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建立理论

诸如《管理科学季刊》和《美国管理学会学报》等有影响的管理学杂志在对稿件进行评审时明确强调，对实证性论文进行评审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它做出理论贡献的程度。撰写实证性论文的作者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提高其研究的理论影响力。在介绍如何建立有影响的理论之前，我们想谈谈学术社区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3.1 理论的社会建构

一提到建立理论，有些人立即想到学者个人从事原创性的思考，然后提出某个理论来。在建立理论的过程中，学者必须富有想象力，并不断地尝试和实验自己的一些想法。不过，建立理论的工作也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写成一篇论文，投给某个学术杂志，杂志邀请同行对文章进行评审；评审人对于文章提出很多意见和建议，有时所提出的问题甚至是研究者当初考虑不周或者根本没有考虑到的；研究者对于评审人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或者根据评审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文章进行修改和完善，或者从事更多的研究弥补原来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通过这样的同行评审过程，研究者的理论更为合理和严谨。

除了上述常见的正式评审过程之外，研究者还可以采用非正式的评审来提高文章的质量，即在将文章正式投寄给学术杂志之前，研究者先将文章发给与自己从事相似领域研究的同行，让他们提出意见。我们特别强调，为了使研究有理论贡献，研究者一定要在研究设计和数据搜集之前的研究准备阶段，听取别人的评论、意见和批评。美国社会具有良好而完善的学术社区，同行之间的交往非常紧密，信息沟通也非常频繁，相对而言学者更容易获得同行的评论。学者们也将听取同行意见作为从事研究或者建立理论过程中很自然的一个环节。不过，中国管理学界的学术社区还只是刚刚起步，相对而言更多的学者在孤立地从事研究，他们甚至不了解国内同行中有人已经或者正在从事相似的研究。由于没有在准备研究阶段获得同行的评价，最终的研究取得理论性突破的可能性更小，有的甚至只是重复以往学者的研究。所以，中国的组织管理研究者们要想建立自己的理论，一定要在研究的最早阶段有意识地组织社会建构并寻求学术社区和同行的评论。

我们所指的理论的社会建构有两个途径，其一是向学术同行寻求建议和反馈，其二是研究者之间的思想刺激。第一个途径是为了寻求反馈而建立社会网络。通过阅读文献、参加学术会议、参与专业学术团体的活动以及与个人所认识的同行们进行交流等多种途径，个人可以建立一个核心的同行群体，其中的成员都在相近的领域内从事研究。寻求核心群体中的成员的观点和建议，有助于确定合适的研究问题、发现并选择恰当的理论视角、建立有价值的理论模型、以及根据研究的证据编织出一个清晰而流畅的故事等。究竟核心同行群体应当由什么样的人组成呢？规模有多大？这取决于研究问题的复杂程度。理想的情形是，你所咨询的同行应当具有很高的专业见识，从而使得你与他们交流之后对于问题的认识大有提高。例如，如果你是第一次向某同行评审的专业杂志投寄文章，你就需要向那些已经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学者寻求反馈。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在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你需要咨询的同行就不再是仅仅在一般的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而是那些在一流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的学者。

作者也可以想象自己与一些专家进行对话和讨论来模拟社会建构。作者本人充当协调人或者领导者的角色，而其他主要的人物（或者他们的作品）代表各不相同的观点或看法，在这种模拟的社会建构中提出理论问题并对其进行争辩和解决。解决问题并不意味着各方已经达到了共识，而是表示作者决定在某个事项上持有某个立场、决定某个研究问题、选择某个特殊的观点，甚至形成某些假设。通过直接介入问题的讨论，并完整地考虑了已有文献中的观点等方式做出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模拟的社会建构其实就是个人进行文献回顾和形成假设的过程。总之，提到社会建构，我们是要强调理论建构并非是学者个人“闭门造车”，而是积极让其他在某个课题上有知识和信息的人参与进来。

我们认为，建立理论的过程由几个重要的活动构成，包括：发现和选择研究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释或者解决方案，对解释或者解决方案进行评价和选择从而确定最合适的解释或者方案，以及根据实证数据建立理论等。在以下的部分，我们针对这几个方面逐一进行讨论。

