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内容回顾

有关汉语词汇负面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的褒贬，即词的贬义问题上。因为材料过多，在此只选取较有代表性的进行论述。概括说来，学者的研究工作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 相关研究内容

（一）贬义的构成、显现与搭配

贬义的构成主要讨论其构成方式、构词语素与词的关系、相关格式等问题。

任远（1982）认为褒贬词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为造词法，其产生的褒贬义为词本身所固有；一为用词法，其具有的褒贬义是词义发展的结果。其他如徐志民（1980）指出词的感情色彩是它们所固有的，从而区别于词在特殊的语境中因修辞手法而临时带有的色彩。

周荐（1985）提出感情色彩构成方式分类的初步想法，共分为五类：一是直接依附于理性意义，对理性意义进行不加扭曲的感情的说明。我们认为所谓的“不加扭曲”，即后来他（周荐，1993）在讨论理性意义和表达色彩关系时提出来的二者相一致的情况。二是本不用于人的词语转指人或与人相关的事物。三是比喻义与感情色彩有某种对应关系。四是因搭配而感染的感情色彩。五是语义联想，如某些心理与生活经验带来的感情倾向。此种区分与任远的造词与用词有一定的交叉，但讨论更具体，不过总的说来仍是以理性意义与附加意义的区分为前提的。

在词的褒贬义与构成词素义的关系方面，刘缙（1993）的分析较细。他的统计指出在词语的褒贬义中构词语素本身带有感情色彩的占80%，不带的占15%，此外因搭配产生的褒贬义占5%，并指出构词语素义的褒贬和词义的褒贬问题的讨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积极的意义。

杨振兰（2001）认为可以在感情义位的基础上进行感情义素的分析，建构出感情义素中的褒义场和贬义场小类，从而打破一般情况下理性义素为第一位的限制，方便对感情义位进行对比分析。杨振兰（2005）还指出，在色彩意义中，造词材料对感情色彩的表现尤为突出。感情色彩的形成机制更偏重于意义型，情感性的词素比中性词素对词的感情色彩的影响要大得多。但刘缙、杨振兰两位没有对构词语素与内部结构进行深入讨论。若撇开结构类型，单就构词语素本身来讨论褒贬义似乎不够全面，针对这一问题，张志毅、张庆云（2001: 257）有相关的讨论，他们在义位的组合原则中归纳出“贬化”一类，专门分析中性义位组合后变坏、贬降的倾向，这就与构词格式的讨论中对相关组成要素的语义限定条件形成了参照性的互补。

在相关构成格式方面，任远（1982）列举出了常见的大多数格式，他将其分为词尾式如“不溜丢”“叽叽”；嵌字式如嵌入“三、四”或“七、八”的；叠字嵌字式；否定式四种。这些格式在任学良（1981: 102）的研究中被称为“加嵌式”，后来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其中以否定式“不A不B”的讨论最多。王德春（1983: 17）指出“不三不四”中的“三”与“四”有不规矩之意。周荐（2004: 289）则认为“不三不四”中的“三”“四”与“说三道四”中的“三”“四”不同，进一步探讨了可能存在的两种语义结构的套用。杨联陞（2006: 198～201）还将此结构从来源上与“A不A，B不B”“无A无B”结合起来讨论，指出汉语中有一种不执定的双无式，认为它们都与中国思想注重中与和、戒偏执的道德取向有关。不过“不A不B”格式的语义生成模式显然要比单纯的“中”“和”思想要复杂得多，周小兵（2006）、王树瑛（1999）、罗耀华（2002）、黄谷（2002）等人都尝试将其语义组合的模式与A、B的词义限制条件进行细化再分类讨论，分类的标准因学者而异，相关的分析已扩展到变式，但已有人指出（邓英树、黄谷，2002）：“语法结构只有一定影响，不是决定因素。”

