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
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答问》中法律解释的主要内容是司法实践中的私家解释。它既是对以往司法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同时又是对现实生活中法律适用的实践指导，具有极其深广的现实意义。在答问中有不少地方采用了判案成例作比照的办法来作答，这正体现了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的操作性特点。从《答问》的内容来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刑罚适用
《答问》第1简“害别徼而盗，加罪之。”对“加罪”作了解释，捕盗者在背地里作盗犯罪，为此处以重刑。根据行盗人数和所盗财物的多少，处以“斩左止”、“黥以为城旦”、“黥劓以为城旦”等不同的刑罚；但对于为什么要加罪处刑呢？则未作说明。这里无须对立法的依据作出说明，而只要指明怎样的罪名需要加罪、如何加法。在这一款中处断明白，分别不同情节作出不同的刑罚处断；这些不同的刑罚与后代的“刑等”相类似。“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二十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二十以下到一钱，迁之。求盗比此。”分成四种情况，其刑处要件是行盗人数和赃物价值；五人是一条界线，六百六十钱、二百二十钱又是一条界线。说的是“害盗别徼而盗”，实际上“求盗比此”一语就点明了对所有捕盗者犯盗窃罪罪处的刑罚适用。
又如：第119简有关“诬告”罪的法律解释：“完城旦，以黥城旦诬人，何论？当黥。甲贼伤人，吏论以为斗伤人，吏当论不当？当谇。”前者是对他人的诬害，理应受到反坐，后者则是“吏”执法者将杀伤人错判成斗殴伤人罪，重罪轻判，“吏”要不要处罪？应当斥责，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要予以行政警告。这样就区分了当事人的不同身份，当事人的身份不同法律适用也有所不同。《答问》将这样两条放在一起，为的是要司法者分清诬告与错判的不同性质，处断当然也就不同。
2．以罪名为判罪的依据
春秋时期，楚国、晋国、郑国都有立法活动。在郑国，围绕公布成文法“铸刑鼎”，还曾展开过一场大辩论。直到战国初魏文侯国相李悝，在吸收其他各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法经》，真正完成了由“刑名”向“罪名”分类的转化。
从古代法制的发展而言，至周秦，判罪量刑的依据已从犯罪行为向罪名的确定转化。《答问》所揭示的判断依据主要的正是罪名而不是罪行。例如《答问》第14、15、16简中对丈夫盗钱，其妻藏匿的行为所定的罪有“盗”（盗窃罪）、“守赃”（守赃罪）等。又如《答问》第33、34简中司法官吏处断不当的有“失刑罪”（用刑不当罪）、“不直”（处断不公罪）等。而且，秦律中的罪名与刑名又往往同一。例如第117、118、119、120简是有关诬告罪的条款，第117简上说：“当耐司寇而以耐隶臣诬人，何论？当耐为隶臣。”应判处耐司寇的人，以应耐隶臣的罪名诬告他人，如何处断？诬告者应耐为隶臣。第118简上说：“当耐为隶臣以耐司寇诬人，何论？当耐为隶臣，又系城旦六岁。”应判处耐隶臣的人，以应耐司寇的罪名诬告他人，如何处断？诬告者应耐为隶臣并为城旦六年。从中可以看出秦律的量刑尺度，以较自己为重的罪诬告他人，从重处理；相反的情况，以较自己为轻的罪诬告他人，亦从重处理再加刑。在这里“耐司寇”、“耐隶臣”都是刑名，也用作罪名；至于这些人为什么犯罪，有哪些具体的犯罪行为，在这里都没有说。又如，第183简“甲诬乙通一钱黥城旦罪，问甲同居、典、老当论不论？不当。”行贿一钱判处黥城旦，与诬告者同伍的人是否要连坐？不应连坐。这里也用罪名（刑名）作了确定；而不是只说行贿一钱；数量与罪名（刑名）同时出现，就更见明确了。
3．犯罪动机的论定
在《答问》中常见“端”字，表示故意的意思。秦律已经明确犯罪动机为量罪判刑的依据之一。例如第43简：“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甲控告乙，情况不实，对甲要不要处理？解释是这样的：如果是故意的，作诬告论处；不是故意的，作为控告情况不实处理。此拟案的当事人是普通百姓，而对于执法者的“吏”来说又是怎样呢？第33、34简中就针对“吏”违反了司法程序而出现误判的情节，司法解释是这样的：“吏为失刑罪；或端为，为不直。”一般的误判是一种过失，以用刑不当论罪；如果是故意的，则以不公论罪。至于具体的刑罚处断尚不清楚，这可能与所误判的案件性质包括罪行的轻重有直接关联；在量刑上是会发生困难的。在第38、39简中在提到控告不实的犯罪时，对故意不实控告者的处罚就存在着分歧；好在《答问》将这种分歧作为司法解释写了下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原文是这样的：“（告人）盗百，即端盗加十钱，问告者何论？当赀一盾。赀一盾应律。虽然，廷行事以不审论，赀二甲。”此款说的虽是普通百姓之间的故意不实控告，但对“吏”来说法理是同一的。控告者故意私加十钱，按秦律律文应处罚一盾；但是在以往的实际办案中则处罚二甲。有没有定论？没有。这个解释权好像是给了司法者了。
《答问》有时又用“欲”、“不欲”来表明当事人的行为动机或犯罪意识。如第30、31简对橇门的盗窃行为就处理得比较严，只要是橇开了门的，不管是否以盗窃为目的，“抉之且欲有盗”、“抉之非欲盗也”，都要处以赎黥的刑罚；即使不是去行窃，门也没有橇开，也还要罚以赀二甲。在法律解释中区分犯罪人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是秦律刑罚适用原则之一。它既给司法有灵活掌握的量刑范围，又要求将动机与罪证相结合做出明确的相应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