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慈幼院——我永远的怀念
人人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我根据自身的经历，还应该再加上一句：没有香山慈幼院，就没有我的今天。
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静宜园内建起了一所学校，那就是由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人士、教育家和慈善家熊希龄先生创办的香山慈幼院。
我自幼家境贫寒，父亲被迫外出谋事，就没再回来，剩下我和母亲一对孤儿寡母只得寄居在香山的姥姥家，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1933年，我12岁。就在这一年，香山慈幼院收留了我。
我从未离开过家门，一开始，对这种全新的校园环境很不适应，甚至有些恐惧。记得一次家人顺便来看我，临别时，我久久望着远去亲人的背影，感到既孤独，又无助，委屈得我两眼盈满泪花，感到一种肝肠寸断般的难受。然而，仅仅数天，我便被香山慈幼院这个和谐美满的大家庭所感染、所吸引、所融化。从陌生到熟悉，从习惯到眷恋，少小离家的淡淡伤感早已随着晴朗的心情烟消雾散，不知所措的一丝愁容也已变成了以校为家的满面欢颜。
我在香山慈幼院一共学习生活了5年，其中二校（小学）2年、三校（初中）3年。这期间，我们学习有教室，锻炼有操场，吃饭有餐厅，洗浴有澡堂，休息有宿舍，患病有医院。
香山慈幼院除了在书本笔墨砚、吃喝用住穿等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了我这个穷孩子巨大的经济资助外，还在德智体美劳等综合素质方面为我此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那个兵荒马乱、国破民穷的年代，香山慈幼院犹如美丽神话中的世外桃源，以其健康向上的校风和真诚广博的关爱，给了我一个弥足珍贵、对我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幸福、快乐、充实的童年。
香山慈幼院重视思想教育，全力推行爱国育人。
我在二校上学期间，每到开饭时分，全校学生都是集合排队进入餐厅就餐。二校的餐厅是一座砖混结构的新式建筑，一扇扇镶着玻璃的大窗户使这座能容纳数百人同时就餐的饭堂显得十分敞亮。
当时，中国北方的许多住家仅在木制窗棱上糊一层纸，用以遮蔽风寒，我们能在这样的“洋房”里进餐，自然舒适得有一种近乎奢华的满足感。
在餐厅里，可以看到一幅幅标语，例如，“自力更生”、“劳工神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等等，内容大多是自强励志的。这些标语都是用墨写在白纸上，再镶上精致的玻璃镜框高高悬挂在四壁上，很是醒目。
入学前，我这个穷孩子经常饿肚子，来到香山慈幼院后，不仅餐餐饱腹，而且经常吃米饭、馒头等细粮。每次进餐，我都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一边默念着墙上的标语，思考着从中透露出来的明确的含义。一日三餐，月月年年，二校饭厅里的这些标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着一种特殊形式的思想教育。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我应该做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者。
我有个同班同学，叫李新灵。她关心时事，爱记日记，作文很好。不过，可惜的是，她小小年纪却因病早逝了。当时，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宋渤舟老师，他特意将李新灵的日记整理编辑印制成册，并题写书名为《新灵日记》。他以这本日记为例，告诉我们什么是好文章，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
我就是通过这一身边的榜样，懂得了要想写出好文章，就要注意关心时局政事，要赋予文章鲜明的思想性。只有这样，所写文章才会闪耀出思想的光芒，才会拥有不朽的灵魂。
由于入学前语文基础较差，我的作文成绩一直不甚理想，然而此后不久，就像是终于开窍，豁然开朗，我的一篇题为《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作文因情感真挚、内容进步竟获得了“甲”等高分！
无论是编印《新灵日记》，还是“重奖”好作文，都可以看出，香山慈幼院的教育目的不仅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写作能力，而是要教育学生成为有进步思想、讲传统道德的爱国者。
香山慈幼院重视知识教育，鼓励掌握一技之长。
香山慈幼院有严格的体检制度。我曾因患沙眼，一个夏季被禁止去游泳池游泳，我还因被查出心脏有杂音，而一度被要求停止上体育课。
按照课程表，我们班下了音乐课，就上体育课，所以我常常就此留在了音乐教室。音乐教室里有一架棕黑色的立式钢琴，我们的音乐老师王玉虎就是一边弹着这架琴，一边教我们唱歌的。王老师高高的个子，约有三四十岁，弹得一手好琴。我总觉得那么优美的旋律就是从王老师的10个手指下飞出来的，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啊！
王老师教过我们很多好听的歌，有《开学歌》《放学歌》《春游》《星空》等等。王老师常常一边教唱，一边还按照歌词的内容用形象的动作表示出来。由于印象深刻，许多歌曲甚至在近80年后的今天我都还记得。比如《春游》这首歌就是这样唱的：
