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小庙
在老家，川北那个叫“槐树地”的小山村，学界今天惯用的“土著”，早已无影无踪，没有了巴人的剽悍，没有了蜀人的“巴适”，也没有了羌人的悲叹。据传，我同样是被动移民的后裔，远祖是清初从陕西“填”到这里的，原因是大西国皇帝张献忠先生将这一带的人杀了不少。至于原本在陕西的远祖具体在哪个旮旮角角，是当地的“土著”，还是晃荡、强悍的“游民”，抑或是身不由己的被动移民，完全无从知晓。
童年时代在民国时期度过的父亲，其记忆也就有着那个时代鲜明的色彩。等到我也长大成人，偶尔回家与他一起在熟悉的乡间小道上行走时，尤其是正好遇着“鬼乱串”的“七月半”，或者是家人聚首的旧历新年，父亲就会给我这个研习民俗学的“高学历”儿子讲述他小时候见过的村庙，或者是他耳闻目睹过的那个年代的庙会。当然，我也会和他聊马克斯·韦伯的“神异型权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林耀华的“金翼之家”。
龙王庙、坟坝子、朝阳观、木盖寺、白鹤寺、开封庙、锦屏寺、尖庙子等是我自小就跟随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以及邻里会说的词，我也经常去这些词指代的地方。其中最远的庙，也不过离槐树地20里。关于这些词背后的故事，则是在学习民俗学后，我有意向父亲打听到的。
“龙王庙”，在我家门前青云河上的石桥桥头。八九十年前，为了人们出行方便，石桥由住在青云河对面半山腰李家湾的李姓富户修建。因修此桥，他耗尽了家产，后来沦为乞丐。桥头的龙王庙是一个四壁由石板搭建的小庙，长年点有油灯。不少人烧香上供，禁止小孩进内玩耍，父亲为此曾遭到祖父的呵斥。如今，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暴雨、洪水，这座石桥依旧安然如故，李姓富人的名字却早已无人知晓，庙的旧址也早已经成为雨天过水的水沟。因这座石桥，其周围遂有了“桥沟头”这个地名。
“坟坝子”，离我家四五里地，是在一座大的空坟中修建的庙宇，但未等到香火兴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里遂成为我们村小学——灯塔小学的所在地。改革开放初期，在我家门前的青云河段修建了一道拦河坝。在举国上下辞旧迎新的易名浪潮中，“灯塔”这个村名也就改为了“石堰”，似乎少了政治色彩，但平淡的“石堰”还是没能摆脱歌功颂德的俗套，哪怕是乡邻要展示自己的伟业。如今，这道石堰两边的堤坝早已龇牙咧嘴，防洪泄洪的功能基本丧失，隐患多多。两相比较，那座在这道拦河坝下游五六百米处、至今没有“专名”的龙王庙边的石桥更让人感怀。
“朝阳观”的所在地是母亲出生的地方——郑家坝。那个山坳里的平坝，距离我家十余里地，聚居着郑姓大小人众。朝阳观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庙会期间有赛马活动。1949年前当过保长的幺爷曾养了几匹白马，参加过朝阳观的赛马活动。春节期间，人们要抬着观中的菩萨游村扫荡，驱邪避灾。1949年后，郑家坝被命名为那个年代常见的名字“红旗”，朝阳观的庙舍也如同坟坝子一样，理所当然地成了红旗村小学的所在地。改革开放后，“红旗”被改为了“朝阳”。当我得知这里昔日曾有巨大而热闹的朝阳观时，我不仅佩服父辈们偷梁换柱的智慧：可能他们念想的是那个香烟缭绕的道观，并非领导喜欢的“红太阳”。
“木盖寺”，在土门山的山脊上，修建此寺主要是为了让附近的乡民来此赶集。为了抢在另一寺庙之前修好木盖寺，将集市定在这里，急中生智的人们用木板封顶，“木盖寺”之名由此而来。1949年后，木盖寺的庙殿也一度被用作学校校舍。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里都是管辖着灯塔和红旗等村庄的土门乡（现名国光乡）乡政府的所在地。儿时，我在区政府所在地的开封庙上中学时，周末步行回家和上学都要路过这里。至今，木盖寺旧址上仍有横七竖八的巨大条石在笑看风雨。作为一种禁忌，数十年来，附近的人家没有谁在修房时敢使用这些绝佳的条石。