和研究“不A不B”式的热闹氛围不同，专门讨论汉语褒贬词义的显现的论著不多，但有成果是比较突出的。如周荐（1993）以理性意义和表达色彩上的褒贬意义的有无组合将讨论分成三类，分别为：只是理性意义有褒贬倾向的，只表达色彩带来褒贬倾向的与理性意义和表达色彩都有褒贬意味的。此文还将词语表达色彩按显映方式的不同分为自显式、对显式与从显式三种。周荐的研究从理性意义和表达色彩的关系，以及词语本身和他词的比照、词与词的固定搭配组合等方面对表达色彩的显映方式进行研究，具有开创性。

值得关注的还有邹韶华（2004: 82）“准褒贬词”的提法，即那些“在词典里是中性词，但在特定的语境中虽然没有受到性状修饰也会显示出褒义或贬义来”的词，“是词汇系统中的一部分，褒贬义必须在特定的格式中才能出现”。这里共现格式也成了贬义词显现的方式之一。这一研究思路体现了某些特定语义范畴词语因人类认知感受一致性的影响会在具体语境中产生偏移，但还不是明确的共现搭配的限制。

词的褒贬色彩与搭配的问题最早由袁毓林（1987）提出，他主要探讨的是动词与宾语的褒贬搭配关系。此后，对此问题讨论较细的是郭先珍、王玲玲（1991），她们把褒贬义词的搭配分为顺向与逆向两种，认为两种搭配方向中体现出褒贬义词组合时可能存在的一致性与排斥性，并将这种顺逆方向和一致与排斥在性质上的差别置于组合的不同结构中分析，讨论组合中重心义位的褒贬色彩对整个组合褒贬色彩的影响。

此外，葛本仪（2003: 570）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总结，他指出：“感情色彩组合的一致性、和谐性不是单纯地表现为褒义加褒义，贬义加贬义等，即并非褒义不能与贬义相结合，而是表现出为褒义的人或事件要求与之搭配的词的色彩义也是呈现褒义性。”反之，贬义词的搭配亦然。这一说法有启发意义，遗憾的是他没有展开深入分析。

有学者进一步将词的褒贬色彩与搭配问题扩大到句法层面，袁毓林（1999: 78～79）指出，在一般情况下，贬义的自主动词只能进入否定式祈使句，因为说话人对自己阻止听话人做的事不会在否定式祈使句中直接做出肯定性判断。袁毓林（1999: 99）还发现，贬义的自主形容词也有类似限制，这说明祈使句式对相关词类中的褒贬义词有一定的语用条件限制。王惠（2004）讨论名词词义的组合时谈到，“田地2”只能出现在“到……田地”这一格式，而有贬责意味的“意见2”仅限于两个位置上，一是在“有/没有/提……”中做宾语，二是在“某人对某人/某事的……大/小/多/少”里做主语。

贬义还有程度的差别，对此专题的讨论不多，但在词义历时演变中有不少实例分析。赵克勤（1996）指出，“诛”“侵”“谤”等词其贬义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从低至高的演变过程。其他如刘福根（1997）尝试对詈词的恶意程度的强弱做量化分析，但其研究对象只是一个小类，以主观评分为分类标准不具代表性。另如王海霞（2005）也是在调查的结果上将褒贬词区分为五度。上述的分类都有些随意，真正开始讨论对褒贬义程度整体分类的是邹韶华（2004），他提出词义的褒贬色彩的七分法，将贬义分为偏贬（如“有脾气”）、轻贬（如“后果”）和重贬（如“恶果”）三类，由于针对具体词汇时操作较难，此问题仍待深入，这是纵向的程度分类。在横向的程度分类上，解海江、张志毅（2003）在对《现代汉语词典》义位褒贬陪义的标注分析时指出，《现代汉语词典》直接标注“贬义”的按其轻重分为三个层次，用“贬义”“一般/常含/多含贬义”“用于人时含贬义”加以分别，这种以使用范围分贬义轻重的方式是划分贬义程度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

