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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非主义、共产主义与历史的歪曲

哈基姆·阿迪哈基姆·阿迪,英国奇切大学教师。

摘要 以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为目标的全球性运动不断发展,那些极力维护资本中心世界的势力,不仅在国内外发起一股经济和政治攻势,他们还大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并且为中世纪主义做辩护。进步运动必须肩负起抵制信息误导行为、打击反共主义的任务,发展和阐述现代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应该发挥各自的作用。

关键词 泛非主义 信息误导 共产主义


当前,以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为目标而掀起的全球性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在这种形势下,那些极力维护资本中心世界的势力,不仅在国内外发起一股经济和政治攻势,他们还大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并且为中世纪主义做辩护。其目的是迷惑工人运动和进步人士,歪曲和篡改历史事实,传播反共主义。在当前上演的一场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活动中,这一意图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他们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及其教训所传播的误导性信息,也同样证明了这一事实。

在与非洲、加勒比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解放斗争有关的描述中,这类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例子还有很多。此类信息误导行为和反共主义运动并非新事物,在过去的一些特定历史时期内,这一现象就曾激烈地发生过,例如全世界处于两极对立格局的冷战时期,以及“历史终结论”被正式提出的最近一段时期。我甚至敢大胆推测,为了给非裔和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造困惑,混淆视听,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巨大阴谋此时此刻就在上演着,而且从未停止过。或许,近期关于纳尔逊·曼德拉共产党员身份的报道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进步运动必须肩负起抵制信息误导行为、打击反共主义的任务,发展和阐述现代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应该发挥各自的作用。我撰写本文的目的,仅仅是概括性地介绍一下我最近出版的《泛非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国际、非洲与非裔移民》(Pan-Africanism and Communism: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frica and the Diaspora 1919-1939)一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在撰写和谈论本书的过程中,我很清楚地发现,人们在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地位,以及该运动与为抗击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谋求国家和社会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还存在很多困惑。事实的确如此,在本书近期的一次发布会上,一位来自加勒比地区的中年妇女走过来跟我说,在她到达现场之前,十分害怕参加这样一个在标题中含有“共产主义”字眼的集会活动,但是看到“泛非主义”一词后,她就心想:这下就安全啦!

在非洲和非裔移民当中传播虚假信息和反共主义的一个重要起点是1935年10月。当时,共产国际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ITUCNW)的前任书记乔治·帕德莫尔,在《危机》(The Crisis)杂志上发表了一封致厄尔·白劳德的公开信。厄尔·白劳德当时担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帕德莫尔在信中声称:


共产国际1933年8月清算了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我当时担任书记一职,他们没有向我提供任何解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避免因为我们开展的工作在非洲、西印度群岛和其他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殖民地中间唤起的愤怒情绪,而得罪不断向苏联外交施压的英国外交部。乔治·帕德莫尔:《致厄尔·白劳德的一封公开信》,《危机》1935年10月。


此外,帕德莫尔又发表了若干指责言论,并且威胁说要起诉之前与他一起共事的同志,但是并未采取实际行动。这次意在公开地对共产国际、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的近期历史进行争辩的尝试以及相关言论的发表意义非凡。此类言论1934年夏季首次出现在非裔美国人的报纸上,随之出现的是多名之前与帕德莫尔共事的共产党同志的愤怒回应。参见“Expelled Red Scores Party”,《阿姆斯特丹新闻》1934年6月16日;“Exposure of Communists is Promised”,《阿姆斯特丹新闻》1934年7月28日;《共产主义者十五年来在黑人问题上毫无进展,帕德莫尔如此说道》,《费城论坛报》1934年8月2日;《非洲人民会帮助帕德莫尔》,《阿姆斯特丹新闻》1934年8月4日;乔治·帕德莫尔:《帕德莫尔回应海伍德的诽谤》,《匹兹堡信使报》1934年9月22日;《帕德莫尔匍匐前进,安吉洛·赫恩登如此说道》,《黑人解放者报》1934年9月8日;《C.布里格斯致主编》,《新阿姆斯特丹新闻》1934年7月23日;J. W.福特:《詹姆斯·福特回应帕德莫尔的指控》,《十字军通讯社》1934年8月4日;《乔治·帕德莫尔合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另见J. W.福特《全世界的黑人问题——对乔治·帕德莫尔的反驳》(纽约,出版日期未注明)。两个月后,厄尔·白劳德的答复函发表。

