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论的询究

对现实道德生活的拷问，又不能不依赖于道德理论的询究。如果我们避开诸如“二律背反”之类的理论繁琐，去面对我们真实的道德生活，就不难发现，道德就那么简单：你有难时别人来帮你，别人有难时你会去帮别人，人应该有起码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可就这么个简单道理，令无数的智者贤人、市井俗人伤透了脑筋，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致思途径，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

中国的儒家把道德建立在人伦关系之自然情感之上，强调情感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注重道德传播中的人际感通机制。但由于儒家对道德赋予了终极价值，尽管从理论上设计出一套精致严密的道德规范，然而这种道德理想从来没有照原样付诸实践，理想设计是一回事，具体实践又是另一回事。出现这种道德理想设计与具体道德实践悖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早期儒家在进行道德理想设计是基于政治理性，而非人的情感需求。应当承认，儒家十分重视在具体的道德实践尤其是个体道德实践中情感的作用，也很注重人的道德情感的培养，但他们的这种重视是以政治理性优先为出发点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并不是真正重视道德情感的作用，而仅仅是把道德情感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某种手段或途径，其致思倾向是理性主义的。我十分赞同蒋庆先生把儒学分为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做法。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有重要区别：政治儒学依据的是政治理性而非道德理性；开出的是政治实践而非道德实践；优先考虑的是完善制度而非完善个人；体现的是政治批判而非道德批判；追求的是历史中的希望而非形而上的道德理想。早期儒家进行道德理想设计是介于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他们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连续性。这就潜伏着道德成为政治工具的可能。事实上，道德理性与政治理性、政治实践与道德实践有严格区别，如果混为一体，取消道德实践的特殊性和独立性，道德实践就会背离道德理论的基本精神而走向邪路。因为道德实践强调的是主体对自身的改造，即参与道德实践活动的人对自身内在的心性生命的改造，而政治实践则是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即对外在于心性生命的社会政治实体的改造。道德理性一旦政治化就难以保证其自身的纯正，就会与人的道德情感绝缘。后来的心学，看到了早期儒家的这种弊端，强调道体与心体的同一、心与理的同一，强调道德主体的发明本心，但他们没有科学解释人为什么需要道德、德性与德心的统一机制是什么，其理论致思还是没有超出孔孟的框框，几乎没有形成完备的基于人性内在需求的道德情感理论。

在西方，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起就触及到道德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只不过他们是基于理性是道德的基础这一前提来看待这种关系的。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视理性为道德的最高主宰，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生活就是理性生活。他们不可能真正从情感的角度来考察道德，而只能是以道德去观照和评价情感的正当与否。中世纪黑暗时代视人的情感欲望为洪水猛兽，对人的情感表现出极端仇视，并看做是罪恶的根源。但神学家们又把“爱上帝”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这种“爱”本身就是一种最虔诚的情感，这是完全不自觉的歪打正着式的对道德情感的肯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以人性的解放为出发点，反对封建礼教，对基督教道德的虚伪进行了无情揭露，促进了新的“松弛的启蒙道德”的扩展，为道德向人性的复归和道德情感理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到近代，培根第一个从人性出发来解决道德问题，并主张用心理学方法来研究道德，为道德情感理论的产生进行了哲学铺垫。英国的伦理学家沙夫茨伯利、赫起逊、休谟、斯密等人一反道德理性主义的常态，认为情感才是道德的真正来源，情感才是判断善恶的依据，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道德情感理论，但终因其唯心主义哲学性质以及当时的心理学研究水平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带有直觉主义的性质，因而对问题的看法显得空泛。现代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斯蒂文森等人，面对当时严重的道德危机，痛心疾首，深感回天无术，却又不能坐视不问，于是尽心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他们把道德危机归结为道德语言的混乱，并把这种混乱又归结为使用道德语言的人在情感、气质、态度方面的差异，把人的主观情感作为解决道德危机的突破口。由于情感主义伦理学把道德看做是纯主观性的和情感性的，不但无法解决道德危机，反而加重了道德危机。于是麦金太尔对情感主义进行了批判，并把它视为当代西方道德危机的根源。麦金太尔认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情感主义文化之中，这种文化淹没了我们的道德生活。由于情感主义伦理学对道德的设定没有任何理性的历史，没有给定的连续性，加上相对主义的盛行和自由个人主义的兴风作浪，导致了普遍德性的丧失，造成了西方的道德危机。西方哲人的思路无疑为我们探讨解决道德问题的途径、形成科学的道德情感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和思维教训。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社会生活条件的角度去研究道德，澄清了几千年来在道德起源、道德本质、道德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道德基本原则等问题上的迷雾，第一次将伦理学这门学科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对社会道德的宏观把握，还是对道德深层结构的解析，都是其他伦理学派难以比肩的。然而，由于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马克思主义丰富的伦理思想仅仅局限于“苏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道德仅仅成了政治的工具、阶级斗争的武器，自然也就成了不近人情的僵化物，道德的情感品质和情感的道德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或者说，我们仅仅把道德情感作为道德教育的一个环节加以看待，而对其具体内容的研究却抛给了教育学和心理学，当我们遇到道德情感危机并试图加以克服时，就显得理论准备的严重不足。

因此，确立道德情感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的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道德情感的本质、结构、功能及其培育途径，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某种思路，是当前伦理学理论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也是本书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