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民国时期苗族“黔东事变”

民国期间苗族与国家的互动，震动最大者莫过于“黔东事变”，而该事变的性质一直到今天还争论不休。“这一次暴动，一般称为‘黔东事变’。对于这一‘事变’国民党当局结论为‘先奸后匪’，即先由汉奸发动，以后发展为土匪暴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人说它是‘农民自发地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斗争’；也有人称之为‘地下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但是，都没有充分的史料证明，不能令人信服。由此，四十多年来一直未能做出确切的结论。”我们从复线历史出发，试图以苗族主体性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

“黔东事变”发生在1942年至1943年，波及湘西、黔东二十四县，攻陷五城（清溪、镇远、三穗、台江、剑河），裹挟千里，参与者达两万余人之多，死伤数千，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巨大的民众运动。当局动用了四个保安团，陆军第一独立旅，各有关县的保警大队、江防大队、税警团、宪兵队、特务大队和镇独师管区的若干连队，以及陆军199师和其他部队，迅速镇压了这次运动。由于这次运动的中心在黔东，因此史称“黔东事变”。虽然在不长的时间里被镇压，但是不能不令当事人刘时范专员想起清代苗族起义的情形，“咸同两季石土皆赤之殷殷血迹，势将一一重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苗族地区长期被苛捐杂税、拉兵派款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为了逃避当兵可能受到的虐待，有的自断食指，有的自刺右目，有的常年在外逃亡、四处流浪。在这种情况下，官僚腐败，官民严重对立，良民也会逼成匪盗才能生存。如剑河县进化乡乡长张振声处理民间纠纷，敲诈勒索，手段极其残忍，居然把当事人与“怪牛”一道关入牛厩，被牛觝得遍体鳞伤。村民邰某就受到这样的极刑，不得不把一百二十块大洋送给乡长大人。后来邰某参与了“黔东事变”，并亲手“枭张乡长之头投清水江，一任漂流”。剑河县长彭晓甫派剑河柳箕人贺庆取代洪希为温泉乡乡长。贺庆比洪希还要厉害，抓兵派款比洪希还凶恶。正值四月农忙季节，贺庆带着乡兵到川硐寨去抓万金耶。万金耶是苗族人，性情刚猛，当他发现自己被乡兵围困在屋里后，就手提大刀，不顾一切从屋里拼命冲出，幸得脱。1942年4月中旬贺庆又带了四五十名保警兵来到川硐，抓兵逼款，穷凶极恶。川硐农民忍无可忍，遂于1942年11月21日上午武装暴动，反抗压迫，一时枪声四起，把乡长贺庆击毙于川硐寨脚下。这个消息传到剑河县城，过了四五天，县长彭晓甫派遣保警兵二百多人，前来川硐，准备用重兵镇压川硐农民。可是川硐农民早有准备，联合了川碉、岩寨、巫门三个寨子的农民，埋伏于川硐背后山两头，待二百多名保警兵全部近入背后山时，从两头夹攻，击毙保警兵六十多人，其余溃逃。

1942年10月23日，青溪被攻破后，“……巡官董庆有……数名死之……董巡官以平素行为不良，民多仇视，后竟有吮其血者，可谓惨事”。作为处理黔东事件官员的刘时范，也不得不承认“若夫无耻员胥，公门败类，假借官威，凌侮百姓，侵吞敲诈，剥民自肥，致令含冤莫诉，积愤难平，因而怨毒官衙反对政府者，则又助因中之重要者矣。”可见由于政府的敲骨吸髓，与农民互相为敌，仇恨太深。

关于“黔东事变”的起因，作为事变的主要参与者与经历者的邰秀光（邰胜江之子，苗民暴动队团长）总结说：“一、实行民族压迫，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极大伤害了苗族人民的自尊心（如强迫苗族妇女改穿汉装，践踏苗族文化，强抢苗族银饰等）。二、借‘剿匪’之名，擅杀无辜，加剧苗民对官府的仇恨（如对地方武装头面人物及民族自然领袖，不分善恶一律视为‘地方恶势力’，先则加官许愿，继则诱而杀之。1940年国民党新编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在施洞口，一天之内，就诱杀了百余人，并祸及亲属，累及邻里……）。三、借抗日战争的大题目，抓兵派款，加速农村经济破产，更加深了苗民和政府的矛盾（如官吏敲诈勒索，贪污成风……又加派大包军米……强行拉夫当兵，富人可以卖放，穷人单丁独子不能幸免）。”民国政府的种种行为，使得清水江流域社会天怒人怨，苗区已经是一个积怨的社区，只要点燃星星之火，便可以成为燎原之势。