然而,在此之前,帕德莫尔就多次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做出过类似的断言。一些报社编辑曾经收到过他寄去的对共产国际的冗长的控诉和谴责,以及他写给美国共产党秘书处的辞职信,其中还包括很多有关共产国际内部事务的细节信息。参见乔治·帕德莫尔《我为什么离开共产国际:帕德莫尔驳斥共产主义者的谎言和诽谤》, 1934年2月13日;《帕德莫尔致穆恩》, 1934年10月4日;《乔治·帕德莫尔合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20年后,帕德莫尔在他撰写的《泛非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非洲将面临的斗争》一书中再次提及这些言论。书中,他又一次声称,“为了与苏联对外政策采取的支持国际联盟的路线保持一致,我曾经任职过的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被清算了。”乔治·帕德莫尔:《泛非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非洲将面临的斗争》,伦敦,1956,第330页。

重要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于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历史以及共产国际企图对其进行清算的言论,曾有过公开的争论。帕德莫尔1933~1934年发表的初步言论,可以用他本人与共产国际的决裂来解释,而他后来的争辩言论则是想利用泛非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工具,企图在冷战时期和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中,为非洲和非裔移民在东西方之间划定一条路线。虽然屡次批判共产国际,但多年来,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他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直到1945年,他还在撰写“苏联如何解决沙皇遗留下来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相关文章,其目的是利用这一“成就”与欧洲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剥削本质进行对比,并以此向“帝国主义列强发出挑战”。乔治·帕德莫尔:《俄罗斯如何改变其帝国面貌——向帝国主义列强发起挑战》,伦敦,1946。然而,帕德莫尔在指责共产国际和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的言论中所持的态度却是一贯明确的。正是这些言论,在之后的其他历史记录中——包括唯一现存但记述不全的帕德莫尔传记J. R.胡克:《黑人革命者——乔治·帕德莫尔如何从共产主义走向泛非主义》,伦敦,1967,第31~32页。,被不加核实地接受并且重复引用。

例如,卡内特(Kanet)在对共产国际和黑人问题的调查研究中,曾多次引用帕德莫尔批判共产国际的言论。虽然卡内特表明,帕德莫尔发表的关于“清算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的言论明显是有误的,但仍旧认为,“他的基本论点是对的”。在卡内特看来,“共产国际已经做好为苏联对外政策牺牲其革命性的准备”,并得出结论:“共产主义者之所以未能在非洲或者美国的黑人中发起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皆因“他们对苏联对外政策的依赖所致”,或是“听命于莫斯科而导致的后果”。他甚至表示,“共产国际几乎未对非洲的黑人与美国的黑人进行任何区分”。R. E.卡内特:《共产国际与黑人问题:1921~1941年在美国实行的共产主义政策》, Survey, 1973年第19卷第4期,第86~122页。有关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历史的相似解读观点,请见W. Record《黑人与共产国际》,纽约,1971,第84~86页。帕德莫尔的言论在E. T.威尔逊所著的《二战前的俄国和非洲》(伦敦,1974)一书中也被提及,第260~261页。

尽管近期的一些史料已经表明,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政策的这种顽固看法并不准确,但是它在冷战时期却十分流行。有关共产国际历史的更多近期史料,请见G.罗伯特《集体安全与民族阵线的起源》, J. Fyrth主编《英国、法西斯主义与人民阵线》,伦敦,1985,第74~78页;T.里斯和A.索普:“引言”, T.里斯和A.索普主编《国际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1919~1934》,曼彻斯特,1998; M.沃利:《招来祸患?第三时期的共产主义灾难》, M.沃利主编《革命的探索:第三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伦敦,2004,第1~17页。然而,除了没有准确地反映事实外,这种观点还导致人们无法真正认识共产国际或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宗旨及其对非洲和非裔移民具有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这种观点从总体上否认了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和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正在努力关注和解决非洲、加勒比、美国、南美洲、欧洲及其他地区数百万人民所面临的复杂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事实。此外,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多年来,许多共产党没有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全面贯彻实施共产国际有关非洲、加勒比和非裔移民的各项决定(当时被称为“黑人问题”),正是由于这种不情愿的态度,以及在当时被认为是对“黑人问题”重要性的低估,才导致了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在1928年的成立。这种冷战式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忽略了非洲和“黑人”(Negro)共产主义者在共产主义政党和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工作中进行的有意识的参与和代理行为。“黑人”(Negro)一词在当时被广泛采用,在此指非洲人民和非裔移民。有关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不愿采用“非洲人”“西印度人”“有色人种”等词的有趣讨论,请见《帕德莫尔致F.汤姆森》, 1932年1月5日,《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历史国家档案》(RGASPI)534/3/754。

1978年,哈利·海伍德自传《黑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Black Bolshevik)出版,此后,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开始流行起来。海伍德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一名重要的非裔共产主义者,他曾花了好几年时间在苏联学习,并且在共产国际参与致力于解决黑人问题的相关工作。然而,虽然海伍德在书中对共产国际队伍中许多其他黑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进行了精彩的描述,但是关于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叙述却很少,他将该组织描述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把黑人工人召集在一起的首次尝试”。H.海伍德:《黑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芝加哥,1978,第329页。

