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是父母子女拥有相似之处的一大成因

除了这三种学习机制（言传、身教、身份认同），虐待是子女同父母相似的最大成因。这是因为，虐待会开启绝望而强制的机制，进而造成人们重蹈覆辙。

我们长大后，很快就会察觉出父母的言传身教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因此自主选择是否停止。想要摆脱与父母的身份认同当然要难一些，因为这早已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然而，最困难的却是克服幼年时遭受虐待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简言之，父母的消极情绪会通过虐待传递给子女。如果我本人悲观抑郁，那我就可能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孩子。如果你的父母通过某种特别方式让你感到难过，那么这种情绪可能仅仅是对他们的悲观情绪的一种复制。

而让他们感到悲观失望原因很可能是一致的。如果父母因为自己肥胖或智力不足而沮丧，他们就会通过一种高压教学的形式，将这种观念植根于子女的脑海中——“你很胖，你很笨”。他们也可能通过某种行为将这种思想灌输给孩子，比如在众人面前对孩子进行羞辱。“我很好，”这些父母们事后感叹道，“而你不是。”

虐待的形式包括精神虐待（例如受到不当处罚、被粗暴对待、看到其他兄弟姐妹更受父母喜爱）、对精神或身体忽视，以及身体虐待、体罚或性虐待等。如果我们曾遭受虐待，就会产生严重的悲观情绪，而这会决定我们感受整个世界的方式。它们会顽固地留在我们身体内部，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因为孩子们对抗这种悲观情绪的方式就是将这种情绪在与其他人的相处中进行重演，包括幼年时与兄弟姐妹和其他同龄人相处，以及长大后与恋人、同事或是朋友相处。

举例来说，一个女孩会从父母双方接收大量负面情绪。父亲在饭桌上反复申述自己在她这个年纪比她聪明太多，而母亲则会不断挑剔说她实在太胖了。实际上，这反而会让她吃得更多，变得更重。这也导致女孩对自己抱有极度消极的看法，认为其他人也不喜欢自己，觉得自己又胖又蠢。不论是年幼时还是长大后，她都会选择与那些骂她胖、不把她当回事的人交朋友，并以此来继续这种虐待。尽管这样的情况会让她难过，但这是她最熟悉的方式，反倒比那些和善的对待更让她感到舒服自在。尽管如此，她也保留着一丝微弱的希望，希望这次，这个新的朋友会让事情变得不同。

研究表明，这种情感虐待是最具毁灭性的虐待。如果我坚持告诉我的孩子他们很蠢、很丑或是很糟糕，他们的内心就会觉得不满和受到伤害。如果我对一个孩子更偏心，对其他孩子来说，伤害也是很深、很难被治愈的。尽管我们不愿承认，但事实上，所有父母都会在无意中对子女进行或多或少的虐待，而大多数人或许完全不曾意识到自己有过这种行为。实际上，所有人际关系中都能发现虐待的影子，包括同事和朋友之间。然而，如果这种反复极端的虐待来自父母，那么它造成的伤害就会尤为强烈，这是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和双方力量悬殊造成的。

对于这种将自己厌恶的消极情绪投射到他人身上的现象，我把它称为“我很好，而你不是”机制。如果我感到愤怒或悲伤，那么通过激发他人情绪，我可能使自己得以解脱。我们每天都会将彼此当作自我厌恶情绪的垃圾桶。

如果这种事件不常发生或者是十分微小、转瞬即逝的，那么它就不会造成任何长久伤害。因此，你在工作情绪不佳时，就可能会发邮件给同事，催他们交齐早该上交的文件。你自认为这只是在完成一项工作，然而在潜意识中，你选择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向他们施压，内心深处也明白自己是在找麻烦。因为这会加大他们的压力，你通过将这种负面情绪发泄到他们身上来减少自己的负面情绪。在潜意识中，你明白当他们看到邮件时，一定会诅咒一句，会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额外压力而感到焦虑。你明白他们打开文件后，会心跳加快、血压上升、眉头紧皱，而这会让你在按下发送键的那刻觉得有一些舒缓。你的整个身体都会感到一丝放松，还能够使自己在消极的情绪中得到一丝小小的暂时解脱。

