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上游史前、商周考古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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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期与年代

经过发掘的陕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大多数缺乏可供分期研究的地层关系资料,只有浒西庄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可分早、晚两期。因此,在讨论陕西各区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及早晚关系时,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浒西庄遗址的分期情况。

笔者有幸参加了浒西庄遗址的发掘,并了解到该址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陶器分期的某些情况:(1)早期的鼎为敞口、宽唇,腹部较圆缓,腹底交接处圆钝或器腹虽然较直,但到近底部时较斜缓地折向底部,鼎足上部与下部的宽度比差较小(图六,19),晚期的鼎为侈口或直口、窄唇、直腹,腹与底交接处折成直角,足上部与下部的宽度比差较大(图六,18)。(2)早期的斝为折腹釜形,短颈,腹径很大,腹部折成锐角;晚期的斝有的为折腹罐形,腹径较小,腹部折成钝角(图六,21、22)。有的为圆腹罐形,有的器身为筒形。(3)早期的大口深腹罐口部较敞,唇外侈,唇内折棱明显;晚期的口部有向内收敛的趋势或呈直口,唇内无折棱。(4)早期豆把较细长,有的有镂孔;晚期豆把较粗,无镂孔(图六,35)。(5)早期的深腹盆较矮,腹部较圆鼓;晚期的器身较高,腹较斜直。(6)早期多鼓腹罐;晚期多圆腹罐(图六,31)。

浒西庄陶器的分期还很不完善,有待进一步充实。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对判断其他遗址的相对早晚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赵家来的大口深腹罐口部较直,唇内沿无折棱,有的罐口有向内倾敛的趋势(图六,32);案板坪的斝为折腹罐形(图六,26);胡家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武功发掘队:《陕西武功县新石器时代及西周遗址调查》,《考古》1983年第5期。的斝为圆腹罐形(图六,16)。这些情况均与浒西庄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陶器特征相似,因而上述几处遗址可能时代较晚。此外,案板坪还出现了器身肥矮的圆腹罐形鼎和双耳罐(图六,17、25),这些器形很接近于比庙底沟二期文化为晚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同类陶器,这就更加说明这个遗址是庙底沟二期文化较晚遗址的可能。

关中东部及商洛地区的几处遗址也应有早晚之别。其中,紫荆与横阵遗址可能时代较早。因为,一方面这两处遗址所出陶器较接近于浒西庄早期陶器。例如,紫荆的罐(H124∶22)(图二,3)口部较敞,唇内折棱清晰,与浒西庄早期大口罐特征一致,横阵的鼎(H91∶1)(图一,16)近于浒西庄早期的鼎(H31∶1)(图六,19)。另一方面,紫荆H124及横阵H37均出有尖底瓶,横阵H91还出有彩陶。如果我们把庙底沟二期文化视为脱胎于仰韶文化的看法不误,那么尖底瓶与彩陶的出现就应是该遗存时代较早的反映。虫陈村及沟滩遗址的时代则可能较晚,这是因为,两处遗址都未见彩陶与尖底瓶,同时又都有一些器物明显接近于浒西庄晚期的陶器。例如,虫陈村的罐(0∶3)(图一,5)口部较直,唇内折棱不明显,具有浒西庄晚期的大口深腹罐的特征,而沟滩的斝(图二,11)器身为圆腹罐形,又与浒西庄晚期的圆腹罐形斝接近。至于泉护村遗址,据报道出过蛋壳彩陶和尖底器,因而该遗址当含有较早遗存。不过,该遗址还出有口部很直的大口罐,因此也许还包含有较晚遗存。

陕北小官道遗存的年代估计不会太晚,因为所出残陶器(F2③∶9)(图三,7),实为尖底瓶上部,形态与东下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尖底瓶近似,而所出的折肩罐(图三,5)又与庙底沟遗址的B6a式小口罐相似(图四,6)。因此,我们认为小官道遗址年代应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早期相当。

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的陕西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数据共有九个,见表一。

表一 碳十四年代测定的陕西庙底沟二期文化数据

上表九个数据,有六个是浒西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第12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〇)、(一二)》,《考古》1983年第7期、1985年第7期。,有一个是紫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第130页。,有两个是案板坪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三)》,《考古》1986年第7期。。从文化面貌上看,紫荆出有接近于仰韶文化的尖底瓶,而浒西庄则尚未发现,因而紫荆遗存应早于浒西庄遗存。可是从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来看,浒西庄H28木炭标本年代(ZK963)反而比紫荆H124木炭标本(ZK950)早百年以上。较能代表浒西庄早期遗存年代的标本可能是ZK894和ZK1023,这两个标本都确定是出于早期地层,而年代测定结果又都不早于紫荆标本所测年代。所以,我们可以把浒西庄早期年代的上限估定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属于浒西庄晚期的送测标本只有F7白灰面一个(ZK960),测定结果为公元前2305年,比T17⑤木炭(ZK1023)晚500年左右,显然差距过大,可能是由于标本性质不同造成的。有事例表明,白灰面标本所测年代结果会比木炭标本所测年代结果偏轻。例如,后冈79AHF19送测的三个标本(ZK770、769、7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第79页。中,两个为白灰面,一个为木炭,白灰面标本比木炭标本轻150年左右。假如我们不去理会白灰面标本与木炭标本哪一个更可能接近真实年代,而暂以木炭标本所测年代为尺度来衡量浒西庄遗址晚期的年代,那么F7白灰面标本(ZK960)所示数据显然偏轻了。案板坪的两个标本(ZK1378、ZK1377)的年代比我们估定的浒西庄早期遗存年代要晚二三百年,而案板遗址出土器物又与浒西庄晚期遗存接近,因此,案板坪标本所示年代,可以代表浒西庄类型晚期的年代。这样,我们可以把陕西庙底沟二期文化浒西庄类型的年代,估定在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4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