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休闲进入中国居民的生活

就人类的生活而言，劳动和休息原本就是互为补充的两个侧面。但是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劳动者虽然辛勤劳作也往往难得温饱，休息甚至也往往成为剥削者的特权。就劳动者的生存而言，不得不更加辛苦，以致在劳动者中也出现了一些过度强调劳作而反对休闲的伦理偏颇，在人们的意识中，“闲适”往往成为“好吃懒做”的同义语。

就思想家们的认知而言，虽然人们曾经对闲暇与休闲有过许多精辟的论断，但是包括早年的休闲研究者在内，也不免较多地趋向于对“闲暇”的批判。著名的代表，就是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书中洋溢着的就是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对休闲所做的批判。以致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倡导“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也是用“有闲”来划定其论敌的“资产阶级”的属性（如成仿吾对鲁迅的指责就是“有闲”）。甚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主流哲学和伦理趋向，也仍旧排斥闲暇与休闲。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因此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百姓，无论是官员还是大众传媒，对于人生的价值，对于休闲的意义，也有了多侧面多层次的思考，许多的有关认识也出现了对此前的超越。其中之一就是对休息休闲意义的重新认识，从而在生活中，在研究中，在新闻出版中，在政府决策中，都让人们感觉到了中国休闲意识觉醒的信号。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的相继实施，使得中国职工从1995年5月1日起开始享受到每周两日的工休日。这个工时制度的变化，带来了全国休闲意识的又一次普遍觉醒，人们对“休息”的交谈多了起来，报刊媒体也纷纷议论，1995年7月于光远先生主持的“中国休闲文化小组”的成立，便是这一觉醒的一种显现。这种觉醒也反映为媒体舆论的诸多推介与讨论，其中尤以《西方休闲学研究述评》（马惠娣、刘耳，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5期）等论著，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引起学界注目的还有对国外休闲论著的译介。如商务印书馆继1964年8月重译出版了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之后，又在1996年8月翻译出版了“法国百科丛书”中罗歇·苏（Roger Sue）所著的《休闲》（LE LOISIR）。这些外国人的论述在国人休闲意识的觉醒中也都发挥了不小作用。而人们普遍认知的对国外休闲研究的系列译介，更有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休闲研究译丛”。从后来中国研究者对译丛中杰弗瑞·戈比（Geoffrey Godbey）《你生命中的休闲》（Leisure in Your Life: An Exploration）等五本论著的广泛引用，也不难推知这些译著在学界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不能忽视的，是这期间旅游研究者们把旅游与休闲结合起来的研究。虽然对应着英语的leisure和recreation等有着不同的译法（诸如“闲暇”“休憩”“休闲”“游憩”等），但是其注意旅游与休闲的关联研究却显露出了难得的深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研究的进展，在1999年的“共和国旅游业50年研讨会”上，研究者才能够就旅游与休闲的关系及其对个体和社会的功能给予积极的阐释。

在客观环境上，中国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生产力，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从而为个人的生活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增幅竟高达67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在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步发展的同时，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在迅速增加。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3.6元，到2007年便达到了4140.4元，2007年比1978年增长了近30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7.1%。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到2007年达13785.8元，2007年比1978年增长39倍多，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7.2%。

闲暇与收入，是休闲得以产生和实现的两大基础性因素，正是有了国家和个人的经济基础，所以当1995年5月中国职工有了双休日后，没有任何人的号召，便迅速出现了“周末旅游热”；当1999年10月实施长假日制度后，也没有人来指引，便迅速出现了旅游的“井喷”，其原因就在这里。当然，与中国居民休闲关系最密切的事件，还是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和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提出的要“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这就把居民的休闲作为国家的制度确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