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自治区跨越式发展理念的诞生

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依据西藏自治区的实际情况，1980～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与实施了一系列符合西藏特殊情况的政策、措施。西藏经济在这三次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迅速发展，效益十分明显。在此期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总结经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念，这是西藏跨越式发展的指导性思想基础。

一 跨越式发展理念显现召唤伟力

21世纪是人类发展的新时代，2001年也是西藏跨越式发展战略的酝酿、起源之年。因为，这个战略实施的基础在更早的年代就开始奠基，最后明确形成是在2001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正式确立。

1980年3月14～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主持会议。1994年7月20～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主持会议。三次会议均针对不同年间西藏的事务制定了切合实际的重要政策，指导国家部级单位和东部、中部的省、直辖市援助西藏建设，引导自治区各级政府组织民众发展生产。

例如，1984年2～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实际的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标志着全国性的援藏工程的开始。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由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广东省、山东省、福建省等9个省、直辖市和水利电力部、农牧渔业部（1988年更名为农业部）等有关中央部级部门帮助西藏建设43个中小型工程项目。43项援藏工程建设内容涉及10个行业，包括电站、旅馆、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和中小型工业企业，总投资4.8亿元，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援建方式被称为“交钥匙工程”，即从设计、施工到室内一切设备用具及管理人员的培训等，均由承建单位包干，竣工后交出钥匙，即可投入使用，产生效益。43项援藏工程在雪域高原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高潮，9个省、直辖市等为建设这43项工程共投入了1.9万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些工程。由于43项工程建设项目竣工，拉萨市耸立起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城市街道的夜晚亮起了明晃晃的街灯；空旷的藏北草原上现代化的那曲地区医院拔地而起，藏族农牧民看病不再发愁……藏族民众通过切身的体验，感受了43项工程带来的恩泽。这些援藏项目的竣工、使用对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基本满足了当地旅游业的需要。这些项目被人们誉为高原上的“43颗明珠”，也被写入西藏20世纪80年代闪光的史册中。

到了1985年，西藏自治区已经建立20周年。198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各族各界3万多人在首府拉萨隆重集会，庆祝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庆祝大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代表团团长胡启立同志在庆祝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贺电。这份贺电指出：“现在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政治、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西藏的建设十分关心。中央和全国各地过去从各方面对西藏给予了大力支援，今后还将继续努力给予大力支援。”9月2日，中央代表团团长胡启立同志在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举行的常委会上讲话。胡启立说，在西藏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西藏广大农牧民的利益。党中央、国务院唯一的想法，就是西藏的广大农牧民能够尽快地富裕起来，能够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能够巩固我们祖国的统一，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扎扎实实地调查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诚然，与祖国东部沿海省、直辖市相比，西藏自治区经济状况还相对滞后。对于自古就是多民族统一、大家共同建设一个家园的中国来讲，当代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各个民族共同进步，共同富裕。因而，如何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快西藏经济建设，成为我们继续发展议题中需要特别重视、研究的议题。

两年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西藏加快发展新目标。1987年6月29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会见了前来访华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邓小平在与吉米·卡特交谈时阐述了中国的民族政策。邓小平开明宗义就明确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他进一步提出了评价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情况的重要标准，强调经济发展是中心。他说：“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邓小平同志就西藏情况作了言简意赅的分析，并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他深入地阐述道：“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曾经存在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使得西藏经济长期滞后，因而，在西藏广大农区，农作物种植的生产方式长期处于原始形态。例如，“二牛抬杠的耕作方法一直沿袭到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目标很明确，建设现代化国家。可是在一些别有用心人的眼中，特别是西方国家那些带有政治偏见的人物眼中，当今的西藏自治区的状况还不如1950年之前的封建农奴制时代的西藏。邓小平同志此次的谈话，面对西方世界代表人物，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西藏未来发展的战略性目标：从半个世纪前的长期历史形成且遗留下来的落后的经济状况之中，实现“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的目标。回顾那些完成了工业化建设的现代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无论老牌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均花费了200多年的时间。相比之下，西藏发展是跨越式的，是要在几十年时间内走完那些国家数百年才走完的历史路程。1987年以后的西藏经济建设历史，特别是2001年以后的西藏经济建设历史证明，跨越式发展是西藏在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建设战略。

二 源头涌流的清澈活水

西藏跨越式发展战略理念的提出来源、酝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邓小平同志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前半生战斗之中，他就与西藏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等的历史性变迁紧密相连。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向祖国大西南地区大进军的1949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同志为第二书记，贺龙同志为第三书记，同时任命刘伯承同志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同志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分别统筹进军西南和管理建设西南的党政军工作。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市。紧接着，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围歼残留在四川省成都平原的原国民党残余部队。1949年12月27日，第二野战军第18兵团进占成都市。至此，原国民党残余军队头目胡宗南所率领的30余万人基本被歼灭，成都战役结束。历史上的成都战役刚刚结束，1950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4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950年1月8日，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致信中共中央，接受任务，同时也提出了西南局对解放军如何进军西藏的一些建议。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在重庆市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布置进藏工作。邓小平政治委员强调，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他从历史的观点阐述，处理西藏问题“解决者多靠政治”。借鉴历史经验，我们“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他反复阐述解决西藏问题“亦多靠政治。政治问题极为重要”。结合当时情况研读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可以判明他是强调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各种事务，通俗语称之“柴米油盐酱醋茶”，换句话说，就是满足这些物质需求的经济生产。也只有用生产中得到的物质供给，才能切实满足解放军战士、支前民工等大众的“走路”“吃饭”需要。

1950年2月15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签署，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联合颁布《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这项动员令向已经获得解放的四川省军民发出指示：“亲密团结康藏人民，帮助康藏人民从受压迫与落后的困苦环境中解放出来。忠实正确的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团结友爱互助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项动员令强调：“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民生活状况，关怀当地人民的疾苦，并积极帮助他们解除疾苦和困难。”1950年2月17日，邓小平政治委员直接指示第十八军政委张国华，“要专门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要调查西藏的情况。”进藏部队要先研究解放西藏的各种相关情况，提出建议。在扎实工作，集思广益，做了大量的军事斗争、民族团结、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准备之后，同年5月11日，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了《西南局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向中央的请示》。这份报告提出了为和平解放西藏而进行和平谈判的四项条件，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维持现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风俗习惯。

195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很快发出回复西南局电报。该电文首先明确肯定：“西南局的四条较好。”电文强调指出：“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份电文中还要求西南局和西北局再加以研究，“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报中央审查决定（从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当时西藏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更加详细而全面的作为谈判基础的“十项建议条件”。例如，其中，“（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再如，“（八）有关西藏的各项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西南局将十项建议条件于5月27日用电报呈报中央。十项建议条件充分表达了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独具匠心。两天之后的5月29日，毛泽东同志便批复“除第八条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改动表现了中共中央实现西藏和平解放的最大诚意，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同志对于邓小平同志的工作结果相当满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共中央批准与下发了十项建议条件，成为指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随后，邓小平同志指示将“十大政策”全文翻译为藏文，写入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司令部的布告《解放西藏公约十章》，正式公布，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对进藏部队进行政策和纪律教育，也在藏区广泛地宣传，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政策效益。邓小平同志具体领导了大量的解放西藏的工作，为西藏解放呕心沥血，做出重要贡献。在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十项建议条件”上报中共中央还没有满一年的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于北京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的标志就是这个重要协议的签订。于是，一个新历史时代的动人的、充满激情的壮阔剧目在西藏高原社会开启了大幕。历史表明，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中，邓小平同志是第一线总指挥，他在西藏从历史的黑暗走向历史的阳光的大道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