（二）贬义的语义内容构成及其形成与演变

有关贬义的语义内容讨论主要集中在动物中的兽类、人的五官、排斥异己心理外化及其作用对象、民族审美文化差异等。常敬宇（1995: 30;19）指出，汉语词汇中有不少贬义词是排异现象、男尊女卑等社会心理的体现。其他如伍铁平（1999: 373）提到文化差异与褒贬的形成问题，温端政（2006: 71）指出色彩有民族性，如“狗”的贬义。又如关英伟（1995）以动物为类别，分析讨论与动物相关的词语所蕴涵的不同褒贬义的显现。可惜的是，这些讨论多数着重于动物文化现象的描述，对相关的使用限定条件关注不多。

一般情况下，探讨词义的演化过程不免会涉及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词汇的感情色彩发生极性转变时。张博（2000）通过对汉语中具有“人为、技巧”义的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的意义衍化路线进行分析，将贬义的形成与具体的古典哲学思想相关联，提供了一种从语义聚合词群的相应衍化意义出发，以某种历史文化为背景，系统观察相关词义衍化的研究思路。

“左”“右”的词义褒贬也是与文化关系密切的论题，从民族文化阐释角度对其演化讨论得最为深入明晰的首推洪成玉和杨琳。洪成玉（1985:139～143）在“色彩的转移”中分时期、场合详细讨论了中华民族尚左或尚右的习俗在语言中的表现，指出在官制上，战国尚右，两汉亦沿用，而后代则屡变。匈奴等少数民族官制尚左，而元朝蒙古族尚右；其他不同地区场合尚左或尚右各朝多有变动，且语言与社会政治趣味并不一致，唐时官制尚左，但词语中还是以右为尊，这种词语中的褒贬倾向与实际社会风尚褒贬评价不一的现象非常值得注意。杨琳（1996: 81～97）亦从“左尊右卑”和“左卑右尊”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在汉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态度、表现及其原因，也辅以少数民族材料为例证，并结合外语词汇中含“左”与“右”的褒贬词义成因作为比照对象来分析现代汉语中“左”“右”的特殊含义及其演变，其研究成果是目前对这一问题探讨得最详细、最全面的。张志毅、张庆云（2005: 264）则从对立义场互相拉动的角度讨论了这两个义位负面义的互动情况。至此，“左、右”的褒贬研究成为受历史文化影响而变化的语义研究中最详尽、切入角度最全面的一个小类。

有关感情色彩历时演变的研究非常多，大部分谈论词义演变的著述都会涉及。一般模式如周光庆（1989: 144），他将感情色彩的演变分为两种，一种是褒贬的互相转化，另一种是本来无褒贬的产生了褒贬倾向，此分类模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张志毅、张庆云（2001: 309）在词义演变贬降原则（具体分为贬化与降格）的讨论中指出，贬化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层次，词义的基义和陪义都有可能发生贬化。董为光（2004: 142～143）指出，同一词义在不同时代会因语义重点改变而发生意义及色彩代换，这种代换与因语义重点偏移或理解泛化而促使词义色彩产生的调整并不同。符淮青（2004:145）认为：感情色彩变化的词，词的概念义往往也有变化。张志毅等学者的研究深化了词义贬化中语义细节的分析与描写。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旧有的基义与陪义这一分类法存在着较明显的缺陷。

贬义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特点也是感情色彩演化关注的内容之一。郭熙（2004: 122～126）总结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语用的两大极端现象；刁晏斌（2007a, 2007b）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贬义词的过度使用与新时期的贬义词贬义色彩的变化情况与原因进行了考察，研究社会因素、人们的心理因素等对词语贬义色彩的影响。陈建民（1996; 1999）、苏新春（2002: 41）讨论了新词新义的色彩变化；汤志祥（2001: 187）、郭伏良（2001: 130～132）等都涉及从“文化大革命”到新时期词义色彩的转变问题，如汤志祥将新时期大陆、台湾、香港褒贬有变的词汇分为三类讨论：贬义中性化、褒义贬义化、中性词语贬义化，指出贬义词如“集团、幕后、洋务、一小撮、言论、策划”等回归中性，同时“倒”“陪”等中性词有贬义化现象，郭伏良也讨论了这种“S”形的路线；其他如刁晏斌（2006: 193～194）指出，近年来“情趣”有指向情爱、色情趣味的倾向，“激情”亦是如此；张谊生（2009: 62～67）讨论了新时期的贬义词贬义淡化现象，如“败”生出新的没有很明显贬义色彩的“败2”，并生成了语义相关的无贬义的“败家2”“败家子2”“败家子3”。要言之，这类褒贬颠倒或贬义淡化的现象往往是社会新思想对旧思想的叛逆与反动造成的，只是此种叛逆与反动会映射到什么样的词类范畴，又或是具体到一个什么样的词上很难预测。