要了解“黔东事变”在苗区的情况，必须提及事变的三位核心人物。

其一为邰胜江，苗族，台江展架人，生于1878年，爱好武术，练就一身武艺。1917年邰胜江任毛光翔部营长，以后在老家展架经商兼办水运，往返于展架与洪江之间，几年间，购置水田一百多亩，成为当地富有之家。1936年任革东区区长，1937年至1939年任镇远、施秉、台江、三穗、剑河边区联防副主任。1940年，二八师师长刘伯龙绥靖黔东，视其为清水江流域的三大恶势力之一，其他两大势力已被刘剿灭，独有邰胜江警惕性高而幸免于难，但邰之二子均被刘所杀。“黔东事变”之初邰胜江静观其变，同善社诸人几经促其起事而未动，陈信斋、侯教之在脚高会议上委其任师长，邰未接受。邰又经张金培等多次鼓动始率队参与暴动。邰胜江组织和指挥过不少大仗、硬仗，是使对手闻风丧胆的一位人物。他领导的暴动队伍是“黔东事变”中最有实力的队伍。邰后来接受招安，任雷山保警大队长，被雷山设治局局长杨西横计杀。

其二为侯教之，苗族，字国富，雷山西江大寨人，生于1897年。1919年侯教之毕业于贵阳省立师范，后入贵州崇武堂，又在黔军中供职，后里居教学二十余年，颇得乡人敬仰。1942年“黔东事变”爆发后，在陈信斋召开的脚高会议上，他被委任为“救国救民军总指挥”。此后，其参与领导暴动队伍，两次攻陷台江城，以及内寨、岑松、西江等战斗，撤出西江后，行至鸟列（地名），至今去向不明。

其三为杨玉和，原籍湖南省花垣县。杨民国初迁入清江厅报京，娶侗族邰氏为妻，后迁镇远涌溪乡之茶园，以农为业。民国十年前啸聚数百人于镇穗一带及清水江中游过绿林生活，并参与石敬臣破三穗城。受抚后，加入同善社，与其湘籍心腹十数人在茶园筑室垦田，自成村落。民国十四年春，镇远兵匪交乘，县长董九如弃官出走，地方人士请其出任县长，以其名望维持治安。杨目不识丁，主政不力，只做了三个月的县长自动离职。其后，兼办团务，维持镇台交通；1942年10月30日攻占涌溪；1942年10月31日攻击镇远城，攻破卫城，杨部团长邰老汪战死；1942年11月6日破三穗县城劫狱，放走同善社道友及被关押人员；1943年4月22日，随张九皋到镇远专署投诚。杨为人慷慨，好结交江湖人士，凡事有求于他，亦肯帮忙，在袍哥中称之“仁义大哥”。

杨玉和出身何族待考。他是什么族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认同于苗。他出生在苗地花垣县，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苗族，部下主要干将多为清水江流域的苗侗人员。因此在官方看来他的部队也是一股“苗匪”。如政府文件表述：“十一月十二日接获镇远县府情报，苗匪指挥为杨玉和，副指挥为杨树勋。潘占亭、潘自新、杨自平、邰老汪、邰老才为团长，其余营长多人。”

由于杨玉和与苗侗关系密切，因此事实上他也成了苗侗暴动队的首领之一，破镇远，占三穗，攻打榕江靠的就是这支以苗侗为主体的队伍。杨玉和暴动失败后，率残部来到展架投靠邰胜江，“两支部队合兵一起，由邰胜江提议，部队进行合编，成立‘贵州省农民自动自卫总指挥部’，邰胜江为总指挥，张金培、杨玉和为副总指挥”。攻打榕江时，“第一路由杨玉和率领，有台江的张云辉，排羊、排杂的李金亮、李德明，革一、山丙的杨海棠、杨炳廷，岑高孝弟的张报九当等大队，从八书方向进攻朗洞”。也就说，到后期，杨玉和的队伍几乎变成了纯苗族的队伍。