家庭成员之间有时也会这样对待彼此。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停止写作，给妻子发个短信问她是否记得该给自己的车安排车辆性能检测，从而让她感到烦恼。这其实就是家庭生活的经纬脉络，电视剧《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将这种论调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进行了呈现。当然，这些做法大多是无害的，可能只会造成短暂的情绪低落，然而由于父母和子女力量对比明显不同，如果父母对子女做这样的事，造成的影响就会大得多。

如果我发现孩子已经很累了，一整天都过得很糟却还没有完成作业，这时我可以选择用一种严厉或温和的方式以及时机，告诉他们应该完成自己的作业了。我可以用：“我很好，而你不是”的方式，又或是选择尽量不把自己的情绪垃圾发泄到他们身上的方式。如果他们正好要看期待已久的《辛普森一家》的最新一集，而我选择这时候和他们说该做作业了，他们一定会感到懊恼生气。

如果我当时很忙，或者因为工作不顺而心情不好，那我很可能会在潜意识中选择这种不合适的时候和他们说。作为家长，我就能将自己的坏脾气发泄到他们身上，比如直接关闭电视催促他们赶快完成作业。尽管愤怒的哭闹会让我更加生气，但他们却没法用相同的方式对待我。作为家长，将孩子当作自己的情绪垃圾桶，对他们发泄不良情绪对我来说更容易。

这件事本身不是什么大事，但如果我反复如此，孩子们就会准备好做我不良情绪的垃圾桶，而这种模式会演变成一种精神虐待。如果我将“关闭电视”这种压制手段也运用到其他事情中，就会让孩子们生活在一种对于我的坏情绪的无名恐惧中。或许我还会用烹饪来激发他们的消极状态——“爸爸，你知道我讨厌意大利面里放太多罗勒酱的。”我可以将车开得飞快让他们感到恶心甚至害怕，可以在接他们放学时总是迟到，在他们想要待在家中的时候拖着他们陪我到高尔夫球场，用数不清的家庭琐事来一点一点地折磨他们。慢慢地，这会变成一种亲密的家庭恐怖主义，这种情况下我只要随口提一句话或是做出某种动作，他们就能够收到信号：虐待模式开始启动。孩子们觉得自己每天都提心吊胆，要随时留心虐待开始的迹象，因此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对于父母来说，这种模式产生的根源通常是他们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得到过同样的对待。我的一位患者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这种模式的受害者。我们共同努力，让他得以避免将这一模式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然而，他童年遭受的虐待偶尔会在他处理与其他成年人的关系时不断闪现。举例来说，因为一位女租客让他回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他就冲着她发泄情绪。

他发现自己对这位租客总是情绪暴躁。他同母亲之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到底谁是对的。这位患者总是觉得租客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她答应帮忙照看孩子却没能做到，有的房间不许进入她却违反了，还有类似的事。他开始选择一些特定的语言和时间来冲她发泄自己的愤怒情绪，让她也感到难过，就像他的母亲对待他一样。因为我们能够分析出哪些按钮会让他的房客触发他的坏情绪，所以他能够比较冷静地处理各种问题，用一种不会造成不良情绪的方式与房客协商，而非故意让她难过。如果没有对事情深入分析，他就会继续用这种方式对待那个可怜的无辜租客，让她也承受他年幼时承受的痛苦。

实质上，他是与那个房客产生了一种身份认同，就好像现在的房客就是童年时的自己，然后通过折磨别人来重演母亲折磨他的情景。将自己代入母亲的角色，他就可以避开自己当年受的苦。我们通常会以这种方式重演过去，期盼能够获得不同的结果。我们要么选择主动折磨别人，要么寻找受折磨的情景或是让别人折磨自己。然而，这些完全没有作用。

这种“我很好，而你不是”的情绪之所以能够完美隐藏，是因为它早已成为我们内部情绪的固有组成部分。我们对它太过熟悉，就像我们熟悉厨房里的水池一样，因此难以注意到它的存在。与之相反的是，一些更为明显的虐待却会让人更容易牢牢记住并识别出来，例如身体虐待和性虐待。

