父亲，直到现在我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年我7岁，父亲开车送我们上学，因为想抄近路，便违法地选择了一条伦敦的私用公路，而车在那条路上抛锚了。这种身教式的习惯在我们的家族中世代相传。天啊，我都担心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也会习得我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然而，有趣的是，看多了我的违规行为，他们自己开车时却表现得完全相反，竭力避免做出这种违法行为，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潜意识中会结合我妻子截然不同的做法——她绝对算得上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司机。从这件事中我们能够发现，家庭动力结构，也就是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模式，对我们的成长影响巨大。

作为父母，我们言传与身教的内容几乎永远不一样：“照我说的做，不要照我做的做。”举例来说，大多数父母会教育孩子说谎是错误的，然而，有时孩子去接电话，而我们恰好不想与打电话的人交谈时，就可能奋力摆手示意孩子，让他们告诉对方我们现在不在。通过观察我们的行为，孩子们明白凡事总有例外，规则也可以被打破，我们有时会口不对心，而信息也有混杂的时候。

就父母双方而言，他们的观点产生分歧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例如饮食健康、孩子们看电视的时间，以及我们家的例子——交通规则问题。父母会做出不同的示范，然后孩子们会以如何做能够吸引父母注意和关爱为标准，对这些不同示范进行筛选并做出最终选择。

有时孩子们甚至会完全复制父母的某些行为，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基因造成的，然而事实绝非如此。我的儿子绝对没有遗传让他说“为何”这句话的基因。孩子们近距离观察父母的个人风格、性格特征及行为模式。作为刻苦勤勉的好学生，他们敏锐无比。有时，我的孩子们在指明我的失误时，尖锐得让人逃无可逃。

身份认同

如果说身教是一种模仿，那么身份认同就是孩子通过代入父母的角色来体验他们的某些方面。孩子将父母的言行代入自身，并将其当作自己本身的一面。

身份认同产生的根源是爱意或恐惧。如果出自对父母的爱意，孩子会通过模仿父母来取悦他们，或者避免不同给他们带来的不快。举例来说，我的儿子在8岁那年，曾就我写的一本关于办公室政治的书的内容向我提问。听了我的解释，他开始将书中的一些观点运用到自己的学校生活中去。比如，出于对逢迎策略的好奇和兴趣，他将这种策略用在一位老师身上。

他对这位老师的领带大加恭维，结果当然也十分喜人（尽管他将这件事告诉我之后，我提醒他不要太言过其实，因为这种逢迎策略一旦被发现，很容易适得其反）。这是儿子在同自己最亲爱的父亲的兴趣产生身份认同，并将之运用到生活中去，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因为我对他表现出父亲对儿子的爱，作为儿子，他也很爱自己的父亲，因此想要同爱的人相像。

这种爱的传递会令我们陷入迷失自我的危险中，我同父亲的关系几乎也是这样的。父亲对待女性的态度一直十分矛盾，而面对同性时则显得更加轻松自在。我在家中排行第三，家中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是唯一的男孩。单纯因为我是男孩，父亲就对我倾注了更多关爱，以及他自己未竟的梦想，这一点一方面给我造成了不少困扰，另一方面也让我受益匪浅。他对待我的方式与对待我的姐妹完全不同。

最小的妹妹出生后，母亲要同时照顾4个不到5岁的孩子，实在是不堪负荷，这也导致我小时候经常脾气暴躁甚至不守规矩。母亲生气时就会掌掴我（有时候会在头上扇一下），有时还会变得急躁易怒甚至抑郁消沉。然而在晚年，她却表现得十分体贴又善解人意。我一直清楚她非常爱我。自我蹒跚学步起，父亲就尽力同我进行情感交流，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该死的（至少我这么认为）正规学校教育开始之后，我极不情愿上学，他对我的这种行为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和支持，母亲也是一样。他们认为学校教育会扼杀孩子的创造力，对于这一点他们的憎恶有志一同。实际上，鉴于英国教育组织的可悲现状，我也倾向于认同他们的观点，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将孩子集中照看，以便父母腾出手去工作。

