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受理的条件

任何社会都存在冲突和纠纷，公权力的出现和不断强化，为社会冲突和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种重要而基本的途径，即司法。官方在何种理念指导下、以何种机制接受当事人的诉求，而作为诉讼发起者的原告又如何利用这种机制和理念表达诉求，是任何司法机制都首先需要面对的公共问题。

在近代早期英格兰司法中，对于各种民事性质的纠纷，当事人通常首先必须选定其希望运用的诉讼程序及相应的法院。原告可以利用刑事案件中起诉方有权出庭作证的优势，通过刑事程序向对方施加压力、谋求更有利的和解，因而选择利用刑事程序、向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提出控告，将纠纷作为轻罪案件提交季审法院（quarter sessions）。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如果争议标的低于四十先令，则在自治性的地方法院起诉，政府并不干预。如果标的较大，更通常的情况是当事人直接向文秘署（chancery）的书记官购取令状，然后向相应的普通法法院提起诉讼，或直接向大法官（chancellor）主持的衡平法院提出衡平法诉状（bill in equity）。在中央法院，除了争议标的必须高于40先令、形式上的令状选择必须符合相应法院的要求，各法院没有权力拒绝受理案件。在起诉和受理这一阶段，近代早期英格兰法的特点是基本上法院有求必应，相对处于消极地位。

在这一背景下，清代中国民事纠纷的起诉阶段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色。当时所有的案件都首先向基层的州县长官提出控告。寻求案件被官府受理，是控告者的第一要务。一方面，《大清律例》“告状不受理”条律文规定：“……斗殴、婚姻、田宅等事，不受理者，各减犯人罪二等，并罪止杖八十。……其已经本管官司陈吿、不为受理，及本宗公事已绝、理断不当，称诉冤枉者，各（部、院等）衙门，即便勾问。若推故不受理及转委有司，或仍发原问官司收问者，依吿状不受理律论罪。”虽然从字面上解释律文，似乎只有罪涉刑罚者，不受理时才会有处罚，但至少不受理各类“斗殴、婚姻、田宅”案件显然不是制度设计的初衷。而且，制度上也不允许官府将纠纷委诸乡里处分。

但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官府是否选择介入以及以何种方式和程度介入，并不是由当事人主导、官府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基本上由官府所掌控。虽然不能说案件的受理与否并无标准可循，但这种标准是政策性而非规则性的。

首先，标的数额并非债务案件的受理标准。尽管确实有些不受理案件的批词中明确提示其理由是“为数无多”，但实际上案件涉及的标的额度只是一个方面，因为既无明确的额度规定，也普遍存在并不考虑标的大小的情况。当事人会极力主张：“氏系女流，虽银数十，生死均赖，并非好讼，实出莫何。”还有案件中，官府敦促判决的执行时称“银数无多，尚不难于措办”，可见标的不大也可以受理和裁断。加上下文提及的人身伤害情况，标的数额就完全退居次要的地位。

其次，状式虽然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并不完全具有规则式的意义。各时、各地、各级的状式要求并不相同，而且包括状式在内的各种关于受理案件的规定并非被严格遵循。例如，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刘森茂诉朱三义等债务纠纷案，列有被禀四名，干证五人，但当时状式分明要求：“案非人命、及命案非械斗共殴者，被告不得过三名，干证不得过二人。如牵列多人，除不准外，代书责革。”该状所控显然并非人命、共殴，但依然得到“候唤讯追”的受理批词。1862年（同治元年）钟李氏诉熊宣三案中则列投证七名，但状式也明确要求“干证不得过二人；违者不准，代书责处”。类似不恪守程序性要求而仍被受理的情况，如双行叠写、不用规定状纸等，在档案中也都不乏其例。

有的情况下，连中央的程序法规都不奏效。如《大清律例》“越诉”条例规定：“军民人等干己词讼，若无故不行亲告，并隐下壮丁，故令老、幼、残疾、妇女、家人抱告奏诉者，倶各立案不行，仍提本身或壮丁问罪。”这是沿袭前明、因仍已久的中央性法规。因此，在1863年（同治二年）杨李氏诉冯照幅案中，被告强调：“切思女子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且李氏夫在子成，何得恃妇出头？”被告没有依据条例主张“立案不行”，而只是要求传唤原告丈夫及儿子到案，但官府完全置之不理。而且反过来说，这些状式及规则强调的是何种情况不予受理（虽然如上所述并不严格遵循），理论上似乎意味着：除此以外的情况，就应该基于《大清律例》“告状不受理”条律文予以受理。但实践中显然并非如此。