作为心理医生，我经常听到患者谈及试图重现曾经的受虐待情景，比如在人际交往中重复这种模式，甚至包括同心理医生的相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通过成为受虐者或是虐待他人来重现过去，心里却无比期盼这次的结果会和从前不同。他们被困在精神创伤的跑步机上，受到循环不停的伤害，希望通过重复过去的经历，在下次得到不同的结果。对于一个优秀的心理医生来说，他的核心任务就是帮助患者认清这种模式的真正根源，同时在治疗过程中为他们提供一种全新的体验。

虐待就如同房间里的光或是空气，我们对它们的存在太过习惯，认为它们太过理所当然，因此很难发现。然而有一点是不变的，我要不断地帮助患者相信那些难以置信的事实：他们确实受过父母的虐待，那些经历真的就是那么痛苦，几乎每个患者都是如此。他们就像那些惊弓之鸟，极不情愿面对父母曾经无情甚至残忍地对待过自己这一事实。在同心理医生接触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的温暖和支持给了他们一种不同体验，让他们在疗程结束后，能够同家人、朋友和同事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

长大后，受虐儿童通常会变得酷似自己的施虐者。这一点在遭受生理虐待或性虐待的极端事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大部分施虐者都曾遭受过相同的虐待。由于受到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影响，我们所有人都会为父母辩护，极不情愿批判他们的所作所为。曾经那个脆弱的孩子还住在我们内心深处，害怕自己的反抗会招致恶果。受虐儿童在为父母辩护时不遗余力，这一事实简直让人震惊。治疗刚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曾经受过虐待的患者宣称“我的童年十分快乐”。

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我遇到连环强奸杀人犯弗雷德·韦斯特（Fred West）的女儿。她坚持为父亲辩护，维护他的名誉。尽管她很清楚父亲的罪行罄竹难书，甚至连她自己都曾是受害人。

精神疾病的最新观点认为，上述现象的主要成因在于虐待而非基因。由临床心理学家约翰·里德建立的创伤后遗症模型（Traumagenic Model）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这种模型认为，与其说这是一种疾病，不如说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者说就是这种症状。人们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做出了严格界定：脱离人类控制，大脑突然迸发入侵式的想法或记忆，有时甚至包括幻觉；对亲密关系和困难问题进行逃避；无缘无故的消极情绪和想法；突发或轻易被激怒、反应过激及过度敏感等。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通常都试图通过毒品和酒精来控制这种不快的状态。在许多精神“疾病”中都能够发现这一系列发病症状。

最新研究表明，并非某种特定形式的虐待会导致某种特别的精神疾病。事实上，所有受虐待的儿童都会同时遭受多种精神疾病的折磨：焦虑症、抑郁症、情绪失调及妄想症。长大成人后，他们比那些在童年时期更少遭受虐待的同龄人更容易产生情绪悲观。虐待的特定形式，例如孩子曾被人嘲笑丑陋或是遭到某种形式的忽视，能够决定消极情绪的内容。那些认为某些精神疾病是孤立存在的，与其他疾病没有任何重合的说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这种全新的模式被称为“创伤后遗症”（Traumagenic），这是由于几乎所有成年人消极情绪的爆发都是过去的创伤造成的。父母的影响导致这些受害者随时准备好了遭受这种威胁。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都可能激发他们不正常的过激反应。

极端的情况包括：强奸受害者如果突然回想起遭受袭击的细节，会觉得自己突然又回到了当时的卧室或是后巷，而强奸犯正在侵犯他们。一些微小的细节，例如一个名字或是一种声音都会触发他们的回忆。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突然闪现的回忆就如同现实一般，当创伤的“视频片段”开始播放，事情就如同在真正重演一样。就像我们会感觉梦境同现实一样真实，那些受害者重历创伤的感觉也是一样。

这种“经验性视频”同幻听和幻视不同。很显然，很多精神病人的幻觉都不过是回忆的不同版本——例如听到童年时听到过的告诉受害者他们是坏人的声音，或是看到当时真正的施虐者出现在屋子另一边。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可能会重新解读这些经历，最终使其变得完全不同。因此，当在某些经历中我们显得十分弱势时，我们会将自己幻想为一个力量强大无比的人，一个更安全的人，比如上帝。这就是妄想症的真正成因：妄想症并非物理性的故障，也不是基因缺陷造成的大脑缺陷。但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精神病学专家一直坚持相信这种错误理论。