然而，父亲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十分矛盾。他自己就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对知识十分热爱。更重要的是，这问题涉及我——他唯一的儿子。父亲未竟的梦想之一就是进入一所知名的重点公立中学，因此希望我替他实现这个梦想。他的背景和教育使他遭受阶级观念的轻视，在某些方面，使他变成了一个自命清高的势利眼[这并非个例，乔治·奥威尔幼时在圣居普良学校接受早期教育，5年后父亲也就读于这所学校。在奥威尔的回忆录《这些，这些就是快乐》（Such, Such Were The Joys）中，它被描述为一所令人耻辱、傲慢势利、消磨意志的学校]。

我的祖父有5个兄弟，他本身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医生兼牙医，性格却残暴专横。他的父亲在北安普顿经营两家杂货商店，因此祖父对自己卑微的出身十分清楚。我父亲的两位兄弟也都和他一样接受培训并成为医生。他们三人都在上流的剑桥大学马德林学院读书，曾就读的中学也十分体面，然而却绝对算不上上流公立中学。

父亲的大学经历告诉他，那些就读名校的学生能享受成日畅饮美酒、纵情享乐的伯蒂·伍斯特式的生活（Bertie Woosterish life）——至少在父亲的想象中是如此。这一模式与父亲自己为了获得医学学位而付出的漫长而艰辛的努力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如果有一天他有了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儿子先到重点中学读书，然后再进入剑桥攻读学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他的儿子，同时还有父亲本人——因为作为代理人，父母也会同子女产生认同）成为精英中的一员，同时获得最多快乐。

不幸的是，由于父母这些自相矛盾的观点，我自己的求学之路也变得坎坷起来。我漫长的求学路上，充满了无数失败和挫折，有时几乎和灾难无异，而父亲总是在我身边不断支持和鼓励我，即使面对一个不容置疑的有力事实——我的脑子并不聪明，就如同谚语中所说的那样，我简直是榆木脑袋不开窍。

事情的开端并不完美。时至今日，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4岁第一天上学的情景。课间休息时，我在操场上随机攻击了两个年长的男孩，理所当然地，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来拽去，狠狠地欺负了我一番。也正因为这件事，我父母同意让我休学一年。

直到8岁那年，我才进入一所要求比较宽松的学校读书，不过后来我又被送入一所严格无比的学校。事情发生在1961年，我由于行为不端，不服管教，经常被校长用球拍教训。那时我学习不努力，成绩也总是徘徊在班级垫底的几名（每周的成绩排名都会被当众宣读，而垫底的3名永远在阿伦特、卡朋特和詹姆斯——也就是我中排列组合）。在我10岁半的时候，校长将我的父母请到学校，吓唬他们说我“精神异常”，需要接受特殊教育，必须马上离开学校（哈哈，然而多年后，校长和母亲同桌用晚餐时，回答别人询问的“这些年奥利弗过得如何？”一类的问题，总是能让母亲获得极大享受和满足）。后来我被送到位于肯特郡的一所寄宿学校，但我的不良习惯和读书不努力仍旧没有任何改变。

我的成绩实在太过糟糕，因此得到重考的机会时我感到无比幸运。父亲亲自开车送我到一家补习学校，也就是一家傻瓜训练营，恳求重点中学再给我一次机会。他虽然对我的情况表示理解，但警告我说这次机会是我最后的希望了。他迫切地希望我能进入重点中学，这让我也变得迫切起来。在接下来的10周时间里，我每天早上（甚至包括周日）7点起床，早饭前接受法语和拉丁语词汇测试。每周六早上进行一次完整的入学模拟考试，无论进步还是没有任何进步，考试结果都会被无情公开。我的表现仍旧糟糕，也因此受到惩罚，通常是被罚去跑步。在那10周期间，我慢跑的距离肯定超过上百公里，却只挨过一次打（因为我冲池塘里的鸭子丢石子）。补习结束时，我的考试分数几乎翻了一番，最终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然而，上帝啊，我一进入重点高中就重拾恶习。第一学期结束时，我没有通过学校内部考试，因此不得不退级重修。

