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乡村传播学之传者概况
就社会历史发展而言，乡村传播学的传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乡村社会系统内部的传者和乡村社会系统外部的传者。乡村社会内部的传者主体是农民群体，他们相互之间的传播行为的发生和传播关系的建构，组成了乡村社会内部传播系统的重要部分。乡村社会系统外部的传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发展阶段，构成成分都有所不同，但主要是由乡村社会传播系统中的乡村精英、走出乡村社会的外来者组成，也可以说，他们是介于乡村社会与外部之间的群体，既属于乡村社会内部也属于乡村社会外部，是二者之间的中介群体。
就社会传播状况而言，我们可以把传者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类传者没有经验，对于和他人打交道有恐惧心理，与他人交流感到很不自在，对于信息感到很陌生；以信息为中心的，这一类传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信息本身上，关注对于信息的理解、解释和接收，忽视受众身份、动机和目的，自主性很强、霸权意识倾向严重；第三类传者以对话、沟通、平等的态度进入传播过程，其特点是：倾听、对话、交流、提高传播效率和传播效果。
乡村社会内部的主要传者农民群体在进行信息传播时，主要集中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和以信息为中心的两种类型；乡村社会系统外部的传者包括乡村精英和来自于乡村社会外部的传者，前者如绅士、贵族、教师等，后者如商人、学生等。由于乡村精英主要还是居住在乡村社会中，因此在这里把他们也简约地划归为农民群体，外来传者在不同的时期类型有所不同，主要集中在以商业交流、知识传授和政府信息传播为主的传者群体上，因此可以大致划分为商人及其商人组织、政府信息传者及以学校为代表的教师群体（包括家庭教师群体）等。
一、传者概念历史变迁
传者主要是指乡村社会的农民主体与乡村社会的外来传者，二者的历史变迁构成了乡村传播传者的总体状况。
（一）乡村社会内部的传者主体：农民
farmer与peasant的差异：这两个英文单词在翻译为中文时，多以农民这一词语笼统称谓，二者之间在社会背景和历史成因有着显著的差异。从词义上说，farmer以farm（农业）为词根，强调的是职业含义；而peasant一词从词源及构词成分看与“农业”、种田等本无直接关系。这一概念源于古法语，系由古拉丁语pagus派生，该拉丁词意为“异教徒、未开化者、堕落者”，带有强烈的贬义，因而peasant在古代的本义是对卑贱者的贬称。在古英语中peasant可作动词用，意为“附庸、奴役”，是指一种低下的身份或出身。只是由于那时卑贱者大多种田，这个词后来才与农业有了关系。换言之，farmer这一概念，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完全是个自由职业概念，是与工商业者、市民、渔民等相为并列的概念，与其在整个社会中的身份没有关系。而peasant则更多强调这一群体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鲜有职业内涵的着色。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与对农民职业和身份的认同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人们在联想到农民这一概念时，想到的便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结构式乃至心理结构，经济越落后，整个社会对农民群体的社会身份、生存状态和社会等级等因素就越加重视；经济越发达，整个社会对农民群体的职业身份则更为习惯。
中文的“农民”在中国各个时期，伴随经济的发展水平，人们对其理解不完全相同。在古汉语中，甲骨、金文时代就已分别有了“农”与“民”。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已经清晰地出现了。唐代庄园之大者，收容客户，多至数百人，一家数口，集居一隅，于是庄园之中，发生客户所居之村落，后世称农村为“庄”、称农家为“庄户”、称农民为“庄家人”，其义殆起于此。
因此，古代中国“农民”这一概念比西方有更多的职业涵义，而身份卑贱之义却较为淡化。这反映了古代中国比当时的西方职业分化较明显而身份壁垒却较宽疏。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中叶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社会的身份性色彩反而空前地加重了。直到改革开放时代，这种状况才逐渐发生着缓慢的转变。
在现代汉语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辞海》对农民的解释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不包括农业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主要指贫农和中农。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指集体农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延伸，农民成分也开始分化，农民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仍然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但已成为身兼工、商或管理者多重身份的复合型农民，由于我国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许多已经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名义上仍属于农业户口，被视为农民身份。也就是说，农民的名义概念和实际概念发生了背离，名不副实。换言之，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农民概念包括三种属性：户籍属性、职业属性和政治属性。一方面农民群体在分化，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内部有大量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如学生、教师、乡村管理者等，因而农民只是乡村社会传播系统中传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乡村社会传播系统中的其他传者与农民一起我们称之为村民。