3.2 发现并选择研究问题

我们强调在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中层理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研究的问题应当是中等的，既不能太笼统和宽泛而导致宏大的理论，也不能太具体而导致细微的理论。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选择的研究问题的意义。因此，选择重要的、有意义的研究问题至关重要。评价一个理论的重要性究竟有哪些标准呢？Weick（1989:529）将理论建构比做思想实验，如果某个想法有趣、真实、并非显而易见、合理而且美妙，就是好的想法。我们认为选择有意义的课题主要依赖两个标准，其一是真实，其二是有趣。要达到真实性标准，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在实践的意义上所研究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而满足有趣的标准所需要思考的问题则是，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是否有趣？按照严格的实证主义的观点，所描述的问题以及所建立的理论应当能够最好地表达现实的世界。此外，作为应用性的科学探索，理论应当紧密地联系实践，研究者应当选择与外部实践有关联、往往在实践者看来是有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社会科学家最为推崇的有趣的标准乃是所研究的问题对目前的知识的进步做出潜在的贡献（如Davis,1971; Weick,1989），他们喜欢那些更有趣的问题、概念和假设。一个研究问题是否有趣取决于它能够克服本领域现有理论的不足和缺欠，从而具有为该领域增加新的知识的潜力。真实性标准和有趣性标准的不同在于，真实性标准是外部导向的，它注重与现实的关联并被真实世界所验证，而有趣性标准则是内部导向的，它注重研究者的想象力并与本领域中已有的理论和研究相关联。

根据我们的观察，管理学者倾向于选择那些与实践相关的问题，但对于有趣性的标准关注不够。中国的管理研究者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更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企业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新出现的问题急需答案；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管理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目前还很年轻，管理研究者与国际社会科学研究者缺乏足够的交流。此外，即便许多管理学者接受有趣性这个标准，他们也只是强调某个领域没有人做过，认为只要是新的领域就会有贡献。虽然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发现强调其研究的新，往往是由于他们不熟悉以往的文献或者对于已有的研究了解得不够全面。在很多情况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新的现象，只不过是前人研究过的某个老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相反，有时看起来显而易见的东西往往却能够从中发现在理论上有趣的东西。此外，以往之所以没有人做某方面的研究往往是因为人们觉得不够有趣或者理论贡献太小。所以，仅仅强调以往没有人做过某个问题的研究并不能体现研究的理论意义。

我们建议研究者综合真实和有趣两个标准来选择研究的问题，但又要谨防与现实粘连得过于紧密。首先，建立理论涉及想象力和创造性，过于贴近现实世界很可能会使得研究者过早地将那些有趣的概念和命题排除掉。其次，过于强调与现实匹配会使得所建立的理论倾向于与那些有权势的组织人物保持一致（Weick,1989）。在学者从事研究的过程中，那些有权势的人往往与学者接触的机会更多、发布的信息更多，如果学者不撤离现场进行独立的思考，很可能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而无法对于现象进行更全面和更合理的解释。最后，与社会现象联系过密，使得研究者无法超越现实或者说从现象中撤离出来，从更加抽象的观点来理解现象的本质。由于陷入到现象之中，最终只能就事论事，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往往非常细微而琐碎。学者与实践者的一个区别在于，学者对于管理现象进行深入观察和了解之后，会从实践中暂时撤离出来，独立地对于现象进行理论的思考。否则，会因“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

3.3 做出理论贡献的途径

可以根据两种方法来判断一个理论的科学贡献：实证的和理论的。评价实证贡献的主要依据是理论被数据支持的程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被更多和不同的实证观测所支持的理论，其贡献更大（Stinchcombe,1968）。实证贡献主要关注对于理论的检验，即理论与相关数据之间的关系。评价理论贡献则需要参考其他相关的理论来进行。组织管理研究者倾向于关注理论与数据之间的联系，而对于理论与理论之间的联系关注不够。我们认为要同时考虑两种贡献，但要更加关注理论贡献。受到Wagner和Berger（1985）关于理论发展的观点的启发，下面我们阐述四种发展理论的方法。这四种方法分别是：深化（elaboration）、繁衍（proliferation）、竞争（competition）和整合（integration）。

深化是指研究者在已有的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成分，使得原来的理论更全面、更具体、更精确和更严谨，从而增加了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新建立的理论并没有挑战或者背离原有理论的假定和原理，它与原有理论所阐述的问题是相似的，支持理论成立的实证性数据或观察也是相似的。运用深化的方法来发展原有理论的通常办法是，增加调节变量，揭示原来理论中的命题或者假设在不同条件下有所不同。另一个办法就是在原有理论的变量之间增加中介变量，揭示原有理论中的两个概念或者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生的过程。