最后，诉诸人身伤害往往是有效的策略，但也并非百试不爽。在随机选取的同治初年78件钱债案件中，大部分（58件）在起诉中提到了人身伤害。这显然是因为人身伤害比纯粹的钱债纠纷更容易“耸听”，引起官府注意。这种情况与英格兰普通法中民事案件管辖权的拟制（fiction）有类似之处，但清代中国的夸张是当事人的一厢情愿，是希望本来不愿意介入的官府能够重视并提供救济；而英格兰的拟制是原告与法院的合谋，目的是为了使该法院取得管辖权、扩大其业务范围。法庭方面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巴县的钱债案件中，有的为了指控对方不返还债务而又无伤可凭，甚至危言耸听地声称：对方“反舀冷水泼氏，由此受寒，原伤复发，垂危难治，饮食不进，命悬难保”。而有的并无人身伤害的具控中，则声称对方骚扰威胁。不过，裁判者也明知其中存在的不实，有时候会明确批示：“该欠银两为数无多，仰仍凭证理讨，不必捏伤呈渎”，根本就不查验伤情。有的情况下，官府会派人先验看伤情。如果无伤或未能查实，有的就不再受理，有的则继续差究。可见捏伤耸听、架词告讼是一种策略，虽然未必奏效。对于并无人身伤害的陈请，官府也未必肯定不会受理。有的呈状中，虽然没有提到人身伤害，但依然被受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当事人一方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如有职员、监生等身份；还有的本身为上控或关文移交的案件。1863年王洪心诉李春芳案中，原告拦舆以约据指控被告欠债未还，但并无其他伤害和纠纷，仍然被受理。从案卷中看，原告为草帽商贩，被告为渡船经营者，均无特殊背景或需要特别考虑的情势。但可能是由于债务源起于被告擅自挪用原告寄存的钱款，虽后来补立欠据，但并无中、保，二者又不属于同一社区或宗族，因此对原告而言，缺乏其他追偿手段，所以得到官府的受理和救济。

对于不准的词状，有研究者根据宝坻档案指出，不合情理和事无确证是主要的理由。但这两项理由，特别是前者本身就是非常政策性的模糊概念。1863年王玉泰诉张屠户案，批词称：“据呈情节支离，显有别情故；估候签唤查讯，如虚重究。”1864年（同治三年）张余亮诉马必坤案：“所呈马必坤图骗诬索恐未尽实，姑候唤讯察究。”可见事实清晰、证据确凿与否也并非受理案件的标准。而且此状未获受理，再控未必不受理。1863年余庆和诉许殿才案，初状未准，一月后以同样理由再控，获准。1864年丁复兴诉张元顺案，二月十三日之状未能获准，并被严斥：“……似此种种闪烁之词，谓非控挟，其将谁欺？不准；并饬”；但三月四日，再次控告获准，理由是：“既据一再呈渎，姑准唤讯察究。”在其他州县档案中可以发现，即使已经注销的案件，如果不断控告，依然会被受理。可见，民事性纠纷的准理与否，除非涉及命盗大案，其余都往往是基层官府的政策性裁量地带。

在清代民事司法中，说服官府接受词状是一件需要煞费苦心的差事。从官府的角度而言，规则并不严格，而如果说存在一种政策性原则的话，那恐怕一方面是尽可能不受理，另一方面就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实际及可能出现对抗性的严重程度，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等各种情况综合判断。而根本上，这完全由官府所主导和掌控。

在起诉和受理阶段，清代中国与英格兰相应时代的情况呈现出明显的差别。理论上，二者都由政府开放将纠纷诉诸公权力的诉讼之门，而客观上也确实有大量纠纷产生，并被提交公权力裁断。但与英格兰王室法院设定标的和管辖权规则后即来者不拒，甚至想方设法招揽案件的做法不同，清代中国官府抱持着一种闪避和挑剔的态度。从理念上而言，这当然与中国特色的“冤抑—伸冤”式的民事司法模式有关：当对方欺人太甚，而周围又无人施援时，只能求助于青天老爷。这有力地解释了告状人表达方式背后的理念，同时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官府的立场：如果事态没有发展到过分的程度，如果当事人仍可能通过所在亲族乡里寻求救济，官府就不愿意插手。而这一理念背后，有着复杂的现实性制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