“黔东事变”的简单经过如下。

1942年8月松桃、玉屏的民众揭竿而起，拉开“黔东事变”的序幕。10月，吴宗尧等以定国军名义起兵，攻占清溪县城。10月底，杨玉和等联络苗侗联军数千人暴动，攻陷镇远县城与三穗县城，并在白鸡坡设伏，一举全歼前来镇压的保安一团二大队，声势大振。11月初，朱伯屏于施秉翁哨起兵，苏左卿在镇远江古乡暴动。

1942年11月15日，台江县西江苗民在侯教之率领下起兵，分两路袭击台江县城，当场消灭保警二分队，击毙保警副大队曹启灿，捣毁党政机关，放出狱中被押人员，打开粮仓、盐库，分发给群众。这是苗军第一次攻占台江县城。

1942年11月15日，邰正安率众二百余人，围攻岑松塘脚防堵部队，一触即溃，杜部退守岑松。

1942年11月25日，清晨，邰胜江与侯教之汇合，计两千余人，分东西两路攻入台江县城，打死特务队长杨建勋等，并委任张金培为台江县县长。这是苗军第二次占领台江县城。

1942年11月27日，邰、侯等各路联军密切配合，内寨一仗，全部剿灭保安三团装备齐全、武器精良的刘奕昆大队三百余人，并生擒大队长刘奕昆等官兵38人。“刘奕昆被俘后，双膝跪下，苦苦哀求道：‘我家三房人只有我一个，望你们开恩，留我一条生命，要钱要枪都可以’……出于复仇心理……当晚……陈凤之等将刘奕昆及被俘者，全部杀于内寨。”这是“黔东事变”以来歼敌最多的一次，是时暴动队伍处于鼎盛时期。

1942年11月30日，邰、侯集中千人攻入剑河。民团副指挥丁佩生率部三百余人抵挡不住，县长彭晓甫弃城而逃。邰进城后打开监狱大门，放走被关人员，把缴获的大米、食盐分发群众，次日在体育场召开大会，成立湘黔边区民团自卫总指挥部。邰胜江任总指挥，张金培任副指挥兼任剑河县县长，杨继炎任总参谋长。

1942年12月2日，邰、侯率队600余人，由内寨进攻岑松，捣毁乡公所，占领岑松。

1942年12月某日，为雪内寨败仗之耻，韩文焕令参谋长糜藕池及专区保安副司令肖厚乐，率张森及刘寅两个大队进攻内寨，企图屠杀全寨苗民，并收殓刘奕昆之尸。行前，糜对官兵训话说：“誓为刘奕昆报仇雪恨，不杀绝内寨苗子，决不罢休！”保安团进至内寨时，苗民已走，寨内空无一人。保安团一气之下，一把火烧毁了全村住房。

1942年12月10日，保安三团刘寅大队奉令驻守岑松，邰胜江率部两千余人围攻刘，几经冲杀，不克而撤。

1942年12月10日，省保安处长韩文焕进攻西江，行至石门坎时与侯教之部相遇，战斗十分激烈。税警团一营援战。侯部六次攻击，持续七天七夜，互有进退，处于相持状态。然而侯部弹尽无援，主动撤出战斗，转入雷公山丛林。

1942年12月12日，邰胜江部又增加余化龙、刘德贵、方照勋部约三千人围攻岑松。邰攻势甚猛，刘部14日黄昏退至台网，岑松被邰攻占。15日晨，刘部从台网折回，至潮山坳接触激战，刘寅大队长被击毙，保安团大乱，向三穗县城溃逃。至此，邰胜江部已经击毙和生擒贵州保安司令部的两位队长刘寅、刘奕昆，因此清水江一带民间有谚，云：“官吏遇着邰胜江，脑袋必定流脑浆”。

1942年12月29日，为施洞大会战。邰胜江调集炉山、黄平、施秉、镇远、台江、剑河六县边区的苗民数以万计，分四路围攻战略要地施洞。邰胜江调集如此大的兵力，目的在于获得武器，因为义军武器奇缺、残旧、低劣，有的甚至是生产工具。施洞除了是战略要地之外，还是保安团的弹药库，所以义军意在必夺，守军也意在必守，因此双方拼杀异常激烈。由于刘鹤鸣凭借充足的武器弹药，义军虽然作战勇猛，但伤亡过大，如悍将李精亮等当场中弹身亡，一时难以用低劣武器取胜；双方在惊天动地的鏖战三天之后，义军弹药耗尽，此时韩文焕所部援军正好赶到，保安团力量大增，义军苦战无功，无奈撤退。此时是暴动队伍由盛转衰的时期。