例如，以往的研究表明，程序公平与个人获得结果的好坏会影响到个人对于组织决定的反应。也就是说，虽然个人所得到的后果不好，但只要组织做出的决定在程序上是公平的，个人的态度或者反应就不那么消极。程序公平和结果的好坏在影响个人的心理反应上具有交互作用（Brockner and Wiesenfeld,1996）。Kwong和Leung（2002）则认为，这二者的交互作用会受到个人与做出决定的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当个人认为这种关系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时，上述的交互作用显著存在；而当个人认为他们与做出决定者之间的关系根本不重要的时候，程序公平和后果的好坏之间就不存在交互作用。Kwong和Leung的两项研究都证明了这种假设。他们就是通过增加关系的重要性这个中介变量来对于以往的理论做出贡献。

再例如，Xiao和Tsui（2007）关于高承诺组织中的结构洞的功能的研究就是对于原来的结构洞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社会网络研究领域中的结构洞理论（如Burt,1997）认为，那些能够将两个及两个以上相互没有联系的人联结在一起的中介者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使得中介者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机会并且能够决定给予谁更多的好处。Xiao和Tsui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结构洞并不能够使得个人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他们还认为，在高承诺的组织中，中介者无法获得信息和控制的两个好处，原因在于在这种组织中不仅通过控制信息来获得个人的好处的做法会受到组织内部规范的约束和惩罚，而且结构洞的好处应该被其周边的所有人来分享而不是让结构洞的占有者独享。他们推断，与低承诺组织相比，高承诺组织中的结构洞与员工的生涯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弱。Xiao和Tsui在四家高承诺组织中获得的数据表明，结构洞对于员工的生涯发展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是有害的。

第二种做出理论贡献的方法是繁衍，就是研究者从其他领域的理论中借鉴某个或某些思想，将其应用到新领域中的现象上。繁衍与深化的区别在于，繁衍是将其他领域或者学科的理论应用到一个新领域中的现象上去，而深化则是针对同一领域中的相同现象。运用繁衍方法建立理论时，研究者可能没有对原来的理论进行大的改变，但借鉴它的思想却能够很好地解释新的现象。Hannan和Freeman（1977）将人口生态学运用到组织研究中是人们最常引用的理论繁衍的范例。人口生态学的概念起源于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这些理论认为那些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的生命物种存活下来，而不能适应的物种就消失了。Hannan和Freeman将该理论用于企业的诞生、存活和死亡。他们认为组织的存活不是由组织努力适应环境而决定的，而是被环境的选择来决定的。他们认为多数组织都深受组织惯性之害，这种惯性阻碍了组织的适应性，使得组织与已经或正在变化的环境不相容。这些组织将会被那些更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组织所替代。

有时学者们并非完全借用另外一个领域的思想和理论，而只是借鉴其中的某一个思想或者部分思想。例如Gardner和Avolio（1998）运用戏剧的观点来建构有关领导和追随者之间关系的理论。他们认为，魅力式领导就是注重印象装扮的演员，而追随者就是观众。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建立过程就像戏剧一样徐徐展开，包括设计、编写剧本、登台亮相和表演等（framing, scripting, staging, performing）几个阶段。两位作者系统地运用戏剧的概念来叙述领导者的绩效行为，并阐述决定这些行为的因素以及这些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作者并没有完全将一个正式的戏剧理论移植到领导现象中来，而是从戏剧的效果是如何发生的过程中获得灵感。这是一种比喻性的理论繁衍。类似的范例还包括将组织中的随机决策比做“垃圾桶”（Cohen, March and Olsen,1972）。

第三种做出理论贡献的方法是竞争。它乃是针对某个已经完全建立起来的理论，提出新的理论，与原来理论做出针锋相对的解释。新的理论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展示原来理论的重大缺欠，从而提出另外的解释，甚至替代原来的理论。新的理论与原有的主流理论的竞争程度有所不同。有时新的理论只是在某些方面对于已有理论提出挑战，但保留了原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结构。Wagner和Berger（1985）将这种情况称为理论变式而不是理论竞争。在高度竞争的理论建构中，新的理论很可能采用完全不同的角度或者假定，以此来挑战原有理论的角度和假定的不足，新的理论可能对于相同的现象做出与原有理论截然不同的预测，并可能替代原有的理论。魅力领导理论（Meindl,1990, 1995）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传统的领导学研究，尤其是魅力式领导和转型式领导的研究，普遍采用一种领导者中心的典范，即认为领导力是驻留在领导者身上或者由领导者产生的一种品质或行为，它影响了下属，并决定下属和组织的绩效。然而，Meindl的魅力领导理论却认为，领导力驻留在下属那里而且由下属产生，领导力是由下属主观建构出来的用来理解组织变化和不确定性的一种东西，它是由组织绩效决定的，而非决定组织绩效。该理论刺激了领导学领域中以下属为中心的研究，填补了传统的以领导者为中心的领导理论的不足（Samir et al.,2006）。

