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替代性的体制
为量化自然减速的情形，模拟以持续性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开始。然后考虑政府扩张——首先通过提高消费税融资，接着通过提高企业税融资。在产业改革上，考虑四种类型。首先，通过允许所有的SOEs利润以私人家庭集体性收入的形式进行积累来模拟纯私有化。其次，尝试了SOEs的三重分割，以引起更富竞争性的定价。再次，施加价格帽管制以迫使成本加成回到恰好可以充分覆盖平均成本的水平。最后，考虑将服务业部门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这一选项，从而在服务业部门培育加速的生产率增长。如此一来，这些模拟考虑了能够为中国的GDP提供主要增长动力的政策变化。这些推动力可以取代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所产生的推动力。
进一步的出口导向型增长
这一模拟通过对生产率的一些代表性冲击和允许劳动供给上升的闭包阐释了持续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加表明其继续释放出工人的能力，同时，轻工业出口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有一个上升，以代表持续流入该部门的FDI的影响。还有一个比较任意性的真实生产工资的增加，这在该模拟中被设定为外生，从而使得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可以增长。正如预期的那样，工人继续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国外资本流入和扩张十分显著。结果在表2-5第一列给出。
表2-5 模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和政府扩张效应a
a所有模拟都是在长期模式下进行的——内生性资本存量和超额储蓄的外生性外部回报率以及农业和其他部门间工人的完全流动性。然而，寡头垄断企业的数目是给定的，所以纯利润是内生的。
b该模拟保留了当前的政策体制，采用了4%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以持续地释放出工人，和由持续的FDI引起的4%的轻工业部门生产率增长，以及真实生产工资2%的外生性增长。因此，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得以大幅度增长。
c此处没有要求农业生产率增长，生产工人的供给是给定的。
d这些模拟代表了税收融资的财政扩张，在通过消费税融资的情况下，这将政府支出占GDP的份额提高了四分之一；在通过资本收入税融资的情况下，将政府支出占GDP的份额提高了三分之一。
e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真实生产工资的增长是任意给定的2%的外生性增长。
f真实国内资本收入指国内自由资本在减去税收和折旧后所取得的收入。
资料来源：所描述模型的模拟结果。
刘易斯转折点
此处，我们采用相同的冲击，改变闭包设定以使劳动供给固定而真实工资内生，区别在于农业部门没有与工人不断离开相关联的生产率增进，结果在表2-5第二列给出。在这种情况下，不再有剩余工人，因此增长只来自生产率变化并且大大降低了。然而，真实生产工资上涨得更快，而经常账户盈余由于受保护部门纯利润的下降（效果上，工人以资本损失为代价获得利益）以及继而下降了的公司储蓄而减少。经常账户因为储蓄变动而恢复平衡，并且SOEs的垄断租以有利于工作家庭的方式进行了“自然的”再分配。如果在冲击中政府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政策，同时增长明显放慢，中国经济的许多其他的结构问题也都将被纠正。
消费税支撑的政府扩张
长期上政府活动的扩张必须得到来自税收的资金支持。此处可选择的工具是消费税。此处所进行的政策试验是令GDP中的政府份额随意性地上涨25%。这要求消费税收入增长税基的14%，是一个巨大的负面冲击，导致真实国内要素收入在新的国内价格水平上收缩。表2-5第三列所显示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国内工人和国内资本都受到了损失，从而真实GNP缩水；然而，真实GDP有微弱的增加。这是由于保留了大量的国外资本，而这部分收入不被征收消费税，而且以国外价格计价的资本真实回报率在真实劳动力成本下降的基础上增加了。受保护的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扩张，而私人家庭和工人的情况变差了。
企业税支撑的政府扩张