“白鹤寺”，是当年远近闻名的一座大寺庙，离我家约15里地，其钟声响彻方圆十里。白鹤寺的得名是因为当年这里栖息有很多白鹤。1949年前一直有和尚驻守的白鹤寺有很多庙地，父辈们将这些庙地称为“常业”。青云河桥头的龙王庙背后的百余亩土地就是白鹤寺的常业。作为庙产的常业大都是交通便利、土肥水茂的好地，老家人都习惯叫这块地为“常熟地”。祖父就曾租种过常熟地的一小块。父亲儿时曾亲眼看见过长年不穿袈裟、身材高大、俨然恶霸的果明和尚带领人四处收租的情景。因交不起地租，果明和尚殴打佃户、霸占佃户妻女的事时有发生。在乡村，僧非僧、道非道或者也是以僧道和宫观庙庵为标志的释、道二教在清末以来整体性落败的原因。
1952年“土改”后，白鹤寺先是变身为所在的庆丰村的学校，继而被分给了当地村民，成为家居之所。20世纪90年代初，乡政府也在此处树立了一块有“文物保护”字样的石碑。然而，这只是一块似有若无、于事无补的石头。2002年春节，我专程来此寻访自己过去没有在意过的白鹤寺。住家多已搬走，另建新居，这里的房屋几近坍塌，仅仅是人们堆放柴草、杂物，甚或养鸡的地方，满目萧瑟。昔日的几块残碑凌乱地静卧在墙角或柴草之下，一如既往地任由岁月、风雨来侵蚀。可喜的是，对庙神圣、神秘的敬畏之心还在，没有人拆走昔日庙屋尚可用的建材。曾有一户人家试图拆走自己居住了多年的庙屋上的椽瓦，刚动工时，男主人就从房顶摔了下来。随后，如同木盖寺遗址的条石，没人再起心占用、拆散、挪用白鹤寺的物事。
2016年盛夏，我回到槐树地闲居了些日子。经过近40年的洗礼，槐树地已经完全成为依靠留守老人守护的空巢农村。原本百余人的自然村，现在常住村中的只有十多人，平均年龄则超过了60岁。然而，让人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开封庙、锦屏寺、尖庙子等乡野庙宇因各种机缘，反而纷纷得以重建。当然，开封庙旁边也有了高高耸立的基督堂。开封庙在场镇边，有昔日当过小学校长、村长、村支书等知书达理、见过世面的老人张罗，很容易就得以修复，并有了基层政府认可的牌匾。锦屏寺虽然在远离乡镇的山巅，却因有些摩崖石窟，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了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随后也得到了名正言顺的修缮。
原本在小垭子山梁、与山脚朝阳观相距不远的尖庙子则不同，虽然被修复已有数年，却始终没有官方授予或认可的牌匾。2014年，当有人因病、因神灵托梦而呼吁、张罗重修这座尖庙子时，四围留守的乡民纷纷出钱出力，很快就完工了。修庙时，附近山坡上被相中的树，主家任由修庙者砍伐，毫无怨言。重新修建好的尖庙子的香火，用父亲的话来说就是：“没想到，香火旺得很！平常都有不少人去。”有一天，一早我和父亲就一道前往造访尖庙子，沿途，我们碰见了周边村子的十余位留守乡里的父老乡亲三三两两地步行前往庙上，但这并不是庙会期间。
农闲时日，这些老人一般每天都会徒步往返十余公里，到尖庙子烧烧香、念念佛、聊聊天。包括天天朝去暮回、准时往返守庙并为香客服务的老者在内，数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就是因为这个庙修好之后，天天例行前往烧香念经而恢复了健康。尽管电视、手机对这些老人而言，早已是常见之物，政府出于新农村建设也在不少村落修建了广场、搭建了红黄蓝绿相间的健身器材，但是这些留守老人们依旧没有城里人跳广场舞、唱红歌以娱乐身心的习惯，更没有人在那些健身器材上“扭扭捏捏”。让他们心静体安的依然是他们年轻时可能参与过拆毁的这座重建后没有任何“名分”的小庙。因为这些留守老人，无论时间长短，不少回到村子的中青年也不同程度地与尖庙子发生了关联。槐树地的小庙史、敬拜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起起伏伏，交替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