另一个竞争性理论的例子就是社会网络研究中Granovetter（1973）提出的弱关系理论。以往的理论和研究强调强关系比弱关系具有更大的优势，但Granovetter则认为弱关系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使得个人获得新的、非多余或不重叠的信息，并能够使得个人与更多不同的社会网络建立联系，从而促进了个人的灵活性、流动性和创新性。

第四种做出理论贡献的方法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新的理论模型，这就是整合。作者要证明新的理论怎样比原有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对理论进行整合时，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变式、繁衍或者竞争的方法。例如，变式的整合理论可以表明原来的理论变式一在某些条件下成立，但变式二则在其他条件下成立；繁衍的整合模型可以解释某种深层的理论关系在不同的情境下都存在；而竞争的整合理论可以吸收相互竞争的理论中的某些成分建立一个严密的理论，解释在某些条件下原来竞争双方中的一方成立，而在另外的条件下另一方也成立。总之，整合的目的在于通过联系和统一相互竞争的概念和理论来发展新的理论。

Chen和他的同事们（Chen, 1995; Chen, Meindl and Hunt, 1997; He, Chen and Zhang,2004）采用了整合的方法研究中国管理者和员工对于酬劳分配的偏好。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如何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知觉？具体来说，在中国企业改革的背景下，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究竟会阻碍还是促进中国人对于按劳取酬的分配方式？作者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了两种理论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文化理论认为集体主义者更加偏好平等的奖酬分配，而个体主义者则更加喜欢公正的奖励分配（如Leung and Bond,1984）。而系统目标理论则认为，当组织以生产为目标时，人们更偏好基于贡献的分配方法，而当组织的目标是员工的发展和凝聚力时，人们更偏好平等的分配（如Deutsch,1985）。两种理论对于正在经历奖励体制改革的中国员工的偏好的预测是相反的。文化理论预测，由于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所以他们会抵制对于旧的平均分配奖金的体系进行改革。相反，系统目标理论则预测，由于中国的企业改革强调绩效导向，因此员工奖更加支持奖励分配改革。Chen及同事们整合了两种理论，提出一个动态的文化模型，将经济目标的优先性作为组织情境，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员工的奖赏分配偏好。他们首先拓展了集体主义的概念，认为它包含两个维度：纵向的集体主义规定个人将集体的利益放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而横向的集体主义则指个人关注小组中的其他成员以及人际和谐和团结。他们推论，相比横向的集体主义者而言，纵向的集体主义者在分配偏好上将对于生产目标的优先性和赢利更加敏感。通过整合目标优先性和纵向与横向集体主义的思想，这个整合模型提出了以下的假设：同美国员工相比，中国员工表达出更强烈的经济/绩效导向并更加偏好差异性的奖赏分配（Chen,1995）；中国的纵向集体主义者会支持奖赏分配的改革，但横向的集体主义者会抵制奖赏分配改革（Chen et al.,1997）；由于企业改革已经涉及所有制的问题，生产目标的优先性会在所有制改革与纵向集体主义者偏好差异性的奖赏分配之间起中介作用（He et al.,2004）。这些假设都被实证的数据结果所证实。

以上关于做出理论贡献的四种方法并不是相互排斥或者截然分开的，可以将它们看做研究者将自己的理论观点与已有文献联系起来的手段。因此，学者可以在理论建立的某个方面使用深化的途径，而在另一个方面使用竞争或者繁衍的方法。例如，经济学中的预期效用不变性原则认为，理性的决策者对于相同的情境的选择偏好应当是一致和稳定的，不管以什么方式来呈现或者描述这些情境。但Tversky和Kahneman（1981）用疾病问题证明，当用不同方式描述相同的决策情境时，人们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这被称为框定效应。他们告诉被试，美国正在为某种疾病的爆发做准备，该疾病预计造成600人死亡。将被试分为两组，第一组被试从以下两个选择中选出自己偏好的方案：如果采纳A方案，将有200人获救；如果采纳B方案，600人全部获救的可能性为1/3，而一个都不能获救的可能性为2/3。第二组被试从以下两个选择中选出自己偏好的方案：如果采纳A方案，将有400人死亡；如果采纳B方案，没有人死亡的可能性为1/3，而600人全部死亡的可能性为2/3。在第一种“积极框定”的条件下，72%的人选择A，即大多数人偏好确定性的选择；而在第二组“消极框定”的条件下，78%的人选择B，即大多数人偏好冒险。Tversky和Kahneman采用了竞争策略对于个人偏好的解释提出了新的观点。