如果政府支出由企业税或者资本收入提供资金支持，税收的净效果就会像表2-5最后一列给出的那样。将GDP中政府份额提高30%需要资本收入税税基增加7.7%。由于公司储蓄依赖于利润，利润的下降同时导致了经常账户盈余的减少。除了国内资本所有者真实收入的显著下降外，这一政策对总体经济活动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扩大政府规模，至少通过税收扩大政府规模，在当前模型假设下很少能提供真实的长期扩张。一个关键点是政府扩张情形下需求的内部转向，这减少了出口产品份额，因此减小了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需求弹性。结果是更温和的但是有影响力的真实汇率升值，这种升值在任何情况下都大于没有寡头垄断行为的情况。
纯私有化
第一个冲击是将SOEs资产的大部分转到私人手中，使利润重新分配到家庭部门。各行业企业储蓄率一直减少到总企业储蓄相当于GDP 5%的更正常的水平，从而大部分的税后企业收入都进入了家庭部门，可以被他们用于储蓄或者消费。但是如此一来就将减少国民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如表2-6所示。然而，除此之外，模拟表明只要SOEs所面临的竞争仍然受到限制，私有化及其本身就无法实现可观的增长。
表2-6 模拟的产业改革和扩张潜力a
a所有模拟都是在长期模式下进行的——内生性资本存量和超额储蓄的外生性外部回报率以及农业和其他部门间工人的完全流动性。然而，寡头垄断企业的数目是给定的，所以纯利润是内生的。
b纯私有化要求所有的税后企业收入都进入集体私人家庭并被私人家庭分配到消费和储蓄上。
c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企业数量扩大了三倍。
d价格帽改变了寡头垄断企业的定价共识，迫使他们将平均成本以上的加成减半。
f真实国内资本收入指国内自由资本在减去税收和折旧后所取得的收入。
资料来源：所描述模型的模拟结果。
SOEs的分割
此处SOEs在部门内部进行分割以鼓励价格竞争，这是在一些受保护部门中的流行做法，然而模拟表明其结果并不怎么吸引人。我们令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寡头垄断企业数量增加三倍，其效果在表2-6第二列给出。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尽管可以引起更具竞争性的定价从而减小加成，但是每一个新企业都有固定成本，从而使部门固定成本充分增加并使价格上涨，尽管加成确实下降了。因为要求有固定资本，资本存量显著增加了，但是资本回报却减少了。尽管生产工人获益了，但国内资本所有者却遭受了损失，并且没有产生显著的增长。
对SOEs更严厉的价格帽管制
对SOEs实行更严厉的价格帽管制的结果是更为积极的。确实，结果表明这一政策选项可以获得显著的、新的增长。在存在固定成本的寡头垄断行业，需要超出平均可变成本的加成以实现盈亏平衡。在模拟中，设定价格帽以迫使企业减少加成到能够弥补平均成本的水平。这类价格帽管制看起来在许多工业化国家都取得了成功，模拟结果也表明在中国能够取得减少产品被用作中间投入的行业的生产成本效果，从而使经济活动显著扩张。如表2-6第三列所示，更低的成本使真实汇率贬值，为出口部门提供了帮助，并且，除总体经济扩张以外，它还通过再分配垄断租和提升工资消除了近几十年来大部分的收入不平等。
由FDI引起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
最后一项模拟考虑了能够通过进一步外商投资带来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效应。结果在表2-6最后一列给出。更有效率的服务业部门导致了真实汇率贬值，促进而非损害了出口，并且培育了整体增长。尽管存在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仍然会发生中国经济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结构性收敛。模拟产生了显著更高的真实工资，使技术型和生产型工人都有所受益。然而，这也代表着更高的成本，从而引起了有利于重工业的工业产出和出口的再分配。中国经济在持续开放，但是它比以往更依赖同西方国家进行的产业内贸易，以美国和西欧的那种方式。
内生性增长的政治困难
尽管此处得到的结果依赖于模型中一些潜在的强假设，但它们清晰地表明为了从内部寻求更进一步的增长，中国需要将产业改革的其他要素同对寡头垄断租的更激烈的管制性攻击相结合。在政治上，这将会是困难的，相同的还有实现进一步增长的另外一个关键要素——主要的国有服务业部门的大幅度生产率增长。实现这一点要求服务业具有与制造业相同水平的FDI。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反对在关键服务业和重工业行业存在外国所有权，因此允许这样的FDI在政治上也将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