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诸子百家各美其美，中国传统文化拥有多样性

虽然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但是这并不影响诸子百家中其他文化流派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诸子百家，家家都有自家的哲学，各自都有自身的特点和值得传承的思想精华。

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历史的发展演变也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统治者根据时势需要选择不同的思想理论，实现由乱而治，由治而兴，循环往复。通常，治乱用法典（家），重典苛政之后用道家的无为之术，再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君主想要有所作为，于是又会回到儒家哲学。因为儒家哲学是以社会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中兴的哲学，即入世的哲学、在世的哲学。因此，自汉以降，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本，道家思想为辅，以及在此基础上兼顾其他各家学说。

老子（约前571—前471），是与孔子同时期的哲学家，有研究者认为老子是孔子的老师。胡适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老子创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儒家文化可以比肩的道家文化。如果纯粹站在哲学研究的高度，笔者以为，从形而上学而言，老子的哲学比孔子的哲学更具有思辨性、抽象性和唯理性。

再讲远一点，有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即便有，也是低层次的、经验类的、道德层面的。笔者以为，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不太了解的缘故所致。但是国人中也有人这么说，我就觉得不理解了。

西方哲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中国哲人说一是一、一也是二，说二是二、二也是一。西方哲人说无是无，说有是有；中国哲人说无是无、无也是有，说有是有、有也是无。话中有话，意犹未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也正是中国诗词歌赋、器乐书画艺术等所追求的意境。按照道家的思想，哲学是不可以言说的，只有“清谈”。因为哲学是研究“道”的学问，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此，“道”只能够暗示，只能够领悟，全在不言之中。哪里像西方，哲学的基础是概念，概念也是一切立论的基础。

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哲学已经进入到思辨的阶段，亦即“和谐哲学”的阶段。正如禅宗高僧青原行思提出的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参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参禅彻悟时，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从佛学的境界讲，由看现象，进而到看本质，再进入到无碍境界（也就是山水与我无关的境界）。从哲学角度看，是三种境界：一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看山见山也见水，看水见水也见山。天下万物不为名所累，不为形所困，万物为一也。

中国古代哲学具有很强的思辨力，与西方哲学的辩证思维比较，一点也不逊色。关于辩证思维，孔子讲“辨惑”。子张问“辨惑”，孔子回答：“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自相矛盾。“辨惑”就是辨别自相矛盾并予以消除之。老子讲“观复”。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道德经》第58章）祸里面蕴藏着福的因素，福里面潜伏着祸的危机，祸与福是能够相互转化的。谁能知道祸福相互转化的节点？祸福相互转化是没有确切标准的。正过了头就会变为反，善过了头就会变为恶。人们对祸福、正反、善恶的困惑，由来已久。

名家惠施（约前350—前260）关注事物的相对性问题。他认为，在现实经验生活里，“大”和“小”、“高”和“低”、“今”和“昔”等都是相对的。他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今日适越而昔来”。又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少无内，谓之小一”，通过对“至大”“至小”的分析，得出了绝对的概念。还有公孙龙（约前320—前250）提出共相学说，包括“白马非马”“离坚白”等命题。当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了以“排中”“对立”为思维特征的形式逻辑时，中国古代哲学已经进入到以“系统”整体观和超越“对立”为思维特征的辩证逻辑阶段。

中国古代哲学是高人一筹，还是低人一等的哲学？是系统和谐的哲学，还是混沌一体的哲学？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哲学是“极高明”的哲学。每当我们念读圣贤们的著作时，无不感到一种传统文化的自信和骄傲。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由于西周灭亡，人们不再迷信“天道”，各种“儒生”“辩者”“侠客”“隐者”“方士”“阴阳术者”，纷纷出山，投靠诸侯门下，就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大政方针出谋划策，进而广收门徒，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各学派针对一些社会问题，或四处游说，或著书立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教化影响社会。

据《汉书》记载，诸子百家是对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其实数得上名字的学派一共有189家，著作4324篇。据其后的《四库全书总目》等书记载，名曰“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而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分门别类，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约前165—前110）。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约前46—23）与其父在对宫廷藏书进行整理分类时，在司马谈分类的基础上，增加“纵横、杂、农、小说”等家，将“百家”分为十家，并且系统追溯了各家的来龙去脉。历史学家班固（32—92）在《汉书》中承袭刘歆套路，并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而将诸子百家划分为“九家”。

依冯友兰的说法，随着分封制度的瓦解，社会组织结构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社会政治制度也逐渐地瓦解。原有的社会结构——一是国君、周王室，二是分封的小国国君，三是受到分封的诸侯（君子）阶层，四是庶民（小人）阶层——分崩离析，先是由于诸侯的沦落而进入到庶民阶层，也有一些庶民因为有一技之长而受到诸侯的重用而进入到官吏阶层，这种变化也就造成了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局面。随着社会动荡，社会秩序混乱，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重新定位组成新的社会组织结构。“有些教师以讲授经书、礼乐见长，他们被称‘儒’或‘士’；还有的教师精通兵法或武艺，他们被称为‘侠’；还有的教师擅长辩论，被称为‘辩者’。另有一些人以巫医、星相、占卜术数见长，这些人被称为‘方士’。还有一些人凭对政治的实际知识，献纵横捭阖之策，成为诸侯王公的顾问或官员，被称为‘法术之士’。最后，还有一些人，具有学识才干，而对当时的现实政治失望，遁入山林，被称为‘隐者’。”

故此，冯友兰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侠义之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下面，我们将他们粗粗地梳理一下：

儒家道“中庸”，代表人物为孔子、孟子、荀子（前298—前238），其代表作有《论语》《孟子》《荀子》等。

道家论“道”，代表人物为老子、庄子（前369—前286），其代表作有《道德经》《庄子》等。

墨家讲“兼爱”，代表人物为墨子（约前479—前381），其代表作有《墨子》等。

阴阳家说“阴阳”，代表人物有邹衍（约前324—前250），提倡阴阳五行说，其主要观点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实，关于阴阳学说当首推《易经》，传说中乃中国第一位君王伏羲氏所作，而《易传》乃孔子所作等。

名家辩“名实”，代表人物有惠施，其主要观点见于《庄子·天下》篇，公孙龙，其代表作有《公孙龙子》等。

法家论“法术”，代表人物为韩非子，其代表作有《韩非子》等。

纵横家，代表人物为苏秦（前337—前284）、张仪（? —前309），其主要言论见于《战国策》。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

杂家，代表人物为吕不韦（前292—前235）。吕不韦为秦相时，聚门客编纂《吕氏春秋》，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而得名。

兵家，代表人物有孙武（约前545—前470），代表作有《孙子兵法》；孙膑，孙武后人，大致与孟轲同时，代表作有《孙膑兵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