Wang在上述基础上对于框定效应发生的条件和机制提出了一个整合的理论。Wang（1996）借鉴进化心理学的观点，认为题目中所描述的疾病造成死亡的人数会影响到框定效应是否发生。他认为如果人数很少，比如是6个或者60个，人们进行决策时考虑到与自己关系亲密甚至朝夕相处的亲属和朋友，他们就更可能采取“同生死共存亡”的策略，即不管在正向还是负向的框定条件下，人们都选择冒险。而当所描述的人数大于100时，Tversky和Kahneman发现的框定效应才起作用。接着，Wang（forthcoming）又让大学生和高层管理者分别参加一个管理决策的练习，他将相同的决策任务描述为正向框定（包含机会）和负向框定（包含威胁）。结果发现，大学生在不同的框定条件下做出的选择显著不同，但高级经理人的选择并没有受到框定条件的影响。这个研究证明，框定效应出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个体在模糊的情境下做决策。对于高级管理者来说，由于他们具有丰富的管理决策经验，所面临的情境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太模糊，因此框定效应没有发生。

3.4 理论建立过程中的演绎和归纳

归纳和演绎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推理方法。演绎是将笼统的、一般性的原则推演到具体的事例，而归纳则是通过对于具体事件的总结，发现一般性的规律或者原则。我们在这里不再从认识论、哲学或者逻辑学的角度对于归纳和演绎过程以及二者的差别作过多的阐述，我们主要讨论如何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使用归纳和演绎。许多人将演绎和归纳式的理论建构分别与定量和定性方法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在于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学者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数据的支持。演绎式的理论建构主要依赖于学者的逻辑思考，并不要求理论与数据之间的不断匹配与调适。这样的文章大多数发表在AMR这类的理论性杂志上，这类杂志不要求数据必须是理论建构中的一个部分。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有明确的区分，验证理论的论文必须要有数据，而建构理论的文章则不需要数据。因此，演绎导向的理论家将主要精力用于回顾以往的理论，从中发现空缺、不一致或者缺欠，以便提出新的概念和命题来弥补这些不足。当然，他们也会对于以往的实证研究进行分析，但是他们只是将这些实证研究与相关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而不会仅仅对于这些实证研究进行检讨来提出理论。

相反，归纳取向的理论家认为，由于社会现象非常复杂，人类对它们的了解很不够，理论应当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现实，研究者应当积极而紧密地贴近现实，并系统地搜集数据和分析数据（Glaser and Strauss,1967; Dougherty,2001）。在这些学者看来，没有数据就不可能有理论，数据是理论产生的唯一来源。他们所说的数据是广义的，包括定量的和定性的数据，也包括观察、访谈、信件、故事、照片和档案等资料。他们强调，研究者要深深地浸入到所研究的社会现象中去，并与其中的主要社会行动者进行频繁的交往，以便真正了解社会现象，从而建立起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强调了归纳和演绎的区别。事实上，二者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相互重叠，且常常交织在一起。归纳导向的研究者并非仅仅依赖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来建立他们的理论。在选择研究问题、建立概念和假设的过程中，他们有意无意地从个人经验和观察中受到启发。有些人会通过中心小组访谈、开展个人访谈或者分析档案资料等途径，帮助他们提出概念或者对于概念和命题进行论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先接触和了解现象，然后提出一些概念和命题。这种做法有点像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建立理论的过程。还有的学者事后建立或者选择某个理论，来理解已经搜集到的数据。也就是说，他们并非首先提出理论，然后搜集数据验证或者修正理论，而是事后诸葛亮似地找到更好的理论来理解手头的数据。总之，尽管研究论文报告时主要是以演绎的方式建立理论，即作者从以往的理论和研究中推导出当前的新理论，而实际的理论建立的过程则涉及演绎和归纳过程的不断互动。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建立的过程也是如此，许多采用扎根理论方法的研究者并非一点也不了解以往的理论，已有的理论可以是他们研究的起点，或者他们也可能将搜集到的数据与以往理论框架进行比较。有时在早期的酝酿阶段，某些概念或命题已经浮现，通过演绎的过程影响了进一步的数据搜集，而搜集到的数据又为概念和命题的发展与修改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所以，可以将扎根式的理论建构看做归纳和演绎的轮回循环的过程。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应当具有同时运用归纳和演绎两个过程的能力，并能够熟练地在二者之间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