词义褒贬的演变还与地域因素有关，目前这方面的考察侧重于社会性地域差异，学者主要讨论汉语词汇在大陆与香港、台湾及海外语境中所体现的差别。林杏光（1997: 55～59）、苏金智（1995: 109）、汤志祥（2001: 254）、胡翔（2004: 257～264）、郭熙（2004: 349）、王洁（2009: 129）等对此都有讨论，如汤志祥列举讨论了港式中文与普通话褒贬不一的词语；郭熙在讨论境内外汉语词汇的协调问题时提到新马华语中有不少感情色彩用语与大陆是不一致的，如“遣送”“一小撮”没有贬义；王洁则从“华语”视角对新词语在境内和境外其他区域存在的褒贬差异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又如外来词的研究与词汇贬义的关系。杨锡彭（2007: 218; 211）指出某些意译外来词的词义理据是建立在特定的外语文化的基础上的，有特定的外语文化的特点，与汉语原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合，如“性感”一词，在汉语中因文化背景而有贬义色彩；梁晓虹（1994: 145）、史有为（2004: 184）也都讨论了外来文化概念在汉语词汇中的衍生和发展，如“魔”传入汉语后成为构词语素生成大量同族词，“劫”在梵语中原指梵天的一个白天是一劫，劫后有劫火，而在传入汉语后引申出“大灾祸”的意思。无论是国别民族性的差异还是政体、历时因素造成的差异，当前关于这些社会性地域差异生成的词义褒贬不一主要讨论的是“异”，而生成差异的具体原因及是否能整合（至少在华语区内有必要）、整合协调的原则如何，目前仍罕有讨论。

除历时层面外，共时层面的感情色彩亦有变化，一般将其列为语用产生的词义变化。对语用中的贬义变化关注较多的是杨振兰（1995: 93），她将词的表达色彩分为静态和动态分别加以探讨，指出词的色彩意义包括感情色彩，它会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程度的显现甚至产生相反的感情义。杨振兰（2004: 136）还总结出了正用、反用、转用、虚用四种模式，并根据用后的贬义效果将虚用分为高用与低用。伍铁平（1999: 384）提到模糊词的感情色彩在语用环境中会产生变化。关英伟（2000: 41）指出，常有贬责意味的动物词在“属X的”格式中贬责意味淡化，常用来表戏谑。施春宏（2002）发现，“界”和“坛”这两个本来色彩大致相当的中性词语在使用中有一种潜在的微妙的色彩分化：“界”倾向于褒，而“坛”滑向贬。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他认为是因色彩也是一种功能，而色彩的差异正是语用分化的结果。其他如李金满（2008）谈到“娘儿们”在不同场合使用时表示的感情不一，用于指成年妇女有轻蔑义。目前，这类的讨论仍以点为主，除杨振兰（2004）的四种格式分析法外，其他的普遍性不强。

（三）语用习惯与贬义

谦词、詈词、禁忌、婉词、蔑称、贱称等都可能含有不同程度的负面意义，但在谈到有关感情色彩的褒贬及其变化时，人们对婉词的关注较多，而对詈词、谦词、蔑称等与褒贬义的关系重视不够。

陈松岑（2001）、洪成玉（2002: 39～41）对尊称、蔑称和贱称等进行了讨论，谈到了汉语语汇中有不少因语用需要移用或特意造成的贬义词义。王宗炎（1998）对张志毅与张庆云提出的四种造词法进行了补充，其中提到的傲称、蔑称、隐晦称、滑稽称的造词法所造之词都含有一定程度的贬义。

