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关于语言之于文化现象的思考
一
语言之于社会、之于文化的关系，曾经是语言学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
现代语言学界关于语言性质的比较流行的一种基本认识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一种介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或以外）的特殊的社会现象。那么，文化现象是社会诸现象中一个较大层次（或说范围）的概念，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否包含着社会文化的构成因素呢？或言之，语言是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呢？当代通常的看法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多数人认为语言既不属经济基础，亦非上层建筑，而文化则属上层建筑。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在“谈谈民俗的下层文化”一文谈到：“上层文化的传授和传播，除了语言外，主要依靠文字。语言文字，本身是一种文化，但它又是各种文化赖以保存和借以发展的要件。下层文化的传授、传播，有它自己的特点。”
美国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Sapir）认为：“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士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种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一个群。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我以为，这些观点，都有其深刻的道理，因为它们是基于语言事实得出的结论。
一般说，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则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诚然，语言作为人类的思维和交际工具，一种符号系统，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是共同的。但是，人是社会的人，人不能脱离社会孤立产生和存在；虽然人类已形成了思维和运用思维工具（语言）的生理条件，但运用某种具体语言进行思维和交际，这种能力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和得到的。阶级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在阶级社会中，文化直接受到阶级的影响，此间作为社会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的语言亦不例外，语言是社会现象，这一点已毋庸置疑。阶级社会之前的语言和文化，也是工具及载体的关系，这也是事实。大量出土文物、考古发现所反映的人类思维形式、文化水平，以及远古神话传说、民间口头文学资料等民间文化遗存，都是确凿可信的证明。就是说，语言不脱离社会和社会文化孤立地存在，并成为文化存在的主要形式和得以传播、交流的最主要工具。由此，则形成了“语言文化”，并将语言与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基础的民俗文化一起，视为社会历史的文化传承现象。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说，语言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亦包含着社会文化的构成因素，语言亦可谓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前面谈到了，狭义的文化主要指意识形态，广义的则系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总和。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广义的文化概念同语言作为人类思维、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既非上层建筑亦非经济基础，一个是社会形态，一个是表现形式，两者之间有着如此类似点。或许，这也正是使语言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属性的潜在联系因素。
关于语言属性的问题，既是个老问题，也是现代语言学争论持续最久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并无全面否定流行观点的意图，正如“人类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行为的形式；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社会集团的成员之间的互相作用；文学家认为语言是艺术媒介；哲学家认为语言是解释人类经验的工具；语言教师则认为语言是一套技能”,这里是想提出一种新的具体思考方法，一个尚不成熟的语言文化观念，突破现行模式，以期就教于方家、读者。
二
如今，语言之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语言之于文化的关系，以及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已经是学界通过多年争论达成的一项共识，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的科学常识。在此学术话语背景之下，语言学与相关学科“结缘联姻”的态势正旺，也可为一种“学科生态”的“顺其自然”的发展吧。二十年前，民俗语言学的孕育和出现，正是这样一种语言学与民俗学科结缘联姻的直接结果。
最近，我在提交给一个人类语言学国际会议的交流论文中谈到，民俗语言是民间文化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各地方言和普通话中的民俗语汇，是各类民俗等民间文化事象的最主要、最活跃也是最为典型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是考察、研究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处于历史文化深层结构的语料实证。有许多民俗语汇随着那种方言土语或那种民俗事象的消亡而成了语言与民俗的“语言化石”，或者正在消亡处于“濒危”状态之中。尤其是那些一向被误解为“黑话”的明清以来各行各业隐语行话之类民俗语汇，更因其“低贱”，流行使用的群体比较狭窄和传人的过世而消亡的速度尤快。这一点，也从另一视点折射着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关联。
时值民俗语言学诞生二十年之际，许多相关学术领域的同道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中外文翻译和外语教学等“涉外”领域，对这门学科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及其各类成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同时，也应运而生地产生了众多的科研成果。例如，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谭汝为先生不仅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民俗语言学”课程，还发表有题为“民俗语言与对外汉语教学”的专题论文，主编有《民俗文化语汇通论》。举凡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具有的不确定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语言和思维及文化的相互作用及关系，它们是相互联系但又互不相同的社会现象，它们既各自独立存在但又相互影响；语言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文化知识影响到语言学习者的各个学习阶段，对学习者变得越来越重要等等，均已进入了学者们所关注的视野，反映着相关科学探索的不断深入。
值此之际，殷莉先生等的新著《英汉习语与民俗文化》的问世，可谓汉英语言民俗与民俗语言比较研究的又一枝新葩，又一部力作。切实的理据，是科学命题与结论的根本。就其著作的理论框架结构以及论述中所体现的学理，无疑具有相当的学术含量。特别是，所采用的视点和研究文本，直接进入语言文化的深层结构，亦即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属于语言文化最活跃的微观层面，这就特具理据性和实用性。“看似寻常最奇崛”啊！这一点，也正是民俗语言学作为一门新的学说或方法论，在近年里备受关注、得以长足发展和在多学术领域“广谱性”应用的关键所在。
三
我认为，关于“语言与文化”的思索，虽已达成基本的共识，还仅仅是刚刚起步，还有众多相关课题等待深入地探索。例如，关于有关术语的确定和科学界定，显然是学术和学科建设的最基本的问题。本书也必然有所涉及，如书中谈到“习语”的概念时写道：
习语就其广义称谓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惯用语、俚俗语、成对词等等。英汉语言里这类现成的固定词组或句子，英语称其为“idiom”，也可解释为“set phrase”，意指英语中长期以来习用的、表达完整意义的、结构定型的固定词组或短句。这类固定词组或短句是在语言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一般不能任意拆开或重新组合。它们一般有固定的形式和意义，表示一个统一的概念，通常作为句子的一个成份出现在句子当中。
不仅汉英两种语言文化很难觅得完全对应的用语，即或是汉语文化历代的相关用语，就分歧不一，众说纷纭。但是一个“俗语”，在汉语古今文献的不同语境之中便多有歧义，用起来颇多不确定性。细究起来，可以说，远非许多辞书所分列出的那些义项分别。不同语言中，大都存在类似不少的固有语汇，既需要通过探索争鸣和约定俗成使之逐渐相对固定一些，还需要寻求与其他语言文化的对应或相近，无疑是个非常棘手而又绕不过的科学难题。至少，在目前如此。可以说，《英汉习语与民俗文化》没回避这个问题，采取的是就文本说话的例举方法，其见地可自圆其说、言之成理，此即可贵的积极探索。
末了，需要说的是，由于近期没有集中精力专题研究本书所及学术领域的问题，加之时间关系，对于全书，更未及非常仔细地拜读。因而，只好在粗读之后“若即若离”地谈点非常粗浅的看法，那就是前面业已谈到了的——《英汉习语与民俗文化》当是汉英语言民俗与民俗语言比较研究的又一枝新葩，又一部力作。故乡同道的可喜成就，深感欣慰之余，自当祝贺！同时，藉便重复一下有关“语言与文化”这个有待不断深入和扩展探讨的话题。或有失当，尚祈正之。
2005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