1943年1月1日，邰胜江所部六百余人，从施洞撤退之后分三路水陆并进，再次攻入剑河城，县长彭晓甫退守大广，打死进化乡长张振声。邰部住城十三日之久。这是邰部第二次占领该县城。

1943年1月11日，邰胜江联合杨玉和、杨树勋等部共四千多人，猛攻驻守岑松之肖成义及独一旅夏营。经两昼夜血战，双方伤亡惨重，久攻不克，邰、杨撤回原防。

1943年1月某日，重庆国民政府鉴于黔东形势严重，应吴鼎昌之请，将黔东划归鄂湘川黔边区清剿区管辖，派199师来黔助剿。该师于三月抵穗，韩文焕偕程奎朗赴穗与师长宋瑞珂、副师长靳力三会见，商定划雷公山以东的剑河、三穗两县为199师清剿区，以西由保安团善后。

1943年3月，国民党中央军199师助剿黔东，义军退守雷公山。最后苗族队伍在中央军与贵州省保安团的重兵夹击下，彻底失败。

从表面过程来看，点燃这次武装运动的星火无疑是同善社。无论同善社的背景如何，其手段与目的怎样，他们针对现实提出的主张可谓深得民心：“……誓言民国革命推翻原来政体，树立共和自由假招牌，试问，三十余年来国何以宁，家何以安，我父老兄弟身历其境，均有见闻，感觉共和国主义之推行专在敷衍场面，种种痛苦百倍于往，实际更有胜于专制，且为真实之专制制度也，此种威概表同情，尤其二十六年以还倭奴入寇，祸及全国，而从事政府工作之各级大小妖魔，即假借抗日救国为名，号召各界人士，称为全体动员，干戈扰攘，趁火打劫，以发国难财……”，“……今之恶劣政府乃鱼肉人民之政府也，既不能御敌保国内，又不能除暴安良，横征暴敛，不惜吸髓敲骨，派兵拉夫，罔顾筋疲力尽，天理良心少似马角，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于是提出“抵御外侮”，“驱逐倭奴”，“打到恶劣政府”，“取消苛捐杂税”，“打倒贪官为是，建立新的政府，实现地方自治，保护良民生命。”这些主张的提出可谓切中时弊，同善社已经喊出了苗族人的心声。苗族地区受苛政之害尤深，加上民族压迫、民族歧视，使得他们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权利，因此绝大多数参与者并非同善社的人员却积极响应，加入了武装暴动的行列。参加“黔东事变”的暴动武装，“以民族而论，暴动武装百分之九十为苗、侗等少数民族”，而苗族的武装至少要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从这个数据上看，“黔东事变”的地区特点、民族的特点就尤为突出。

虽然首先发动这次运动的是同善社，他们也说服过苗族的地方首领如邰胜江，直接影响过苗族首领如侯教之，也有个别苗族人加入了同善社如张金培，但作为响应这次运动的主力军完全是苗族自己独立的队伍，没有接受同善社指挥。苗族义军与同善社的关系只是互相支持的友军，而且运动的最后阶段同善社的队伍不得不投靠苗族的队伍，如杨玉和等人。而潘致祥、侯教之、陈信斋等的队伍还得到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武器财物的支持，还有几次尝试在雷公山区建立公开的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苗族暴动失败后共产党还积极组织营救遗散人员及其亲属。而邰胜江领导的最有实力的队伍，从来不接受同善社的番号、旗帜和职位（如师长之职），自建“湘黔边区民团自卫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雕刻印章，任命官员，如任命张金培为台江县县长和剑河县县长。这就表明，苗族义军是一支独立自主的队伍，同善社只能依附义军主体，最多只能是友军而已。虽然有几位领导人表面是同善社的成员，但并不能因此改变整个苗军的性质，后来泾渭分明的善后处理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