许威汉（2003: 132～149）则讨论了词义引申与褒贬，并从社会与语言两个方面分析影响词义褒贬的原因，区分修辞现象与词义自身造成的褒贬，如婉词的用法。郭熙（2004: 262）指出委婉语常用同义、近义、反义、比喻义、指代义等手法。按张志毅、张庆云（2001: 48）的观点，1978～1994年，汉语至少涌现出200多个婉词。

詈词是贬义最鲜明、程度最高的词语的汇聚，刘福根（1997）、李炳泽（1997: 149～156）、文孟君（1998: 56）、王珏（2001: 100）、曹炜（2004: 208～214）等对詈词都有涉及，刘福根、李炳泽、曹炜等都指出詈词主要包括性、身体生理缺陷、身份品行品德低劣、智力低下、鬼神、什物等。曹炜（2004: 208）有关于詈词基本状况的调查，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收集的157个詈词从性质、功用和结构上的特点进行讨论，郭熙（2004: 263）指出，汉语詈词中“居于首位的当是‘性’的攻击”，它反映了汉语社会中男尊女卑、祖先崇拜和家庭本位等社会文化心理特征，其负面义最显著。若以与贬义研究的关联性为标准来看，上述詈词的研究要比谦词、婉词的研究更有参考价值，体系性与普遍性也较强。

（四）相关应用与理论的讨论

与贬义相关的应用问题主要集中在词典释义上，目前对贬义的词典释义研究论述得最深入的是解海江、张志毅（2003），他们总结了《现代汉语词典》对义位褒贬陪义的注释方式和标注规律，主张释义时把“感情”与“态度、评价”区别开来，找出二者语义特征的不同，赞成《现代汉语词典》对义位褒贬陪义的分层次标注，强调基义与陪义中褒贬义的不同，讨论确定和辨析义位褒贬陪义的方法，并指出《现代汉语词典》在标注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于屏方（2007: 140～141）及张志毅、张庆云（2007:321）等还谈到了词语固定搭配共现的贬义或消极韵律的释义问题。这实际上对贬义的分类与层次定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关贬义词的讨论还为词语研究的方法与思路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考，在关于确定词的感情色彩问题上，许威汉（2000: 473）以“宰”为例，说明由于词自身义含有褒贬，故而研究褒贬义的演变须得透视词的历史变化进行揭示。许威汉的研究思路强调了历史变化的重要性，他指出这是林裕文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词汇·语法·修辞》一书中已经提出的看法，另外，他还认为分析词的感情色彩也须重视地域因素的影响。

汉语研究中对词汇的褒贬义的关注主要是受到了外语研究思路的影响，外语学界对词汇贬义的研究也为贬义词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思路与理论。R. L. Trask（2000: 42～46）在论及词汇与语义的变化时，讨论了社会对某些弱势群体的偏见与歧视会导致词义的贬义化，如英语中大量原指妇女或农民的词后来都有了贬义，他还介绍了语义演化中的格雷汉姆语义变化原则，即坏的意义驱除好的意义，并引用了Elizabeth Traugott关于这些语义变化的理论归纳与解释。我国英语学界的研究大致是沿着Trask开创的方向发展的。如李福印（1999: 403）以及林承璋、刘世平（2005:191）都指出英语社会对某些阶层或性别的偏见会导致原词的贬化，如boor、wench等。汪榕培（2000: 67～78）还列举了不少因民族情绪造成的词义贬化，如英语中与Dutch相关的词义都有贬抑的意味。而张志毅、张庆云（2001: 198）指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表颜色的义位带有明显的民族性，如英语中与blue相关的词大多带有贬义，带有不愉快、下流、淫秽等陪义。