就读期间，我每周都会收到父亲至少两三封来信，他语重心长地劝我遵守校规好好表现。参加普通水平考试后不久（也就是现在英国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GCSE），成绩还没有发布，父亲就带我到一家酒吧喝皮姆酒。他没有冲我大发雷霆，而是十分平心静气，冷静地指出我现在面临的3个选择，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十分古怪的3个选择。他告诉我，我可以选择现在就辍学，然后到南部斯文顿市的铁路工作（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在他的想象中，那所城市会雇佣那么多铁路工人），或者辍学到伦敦做一名股票证券经纪人，又或者继续留在学校读书，以后考入剑桥大学。

出于对父亲的全然信任，我接受了这道选择题，虽然这其实称不上是个选择题，因为并没有其他选择是正确的。尽管我对到铁路这个选项十分心驰神往，然而对于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却没什么兴趣。我们的家族一贯认为：在金融业工作与加入纳粹党黑衫军无异。而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则几乎等同于成为贝尔森集中营的卫兵，所以对于这个选择我丝毫不予考虑。

因此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就是唯一的选择。我对父亲的共鸣式身份认同太过强烈，因此几乎从没想过问他，自己是否能到比剑桥稍差的大学。父亲提醒我说，我考试的机会已经不多了（确实，我的总成绩是7，每科成绩都很差），因此必须要加倍努力。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这项计划表示赞同，随后两年中我就像个超级大书呆子一样努力念书，有一段时间会用大麻来麻醉自己作为调剂，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对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摇滚乐的痴迷。

聊到现在，读者可能也猜到了，我中学单科高水平考试（A level）的结果并不让人满意（我在其他考试中成绩也不理想，不过就像我常对孩子们说的那样，当时的高水平考试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考试，第一名就是真正的第一名，并非现在那些伪造夸大的数据）。幸运的是，我获得了参加剑桥入学考试的资格，还学会了如何回答论述题。最终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剑桥入学考试，被父亲的母校录取。

然而事情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进入大学后，我并没有实现父亲的梦想，过上伯蒂·伍斯特那种享乐的生活。原因之一便是当时已经是1973年了。尽管在短短10年之后，由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Mrs Thatcher）的统治加上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小说《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完美改编的电视剧的影响，这种潮流又一次流行起来。但在当时，这种行事方式早已过时。更重要的也是最让我父亲感到伤心的是，我对重点中学学生那套行事方式表现出了强烈反对。一种全然不同的身份认同开始逐渐显现，而这来自我的母亲。

母亲出生于一个富有家庭，然而她自幼被一位目不识丁的塔斯马尼亚保姆带大，因此她对自己命名的“工人姐姐的诚实正直”这种观念深信不疑。为了践行这一点，我的间隔年在曼彻斯特边缘的一处住宅区度过（被称作哈特斯莱，5年前臭名昭著的沼泽杀人案就发生于此）。剑桥大学是完全的上流贵族学校，与我一同狩猎、射击、钓鱼的同学都自视甚高而胆大妄为，对于这一点我实在是十分反感（实际上剑桥大学甚至豢养了自己的小猎兔犬群）。相反，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读书和高谈阔论上。因为我这次的行为几乎算是对父亲未竟梦想的一种背叛，后来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能够彻底恢复到从前，尽管由于他对我的身教，我们一直对学业有着共同的热爱。

说了这么多题外话，最重要一点的就是父亲对我从未放弃，这是因为我们父子都深爱着对方，因此我也应父亲的请求重返正轨。爱可能是身份认同的根源所在，我在本书中努力阐释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对这件事的最大证明：父亲曾是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母亲也曾从事这个行业（这对我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父亲完全赞同后天培养决定人未来发展这一观点。这种对先天—后天辩论的长期痴迷并非是基因遗传造成的，而是我对父母的身份认同决定的。然而，爱并非这种身份认同的唯一成因。

而如果子女对父母的身份认同是为了逃避糟糕的情况，例如训斥、惩罚甚至是体罚，那么与施虐者的身份认同就是一种抚慰他们的方式。这相当于告诉他们，“不要再伤害我了，你让我怎样我就怎样，我其实就是你自己本身啊。”在这种情况下，施虐者伤害他们的可能性就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