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
这里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从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过程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速。跨国比较数据显示，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高于服务业主导的高收入国家（Lucas, 1988）。本文比较了上述主要高收入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前后10年的平均经济增速，结果看到11个样本经济体中
只有英国转型后10年经济增速高于转型前10年，法国、中国台湾、加拿大转型前后经济平均增速基本持平，日、德、澳、西、意、韩、中国香港等其他7个经济体转型后10年的经济平均增速都有显著下滑。上述观察提供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会伴随经济增速下滑的一些线索，但还不足以充分证明结构转型一定伴随着经济增速下降。
图8 经济结构转型前后的经济增速差异
资料来源：Middson（2010），数据由笔者计算得出。
从机制上理解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富有挑战。早期的单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不能容纳结构变化，也不关注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结构变化只不过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副产品。但是罗斯托等人（Rostow, 1959; Kuznets, 1973; Chenery and Syrquin, 1975; Baumol and Blackman, 1991）的早期研究强调，是经济结构变化带来了经济速度的变化。对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更严格的讨论，是在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内融入不同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以及消费者非同质偏好，利用模型演绎出这些因素对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变化并非是结构转型带来的，而是那些导致结构转型的因素（不同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和非同质偏好）带来的。
技术进步差异和消费者非同质偏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可以从生产率、劳动投入和资本积累三个角度展开，重点是生产率。众多研究发现，无论是国家内部还是诸国家之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部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学者（Duarte and Restuccia, 2010）发现，穷国与富国之间农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差距要大于制造业生产率差距。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资源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的过程，是经济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过程，这会带来加总生产率提高，这是个赶超过程；而经济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是经济资源从相对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的过程，加总生产率下降，这是经济增速下滑、停滞甚至下降的过程。还有学者（Bah and Brada, 2009）发现，采取计划经济模式的国家过度强调农业和工业，轻视服务业，时至今日，欧盟国家中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份额仍远低于其他欧盟国家。他们还发现这些国家中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远低于制造业，因此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会带来人均GDP增速的显著下滑。
生产率差异和非同质偏好引起的加总生产率变化，可能还导致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变化。Echevarria（1997）将不同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和非同质偏好融入新古典增长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方法不仅看到结构转型和加总生产率变化，还看到储蓄率增速的先增（农业向工业）后降（工业向服务业）。Echevarria的数值模拟结论与经验事实吻合度较好，但是对于储蓄率变化原因没有做出进一步解释。一个可能的解释机制是经济转型带来的加总生产率下降会带来资本边际回报下降，进而降低储蓄和投资动机。
结构转型角度也为理解劳动力市场变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罗杰森（Rogerson, 2008）发现，1956年欧洲大陆工作年龄人口的人均工作时间高于美国5%，但是到了2003年后者低于前者30%，工作时间下降主要来自工业部门。欧洲大陆相对于美国工作时间的下降，主要原因是欧洲的服务业部门增长落后于美国的服务业部门。
总体而言，技术进步差异和消费者非同质偏好对经济增长存在以下影响渠道：（1）生产率加总效应，即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份额在需求上升和相对价格上升双重力量驱使下扩张，而生产率较低的工业部门份额收缩，加总的生产率增速下降；（2）资本积累，部门间资源转移影响到资本边际回报率，进而影响资本积累；（3）劳动时间，劳动在部门间的转移和部门间的平均劳动时间差异，带来加总劳动时间变化；（4）结构转型过程中工业部门面临着需求的持续性下降，企业面临的产能过剩甚至是被彻底淘汰的压力增加，政府出于救助困难企业的目的采取了持续干预/补贴措施，并由此带来了资源错配持续加剧，资源错配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中国过去几年经济增速的明显下滑，没有可靠的研究证实经济下滑中多大程度上归咎于经济结构转型。初步观察可以看到，文献中强调的生产率加总效应不明显。以2000～2007年（转型前）和2010～2013年（转型后）作为两个样本进行比较，前、后两个阶段的加权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从8.3%下降到6.4%，如果我们把后一个时期的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按照前一个时期的行业份额权重进行加权，得到后一个阶段的加权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6.5%，可见份额变化对加总劳动生产率变化的解释能力很有限。
前、后两个时间段加权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的变化，绝大部分来自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显著下降，其中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从8.6%下降到6.6%，第三产业从8.0%下降到5.7%。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大幅下降，可能来自投资增速和资本利用率下降，或可能来自劳动时间减少，也可能与上述机制（4）当中资源配置扭曲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有关。伍晓鹰（2013）、白重恩和张琼（2014）、赖平耀（2015）均发现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且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来自政策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