受相似思路影响，国内的贬义研究也开始关注相关民族感情、民族审美心理等对某一语义范畴的词语褒贬义的影响并做类型化讨论。

另外，“贬降”、词义感染、语义溢出、语义韵律理论等与贬义相关的理论皆是由国外传入的，“贬降”在布龙菲尔德（1980: 526～527）批评前人的研究时已出现，词义感染也是从布龙菲尔德（1980: 542）开始谈到，语义韵律理论（Louw, 1993; Sinclair, 1996、2004; Partington, 2004等）也是国外语料库语言学在实际研究中发现的规律，这些理论将研究者的视角从只关注贬义词语本身的狭小视域中解放出来，为从组合关系方面进一步讨论词义贬义的形成与显现、感知与运用等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内对相关理论讨论总结且提升最多的是张志毅和张庆云，他们对“贬降”有所修正（张志毅、张庆云，2005: 231, 251～252），同时还在进一步深化相关义位的聚合关系时指出，对立义场的互相拉动演变也会生成贬义（张志毅、张庆云，2005: 264）。

二 研究成果与局限

（一）成果与意义

作为词汇负面义的一部分，词汇贬义的已有研究集中于两个主要领域。

首先是对词汇贬义自身的关注与深入分析。词汇贬义的研究在解决何为贬义、它有怎样的构成方式、显现在什么方面、如何显现这些方面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挖掘。其次是词汇贬义与语言运用中的关系。这一问题讨论比较多的是它反映了哪些相关的心理认知规律、社会生活习俗，它在语言生活中有哪些改变等，对贬义词的词典释义方式的讨论也可放入这部分。

我们认为词汇贬义研究有两点最值得借鉴：一是视野的扩展。张志毅、张庆云（2001）认为“必须在哲学、逻辑学、数学、心理学、人类学、人工智能等多视角下研究义位”，其实也就是指出词汇语义学的研究需要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多角度切入才能有助于更全面地讨论问题。二是对语义关系的重视。刘叔新（1993）指出，词语意义依赖关系的发掘和研究，不仅有利于语文运用和语文工作者的实际工作，而且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其实是在强调词义研究必须考虑到语言应用的实际。邹韶华（2001: 113～114）对消极意义的四种分类即以词义与语用两方面的标准，为我们拓宽研究视野做出了榜样。

总的看来，学者对贬义词的性质及其在词义系统中的地位已形成初步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贬义词构成特点、组合搭配原则、义素分析与描述、相关释义方式等的研究，在相关领域都取得了不少成果。

其次，近一二十年来，研究者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单一词义、单一层次，更注重在各种关联关系中讨论词义的显现、构成与发展，将注意力转移到某一词义在相关词族或语义场里的表现。与贬义词相关的学术讨论逐渐从点到面，由静态到动态，由本体到运用向各个方位铺展开来。

（二）已有研究的局限性

汉语词汇负面义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于对贬义及贬义词的讨论，它首先受制于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整体现状。相对于语法语音研究而言，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整体水平、方法的指导与理论的运用都显得滞后。这自然影响了贬义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兼之有关贬义词的研究总体上显得零星和孤立，对它所进行的不少讨论目的是解决关联问题，重心很少真正落在词汇负面义本身，故相关内容分散在色彩义的分类，多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的界定，词义演化，词典释义等领域的讨论中，虽也涉及了语法语义、语用修辞方面的分析，惜研究者各自为政，没能将各领域的相关成果统一起来，进而构成相对完备的研究体系，总结出有针对性与指导性的相关理论。贬义词的研究作为词汇语义研究中的一个小类在整个语义研究中的具体定位并不确切。

在语言理论与贬义词研究的结合问题上，已有的词汇贬义研究更多地体现了理论由上而下的思路指导，基本上没有大的理论反馈。如前文提到的贬义的所属词义类型，不少学者（邢向东，1985；符淮青，1985；周荐，1985、1993；许威汉，2000；张志毅、张庆云，2001；解海江、张志毅，2003）都已看到了关于理性意义或概念意义与附属意义的分类是无法厘清贬义的词义所属的，而表达色彩及其小类的划分也不适用于全面展开贬义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词汇的贬义研究可能对旧理论的修正或新理论的建立有较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