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杰出的女性——记熊希龄夫人毛彦文
毛彦文，浙江江山人，自幼聪慧过人，7岁读私塾，15岁被选拔保送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数年后，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两年后，转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大学毕业工作一段时间后，赴美留学。1931年学成回国，在上海复旦、暨南两所大学里任教授。1935年，经同学与好友、熊希龄的内侄女朱曦介绍，与熊希龄结婚。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希龄与毛彦文夫妇欲转道香港去长沙办慈幼院。途中，目睹日寇侵华滔天罪行，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虑，由于情绪激愤加之连日操劳，熊希龄突发脑溢血，在香港病故。因当时战乱，无法归葬北京熊氏墓园，暂葬香港。
熊希龄去世后，毛彦文接任慈幼院院长，她继承了熊希龄“爱国、慈善、教育”的伟大思想，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救助了不计其数的流离失所的孤儿和难民儿童，继续着丈夫未竟的事业。
多少年过去，慈幼院的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但他们仍把毛彦文当成他们最慈爱的母亲，慈幼院校友会就是他们最惦念的“家”，每年的“回家节”，毛彦文都在这个“家”里，和她的“孩子们”欢聚一堂，年复一年，从未间断，直到她生命的最后。
平常哪位校友到台湾，都会到毛院长家里看望老院长。老院长热情地招待每一位校友，有的还小住几天，更加切身地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毛彦文就是这样把慈善教育事业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把慈幼院所有的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
毛彦文在她有生之年，完成了两大夙愿：一是将熊希龄遗骨迁回北京，归葬熊希龄墓园；二是将熊希龄全部遗作、文稿、手稿编辑出版，现在已经出版的遗作有《熊希龄先生遗稿》、《明志阁遗著》、《熊希龄集》上中下、《熊希龄传》以及其他一些书籍。这些书籍完整地体现了熊希龄精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时代脉络，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和特征，同时也概括了熊希龄一生的足迹，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正如毛彦文所说：“君之遗稿将编辑成书，此书堪为治国者之指标，为教育家之规范，为治现代史者第一手资料。”
如此重要的历史资料，编辑出版却是非常不易。首先，量非常大，仅上海一处保存下来的手稿就有七大木箱。第二，书在大陆出版社出版，沟通起来，相对比较麻烦。第三，出版这些书需要大量资金，仅这七箱书稿，如果在1991年出版，估价就需要人民币四十多万，以毛彦文当时的薪金是根本无法承受的。
虽然困难重重，但毛彦文出版这些遗作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告慰先人，更重要的是这其中的意义，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所以，毛彦文后半生的生活，除了工作（她八十多岁高龄才退休），除了校友会事务，就是迁葬和出书两件大事了。
迁葬在1992年完成，晚年就剩下出书这一件大事了。以毛彦文当时的职位和薪金，虽然比普通老百姓高一些，但面对如此巨大的数目，她也是无法拿出的，最后，她与出版社协商，分批出版，而后分批付款。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但不利之处就是，以后要面临出版费用涨价的压力，但毛彦文义无反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开印。就这样，随出书，随筹措资金，再加上出版社方面的因素（比如效率问题等原因），一套《熊希龄集》三册耗时十多年才终于出齐。为了出书，毛彦文几乎用尽了她一生的积蓄。
对于钱，毛彦文从来不认为它只对个人有意义。早在结婚之前，她已经知道熊希龄为办幼儿教育，捐出了所有个人财产，每月只靠董事会发的200元生活费度日，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身无分文的“新郎”。结婚后不久，一次开董事会，副董事长单独跟毛彦文说，董事会有意将熊希龄捐出的产业归还他们一半，作为新家的支出。毛彦文断然拒绝，她说：
我是学生出身，不是阔小姐，秉三先生能过的日子，我也能过，不要把已经捐出去的产业，因为我的缘故而有所改变，董事会诸公的建议，我心领好意，但不敢赞同。
事后，熊希龄得知情况，高兴地说：“我没有看错人！”
毛彦文就是这样一个人，过最简单的日子，不追求任何名利得失，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将自己所有的财富，将自己完美的人生，都献给了她热爱的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爱国、慈善、教育事业”。
毛彦文，一个伟大的中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