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郑都官诗”。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今其集不行于世矣。梅圣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会饮余家，刘原父戏之曰：“圣俞官必止于此。”坐客皆惊。原父曰：“昔有郑都官，今有梅都官也。”圣俞颇不乐。未几，圣俞病卒。余为序其诗为《宛陵集》，而今人但谓之“梅都官诗”。一言之谑，后遂果然，斯可叹也！

附：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庐陵欧阳修序。

荫补：因祖先功勋而补官。

有司：指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

辟（bì）书：征召文书。

王文康公：王曙，生年不详，卒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字晦叔，官至枢密使，谥文康。

亦不果荐：也不当真（向皇帝）推荐。

清庙：即太庙，古代帝王的宗庙。

商、周、鲁颂：指《诗经》中的颂诗。

遽（jù）：遂，于是。

【评析】

郑谷是晚唐重要诗人，当时与许棠、任涛、张、李栖远、张乔、喻坦之、周繇、温宪、李昌符并称“芳林十哲”，后世称“咸通十哲”。明朝胡震亨《唐音癸签》称郑谷诗“以其近人，宋初家户习之”。

“近人”，亦即“易晓”。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也说郑谷的诗“清婉明白”，但又说“不俚而切”。“不俚”是“明白”的底线：虽明白，但不俚俗。诗词本脱胎于民歌俚曲，但在文人笔下，仅止“不俚”，似还品格不高。而欧阳公说郑诗“多以教小儿”，则更降一格，虽言“极有意思”、“亦多佳句”，可难掩轻蔑之意。可见，欧氏虽标榜平易，但反对“容易”。

郑谷的诗明畅自然，写景贴切，寄情疏淡，属对工致。如其名作《鹧鸪》：“暖戏平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唤湘江浦，苦竹丛深春日西。”诗中写到鹧鸪的嬉戏、美好齐整的羽翼、近似山鸡的品格、雨天在青草湖边飞过、花落时节在黄陵庙里啼叫；继而写听到这啼声，游子泪湿远行的衣袖，佳人低眉不能再唱；结句写鹧鸪在湘江岸边相互呼唤，苦竹丛深，春日西坠……诗人咏物寄情，由亮丽渐转忧戚，笼罩着一种淡淡的哀怨和忧伤。

《唐诗鼓吹》说郑谷这首诗“纯用比、用兴，故佳”。金圣叹在《选批唐才子诗》中说：“咏物诗，纯用兴最好，纯用比亦最好，独有纯用赋却不好。何则？诗之为言，思也。其出也，必于人之思，其入也，必于人之思。以其出入于人之思，夫是故谓之诗焉。若使不比不兴而徒赋一物，则是画工金碧屏障，人其何故睹之而忽悲忽喜？夫特地作诗，而人乃不悲不喜，然则不如无作，此皆不比不兴，纯用赋体之过也。相传郑都官当时实以此诗得名，岂非以其‘雨昏’、‘花落’之两句？然此犹是赋也，我则独爱其‘苦竹丛深春日西’之七字，深得比兴之遗也。”

“诗六艺”，“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种类型，“赋、比、兴”指三种写法。赋，对事物记叙铺陈；比，以近事物比远事物，写近以为述远；兴，由眼前事物发挥或寄寓情思，表现主观。一首诗总应表现点什么，总应有所“兴”，至少有所“比”，而不能只是照镜子似的描绘外部事物，所以金圣叹说“纯用赋却不好”是对的。但绘画同样是表现，而非只是“徒赋一物”，仅仅无“我”地描摹。再者，比、兴只有运用自然、得当，所比、所兴真诚、动人，才为好诗，而非纯用兴或纯用比定是佳作。而且，咏物诗不能不赋，不然比、兴便没了依托。所以，诗之好坏，不在一词一句、何种手法，而在整体；整体音谐意切，情景浑然，予人美感，动人心脾，方为上品。

而欧阳公在《宛陵集》序中，表达了他的重要诗学观。他实则将诗分为两等：穷而后工者，寄情山水，探究鱼虫，因忧思感愤郁积而兴怨刺；用于朝廷者，则歌咏王朝，颂扬帝王，写作如《诗经》雅、颂一样伟大的诗篇。欧阳公虽然赞扬梅氏之诗，但在他看来，梅诗毕竟尚属穷而后工之作，未如歌咏大宋者之伟大。不过，他说忧思感愤郁积于内而兴怨刺、写人情之难言，倒也道出诗缘情而发、言难言之言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