如果孩子受到父母的诱骗，并将这种经历视作正常，那么当他们长大后，意识到这实际上不正常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抑制这些回忆。因此，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时会乐在其中，甚至还能体验到一些性兴奋。这种虐待可能是他们能够体会父母关爱的唯一途径。关于这种禁忌的秘密，他们拥有矛盾的感情，这也使他们在长大后回想起这些记忆时感到更加痛苦。这种记忆与秘密会以幻觉和妄想的形式迸发出来，而幻觉的内容基于原始创伤。因循守旧的医生或是基因学家对患者的想法不屑一顾，认为那纯属大脑功能失调的产物。事实上，这些妄想和幻觉包含的内容意义十分重大。

多数情况下，这些经历都是痛苦的。不论是极端的情况——例如强暴，还是不那么极端的——例如呵斥和挨揍，都会演变为一种模式，并在现在不时迸发。所有精神疾病的核心都是过去的事件在现今重演，不论是表现为患者误认为过去真实的痛苦经历发生在现在，还是扭曲记忆中的某个方面。

这些当然只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然而在某些时刻、方面，我们所有人都曾是受害者，无人能幸免。最关键的是，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兄弟姐妹和我们受到的虐待和关爱都是完全不同的，这也导致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怪癖。

概括一下我的观点——我们与父母相像的关键因素就是：

 

· 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说子女如同人质一样竭尽全力地通过模仿父母的性格特征，同父母也就是“绑匪”建立感情联系并获得他们的喜爱。他们通过言传、身教、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学习来实现这种目的。

· 父母虐待或关爱子女造成的直接影响是，抑郁的父母会让孩子变得抑郁消沉。同样，父母的关爱也会让孩子感受到爱和关心。

· 父母“我很好，而你不是”的潜在心理诉求，会让父母将与自身遭遇相同或相似的虐待施加到自己子女身上，以期自身情况好转。而这也会导致子女和父母抱有同样的想法。

· 受虐儿童会不断重复过去的情景，希望这一次结果能变得不同。他们可能会让自己身处一个与过去十分相似甚至相同的人际关系或是场景中，又或者通过刺激他人来让他们重现父母对自己的虐待。

 

有些读者或许会觉得以上这些对于孩子同父母相像的原因概述得比较苍白无力。我要强调，我们性格中的积极方面也是通过上述机制养成的。由于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作用，我们也很容易接纳积极的心理特征，不论是言传、身教还是与父母的身份认同。

正如上文所说，由于父亲的影响，我就是这种现象的一大受益者，尽管它也导致了一些消极后果。如果家庭中存在一种“我很好，你也很好”的模式，孩子们就会感受到父母的关爱、支持与鼓励，因此能够健康茁壮成长。父母会告诉孩子，他们漂亮可爱、善良贴心又聪明能干，等等。我们不遗余力地呵护孩子们并促进他们健康成长。而他们长大后，也能从这些积极的心理中不断获益，如同虐待和其他消极心理会对他们造成伤害一样。

更重要的是，我们童年的受虐经历经过时间的洗礼，就如同暗淡的铅蜕变为闪亮的金那样，绝望恐惧甚至能够转化为创造与领悟，而我们长大后的很多成就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很多伟大的艺术品由此诞生，从约翰·列侬的尖刻辛辣的歌词、凡·高的传世自画像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作《到灯塔去》，无不如此。只要我们能够明白不论在家庭还是工作中，很多常见的难题都是因为你将他人错认作童年时虐待你的父母而产生的，就会从这些困扰折磨中解脱出来。

例如，你觉得上司是个暴君，也明白自己会把他同自己的父亲弄混。这时，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积极或消极心理，就能够用来处理这样的问题。或许父母一方脾气暴烈，而另一方却善于倾听，有时还陪我们嬉笑玩闹，以此让我们开心起来。对我们来说，父母如同明亮的火把，能照亮黑暗，帮我们摆脱工作时的困境。

本章中的一些观点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在下一章中，我会详细描述我们是如何变得与父母相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