民国中央政府为了扫除地方势力，排挤黔籍人士进入仕途，大量提拔亲信充任要职，因而便有了“国家未亡省先亡”之说。贵州人主体意识再一次被忽略与伤害，自然也包括贵州各族的共同主体意识在内。民国政府在贵州的所作所为，不仅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激化了苗族与政府的矛盾。因此苗族并不知道同善社为何物，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整村整寨，连乡镇保甲的领导、绅耆父老都参与了推翻民国政府的武装暴动。

刘时范总结“黔东事变”时说，“就地区论，以镇施台剑松五县受祸最深，尤以剑河之城郊，台江镇远施秉之乡村，灾情最重……就裹胁言，以台江为最多，保甲组织，十九为奸匪利用，薄具知识之绅耆父老，曾受训之乡镇保甲，往往随声附和，推波助澜……就匪酋而言，应以邰胜江最剽悍，一陷台江，两陷剑河，其势力伸张至榕江锦屏边境，清水河流域，雷公山地带，为之整个骚动”。“……二次内寨之役，五次岑松之役，陷剑河，攻施洞，窥榕江，无不以邰胜江为主角，清水河流域，燎成乃之原势。”邰胜江领导的苗民暴动队伍无疑是“黔东事变”中最重要的力量，也成了政府所要剿灭的主要对象。

由于民国政府执行的是民族歧视的政策，无论剿抚还是善后，对待苗族与同善社的政策和措施是全然不同的。他们“原则是雷、台、剑以剿为抚，穗、施、黄以抚为剿……也阐明了实质上就是急剿邰胜江股，缓剿朱、徐等股这个精神”。即对苗民队伍坚决地“以剿为抚”，目的在于剿灭，其他队伍“以抚为剿”，抚慰是其宗旨。对于已经“抚”了的苗族首领与苗民也要毫不手软地“剿”。“……经过刘时范的安排，由雷山设治局局长杨西横派邰胜江为雷山保警大队长，后来杨西横又奉令设计杀害……杨西横对邰很客气，还说要举荐他当县长。有一天，杨西横布置了一些保警兵装扮成土匪，又派邰胜江去剿匪。在作战时，一位姓杨的分队长在邰胜江背后开枪把邰打死……”（杨西横）如释负重地说：“除了一害！事后，杨西横为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誉邰为剿匪英雄。李文升还告诉我，杨西横说邰胜江通汪精卫，又是悍匪（真是欲加之罪），所以要杀他。”

“黔东事变”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吸取不少教训，一反过去只用外省亲信主政贵州的做法，开始启用黔籍人员。“实际上吴（鼎昌）之所以利用黔人主持黔政，不过是他内定‘以夷制夷’的一个策略，因为高寒边远贫瘠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本区的黎、从、榕、雷、台、剑……这是外省汉人视为‘瘠缺’而又危险的‘禁区’。中政校出身的左霁文（应为左棋雯）和高焕陞（两位是在黔东南被杀的国民政府县长。引者注。）在台、剑被群众击杀，早已使他们‘谈虎色变’。”但这样的改变是迫不得已，极其有限的，没有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同样回到历史上的“治乱”轨道上。“剿抚”之后，仍然把问题留给后来之人。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经历了“黔东事变”，吴鼎昌启用了黔籍人员，不管其用意如何，毕竟还是启用了，或许这也是“黔东事变”对话的成果之一。

“黔东事变”中的苗民暴动，绝不是偶然的，因为苗族地区早已是积怨社区，是一直等待燃烧的火药桶，无论是同善社或是别的什么人点火，同样都会爆炸、燃烧起来的。因而点火的人是谁并不重要，暴动的个人具体原因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苗区早已积累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思想与情绪。不然难以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苗族人为什么那样激情澎湃地拥护共产党，唱出那么多颂歌。梁聚五描绘了当时的情形“看吧！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及人民领袖毛泽东领导之下，解放大西南……凡属苗族，无不扶老携幼，鼓舞欢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庆祝他们自身在四千多年来，第一次得到的大解放！他们高兴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苗族自治州。苗族的干部队伍茁壮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老省长王朝文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了苗族的发展，他说：“我不止一次在苗学研究会议上说过，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共产党对苗族最好，是他帮助苗族人民结束了苦难的历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苗族人民的今天；没有中国共产党，苗族还会在苦难中挣扎，当然更不会有我这个苗族省长。我们要对今天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