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云寺中山灵寝前童子军
这是1925年4月，北京西郊，柳树已经吐绿，桃花盛放，春回大地，慈幼院的同学们正是喜谈春游之时。早操集合后，院领导突然向我们宣布一条令人悲痛的新闻，说明天要迎接革命先驱孙中山的灵柩，要放在我们香山碧云寺，并要举行追悼仪式。
早操集合后，院领导突然向我们宣布一条令人悲痛的新闻，说明天要迎接革命先驱孙中山的灵柩，它要放在我们香山碧云寺，并要举行追悼仪式。院长熊希龄还亲自点名，要我们童子军列队参加追悼仪式，维护会场内外秩序。
这是令人悲痛而又光荣神圣的任务。这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好觉，心思着明天如何为深深敬仰的孙中山先生护好灵。
当时，我们院的童子军组织有二三百人，分为大队、中队和小队。熊院长对童子军组织要求很严，专挑身体强健、守纪爱院的同学参加，以“智、仁、勇”三个字规范童子军的行动，选配了童子军教练，还专门练了“童子军追踪术”，并常常进行军事训练。
我是童子军的中队长，学校有什么大的活动，我总是要把全队组织好、带领好。现在听说要为孙中山护灵，参加追悼仪式，心里十分激动，又是惊喜又是悲痛，悲痛的是国家失去一位救国为民、振兴中华的伟人；喜的是这位伟人的灵柩就在我们身边，往后好带领队员去瞻仰，继承他的遗志。
我从小就很崇敬孙中山先生，老师在讲课时，除讲述早年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先烈的事迹外，还多次介绍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革命事迹，尤其是熊院长在每周朝会上经常宣讲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提倡敬仰中山先生，这些都使孙中山这位伟大人物在我心目中就有了良好的印象。
1911年3月底黄花岗72位烈士的壮烈牺牲，在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1915年蔡锷等发动的打倒袁世凯的护国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正是在我出生到少年时期内发生的政治大事。这些大事无不与孙中山相联系的，老师授课经常讲到，也是同学间时常谈论的话题。耳濡目染，逐渐引起我对这些反封、反帝、革命、爱国的新思想的兴趣和关心。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到10月下旬，冯玉祥乘机率领部队占领北京，发动政变，并邀请当时在广东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先生开联合大会，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北上，积极拥护他的《北上宣言》。
《北上宣言》宣布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等。
随后，孙中山应邀北上。12月13日，孙中山一行经天津乘专车抵达北京，前往欢迎的群众队伍从前门车站一直排到天安门，多达10余万人，许多进步团体和工人学生到处张贴“欢迎孙文北来”、“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事”、“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北京城内和郊区都引起了轰动。
当时，我的年龄虽然还小，没有参加迎接的队列，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也似懂非懂，但在这种热烈的革命气氛影响下，心情也很激动，加深了对孙中山这位伟人的敬仰，同时也幼稚地认为，由于他的到来，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就会转变，中国就能统一了。
不料，没有多久，到了1925年1月，早已患有肝癌的孙中山，病情突然急剧加重，竞于3月12日逝世。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认为中国的统一要完了。
3月19日，孙中山灵柩自协和医院移到中央公园（即以后的中山公园）社稷坛大殿内，李大钊、林伯渠、汪精卫等共分为三组抬棺，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吊唁活动。
4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将孙中山的灵柩由中央公园移到香山碧云寺，并举行追悼仪式。
今天，我有幸参加追悼仪式，虽然很痛苦、很悲伤，但是也非常荣幸，是终生难忘的事。
追悼仪式庄严肃穆，很多人胸戴白花，许多国民党的要人，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也去了。她人品端丽，体态大方，年轻美貌，白润的脸上带着深情悲哀，很多人向她招手，向她致意，以表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与哀思。
我们院长熊希龄组织全院师生参加了这项追悼活动，我们学生童子军和学生组织的军乐队，列队整齐地参加追悼仪式。我们童子军沿着碧云寺台阶向前一字排开，一个个穿着整齐威严的童子军服，手中握着红光透亮的木军棍，腰间别着一卷救护用的粗绳索，威风凛凛地站在碧云寺外。我是站在碧云寺台阶上看到孙夫人的。
追悼会的细节我已记得不够清楚了，如今还记得我穿着童子军的服装站在学生行列，瞻仰了孙先生的灵柩，看到了孙夫人端丽哀戚的容貌。在会场上，我第一次读到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追悼会后，老师还向我们学生讲了话，推崇孙中山创建民国的丰功伟绩，教育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努力学习，热爱祖国。使我很受感动，这是一堂最实际、最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孙中山初到北京时，我听说召开什么北方和会，原以为从此和平有望，国家将会统一，革命即可成功。但是孙中山一死，军阀混战加剧，国家更加四分五裂。到这年冬天，又爆发了国奉战争，战场就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到1926年，国民军与直、鲁、奉联军又在北京附近作战，双方相持不下，城郊居民遭受炮火的伤害，妇女儿童流离失所，这是我近在咫尺的见闻。
这时，每当走过孙中山灵柩安放处，我的心情就十分沉重，我幼稚的想法也随之破灭了，直觉地认为，由少数大人物举行和平谈判来统一国家是不可能的，孙中山革命未成，北伐战争又失败，往后中国怎么办？想来想去，产生了一种“武力统一中国”的想法，加上我原有崇拜英雄的思想，以为不如由掌握兵权的吴佩孚来统一国家。当然，我那时并不了解吴佩孚的反动面目，只认为他能打仗，“血战七日，打败奉军”。
中山灵寝前的这段回忆，是我政治思想上的萌芽，只是说明那时候我对政治问题已开始有了兴趣，懂得了关心国家大事，思想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离乡找饭碗，到现在对国家兴亡有了一点责任感，开始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可以说是一次思想跨越。
这一跨越自然归于慈幼院的教育，而更多的收益是课堂外的教育。但那时的思想还很幼稚，谈不上对中国革命现状有什么认识，有的是空悲切，有的想法并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