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就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现实而言，农民与村民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村民的数量远大于农民，农民只是村民的一部分，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村民中所占比重会不断下降；第二，农民是专职或兼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而村民的职业则不仅限于农业劳动，而且横跨第二和第三产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村民中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人口的比重将会不断上升。虽然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村民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仍然还属于乡村人口，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不是农民，而具有了现代产业工人的某些特点。此外，对中国农民概念的认知，还要撇清意识形态化影响力和历史因素，以及中国近现代社会以来社会主流群体所形成的刻板成见。
（二）乡村社会外部的传者
乡村社会外部的传者是指与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发生关联的群体。他们以各自在乡村社会中的身份与地位以及与外界联系的角色，作用于乡村社会中的传播系统。这些传者包括在乡村社会进行市场信息、知识信息、政府信息以及其他信息的中介、外来传者以及相关的信息传播组织。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乡村精英的构成成分也有所差异，就欧洲社会发展而言，在城市没有形成之前，乡村社会中只有农民，他们在领主的周围居住而形成乡村，所有的人都按照一种方式生活，随着乡村社会诸种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和丰富，乡村社会变得多样化和功用化了。农民群体发生了社会分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同时，大领主逐渐脱离了农民群体。土地具有经济价值之后，领主和借助土地交易而富裕的富人们开始追求新的奢侈品，促使了贸易的产生。城邦的兴起、贸易的发展也在原有的农民群体中促生了新的乡村精英，即农业企业家阶层，包括富裕农民、小乡绅、大领地的管理人、正在诞生的城市资产阶级。换言之，乡村精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乡村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而出现的，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农民群体的分化；二是在农民群体分化中所产生的领主及其衍生物和农民阶层中新兴的农企业家阶层。
由于欧洲社会内部各个国家的乡村工业化进城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乡村社会的精英不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类型有差异，而且在当代乡村社会中乡村社会外来信息的传者也有显著差异。其作为传者的特征将在下面详细论述。
二、传者理论
守门人理论和洋葱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读乡村社会中传者的行为。
（一）乡村社会的守门人
守门人的概念的由来：德裔美籍社会心理学家勒温于1947年首先提出Gatekeeper（即守门人）的概念。其原始含义是指对食品种类的选择和消费渠道的建立模式。“传播”（communication）与“守卫”（gatekeeping）在这里首次作为一对术语出现，勒温基于“渠道理论”进而建立了守卫的思想，他的研究对象是食物的流通渠道，即研究食物是如何通过各种渠道来到饭桌上的。身为心理学家的勒温认为影响渠道通畅的首要的是人的因素，并归纳为“守门人的认知结构”和“守门人的动机”两大因素。指出在“守门”过程中个人的因素（个体的价值判断）起着主要作用。守门人的认知结构是指传者头脑里知识结构的综合、是对已有的全部观念内容的重新组合的状态；守门人的动机则是指传者在进行选择时的价值判断，需求状况以及面临的阻碍因素。认知结构在传者对外界信息的获取和学习过程中不断发生分化、重组和再度综合化，是传者继续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决定性因素。尽管后来的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大众媒介的新闻信息守门人上，但勒温最初提出守门人这一概念时，是将其广泛地应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
作为社会传播系统之一的乡村社会，其信息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守门人，他们作为乡村社会内部以及与外部之间信息传播的主要传者，以特定的文化心理、社会背景和历史特色选择和过滤着诸种信息。
（二）洋葱模式
德国汉堡大学新闻系教授西格弗里德—魏申贝尔格（Siegfried Weischenberg）于1992年以洋葱的层层剥离形式来解读大众传媒研究，即洋葱模式。该模式将媒介研究区域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区域，这四个区域的关系如同洋葱的皮是从外向里收缩的。它们从外到里分别代表了标准维度、结构维度、功能维度和角色维度。同样的，这一模式可以用来解读乡村社会中传者角色的研究。
乡村社会中的传者，在其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受到其所隶属的乡村社会规范的影响、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乡村社会功能变迁的影响以及自身在所隶属的乡村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影响。在这种由内及外的系统作用下，传者不仅仅是作为守门人在信息传播中发挥过滤和选择作用，而且作为镶嵌在特定乡村社会群体、社会结构、角色和社会身份以及社会功能的层层网络中的守门人在传递信息和过滤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