在过去的20年中,莫斯科陆续公开了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为历史学家们更深入地研究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历史提供了史料,也为共产国际在解决黑人问题上进行的各种尝试提供了更准确的表述。这些档案资料的公开也使多年来在历史文献中存在的一些事实错误得以纠正。然而,近些年来,有些人在撰写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相关材料时,虽然查阅了共产国际档案,但还是不加鉴别地沿用过去的一些老观点。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经过细致研究的文章中,仍旧可以看到“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于1933年8月被共产国际解散”这样的表述。J. A.米勒,S.派尼贝克尔和E.罗森哈福特:《母亲艾达·莱特和号召释放斯科茨伯勒男孩的国际运动,1931~1934年》,《美国历史评论》106/2(2001年4月),第387~430页(第25期第396页引文)。莱斯利·詹姆斯错误地将日期注为1936年4月。詹姆斯:“What we put”,第92页。

类似的信息误导行为还存在于有关共产国际和苏联反对法西斯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描述中。帕德莫尔在其中又一次扮演了领头人的角色。1935年5月,他在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主办的《危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称,瓦尔瓦尔事变后,一开始苏联拒绝支持埃塞俄比亚,原因有两点:一是苏联与法国恢复邦交后,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二是出于维持欧洲现状的考虑。1935年5月,苏联与法国签署了《苏法互助条约》。帕德莫尔解释说,意大利入侵埃塞尔比亚,至少有一部分原因与种族问题有关,并由此推断,苏联已经加入了“欧洲白种人对抗非洲黑种人的统一战线”。乔治·帕德莫尔:《埃塞俄比亚与世界政治》,《危机》1935年5月。另见M.内森《哈莱姆区的共产主义者》,第156页。帕德莫尔当时在国内和国际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参见《阿诺德·沃德致胡斯伍德》, 1935年6月26日,RGASPI 495/155/102。,并且曾在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中担任过要职,因此这篇文章在美国黑人报刊中被广泛宣传。帕德莫尔对苏联对外政策的这种解读,至今还被反共主义势力反复引用,他们不仅笼统地攻击共产主义,还特别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与所有非裔人民的利益格格不入。

事实上,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出现前,在经济和政治形势的逼迫下,非洲、加勒比和非裔移民界中的很多人都走投无路,不得不与种族暴力、种族歧视、经济困境和殖民统治做斗争。当时,许多人把共产主义看作走向解放之路的途径。兰斯顿·休斯和杜波依斯等知识分子都对苏联发生的变化表示赞赏,特别是在民族问题和消除种族主义的政策上所做的改变,甚至连英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取得的进展。对于殖民主义和殖民侵略,苏联和共产国际始终坚持原则性立场,在法西斯侵占埃塞俄比亚时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支持就是一个例证。尽管如此,仍有人恶意歪曲苏联推行具有远见的集体安全政策和苏联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事实。

20世纪30年代,法国共产党领导的黑人工人联合会(UTN)发表声明称:“无论是激进分子,或者甚至是社会党,都不承认黑人享有完全自由的权利;只有共产党将黑人权利、黑人对实现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愿望写入了其纲领,对于这个唯一愿意在谋求正义、自由和解放的斗争中为黑人提供帮助的政党,若不献出我们的同情心,是有失公正的。”J. A.兰利:《巴黎的泛非主义,1924~1936年》,《现代非洲研究杂志》7/1(1969)。艾伯特·恩祖拉(曾是南非共产党的一名领导人)等人甚至进一步声明,“我已经得出结论,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应该是共产主义者。”E. Roux:《时间比绳子长:南非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麦迪逊,1964,第216页。这段时期内出现了许多像保罗·罗伯逊一样的杰出人士,他们与共产主义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著名的海地诗人雅克·罗曼还曾公开宣布:“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共产国际首次倡导在南非实施“多数人的统治”,或者建立一个“黑人共和国”,共产主义者首次提出建立“非洲合众国”的倡议。

今天的世界形势已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先前的殖民地国家摆脱了旧有的殖民统治,中国、古巴和世界其他地区展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的优点。共产主义者在许多解放斗争中都曾扮演了英雄般的领袖角色,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和埃塞俄比亚争取民主、反对军事统治的斗争或许就是最近发生的例子。然而,这些功绩至今鲜为人知,它们往往被虚假信息烟幕以及还在利用20世纪30年代的事件和相关记录的反共主义势力所掩盖。因此,我相信,启迪大众、破除信息烟幕、打击反共主义和歪曲历史的行为是推行社会变革、开展长期革命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