桃花点点，蝴蝶翩翩，春郊乐如何？莺啼烟柳，燕剪碧波，陌上人如梭。轻风吹衣，摇曳摇曳，花香透衣罗。呀！步儿轻轻，步儿轻轻，春光莫踏破。
我记得歌词有多优美，身为男性的王老师当时的肢体语言就有多柔美。这种手舞足蹈地教歌法对我们理解歌词、快速学唱帮助很大，我就是受到这种教法的感染而深深爱上音乐的。
那些时候，我利用免上体育课的机会，学着王老师的样子坐到琴旁，先是用一只手在键盘上寻找刚学会的歌曲主旋，后来用双手竟也可大致弹奏出我所掌握的许多歌曲了。
最难忘的是，凉爽的夏夜月色皎洁，星光闪烁，花繁草茂，蛙鸣蝉和，校园里的景致美极了。每当晚自习结束，同学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总会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星光澄澈月色明如雪……星空啊，你就是吾曹心灵中的小明月兮，清澈而微妙！”（《星空》）其间，不同班级、不同年龄的男声、女声、童声经常会不约而同地合唱同一首歌。当时的情景恰似天色人声合二为一，令人如痴如醉，心旷神怡。
我从二校毕业后，进入三校继续学习。今天地处北京西城区旅游景区的帝王庙就是三校的旧址。三校有两架钢琴，放在大殿里的那一架琴声尤其清脆悦耳。这些钢琴本是为三校的幼稚师范（高中）生练琴用的，但我和廖锡慧等几个要好的同学总是见缝插针地去玩琴，不让这么有吸引力的乐器有闲着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在晚间借着朦胧的夜色悄悄溜进漆黑的大殿去弹琴。当明亮的琴声响彻大殿，飞出窗外，传播渐远的时候，我们几个总是又喜又怕，激动的心像要跳出胸膛。久而久之，我在钢琴的弹奏上竟也多少收获了些无师自通的成果，自然感觉十分惬意。
香山慈幼院完备的教学设施、祥和的校园环境和称职的一线教师，极大地激发了我对音乐的兴趣，使我通过音乐，受到了艺术熏陶，懂得了艺术欣赏，获得了艺术享受，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为我工作以后最初所从事的音乐教学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除了音乐，数学就是我的最爱了。也许真的是有些天赋吧，常人眼中那一串串枯燥静止的数字，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妙趣盎然的乐园。
老师看到我做题不费劲，就直接把我分到数学提高班学习。如果用现代教育理论评论这一现象，那就是香山慈幼院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注意到要根据学生能力的差异而实施分组教学了。
在同学们的一片“关敏卿真聪明”的赞扬声中，我进入了小学毕业前的紧张学习阶段。那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宋渤舟老师经常会出一些有一定难度的数学练习题，他把题印在纸上，放在办公室里，有兴趣的同学可随时领取。记得同班有个叫申鼎昌的男同学，我俩总是摽着劲儿地做题。
当时，学校成立了小家庭，每个小家庭里都有一位经过择优遴选的保育员“娘”。这是香山慈幼院独有的一种教育形式，为的是让所收养的没爹没妈的孤儿们有一个模拟家庭的生活环境，避免形成孤僻性格。
我被分在一个小家庭里生活，一到周日，就必须帮着保育员陶娘做家务：洗菜、做饭、记账、照顾小同学，往往是忙碌一整天不得闲，生活能力倒是增强了不少，就是没有时间做习题。
申鼎昌住男声宿舍，无须干活，学习时间相对充裕很多。这样，我自然就落后了。我暗暗使劲，抓紧周日晚自习的时间快做题、多做题，做完一张习题篇子，就再去老师那里拿一张新的。年少好强的我常常因在数学题练习的进度上能与申鼎昌齐头并进而颇有些得意。申鼎昌是位学习很好的同学，后来听说他考取了名校四中。
香山慈幼院这种鼓励有兴趣、有能力学生在学习某科知识时再爬一道坡、更上一层楼的教育方法，也使我此后的人生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香山慈幼院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我刚入学的时候，体检查出了不少毛病，比如沙眼、冻疮和心脏杂音等。香山慈幼院教务科的老师专门负责带领有病的孩子去就医。一个冬天以后，我脚上的冻疮就完全好了，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犯过，特别是心脏疾患，就学五年，因饮食营养改善、生活条件优越，竟然痊愈，直至在我以后七八十年的工作、生活中，我的心脏都经受住了繁忙、辛劳的考验，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1941年，我从北京市立师范学校毕业，就在北师附小教唱游课。应该说，就是因为得到了香山慈幼院音乐课的教益。那时，我虽然很年轻，更谈不上有什么教学经验，但我的唱游课居然搞得红红火火，甚至经常有人前来观摩。3年后，时任师大二附小校长的孙钰就把我调了去。
孙钰校长也曾经担任过香山慈幼院二校的校长，师大二附小归国家教育部直辖的北京师范大学所属，是名校，这对年轻的我来说，绝对是个学习进修的好机会。
在校期间，为了迎接9月19日的校庆，每年我们都要组织学生搞文艺汇演。由我创意、编导的大型儿童歌舞剧《但愿有一天》和《保卫和平》等都是那几年出台的。
《但愿有一天》表达的是，让普天下劳苦大众的孩子都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保卫和平》则通过全校中、高年级共数百名孩子共同参演，表达了新中国少年儿童拥护抗美援朝、志在保家卫国的心声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这些剧目时代感强、思想性强、艺术性强，这在当时的北京教育界并不多见，所以得到了校内外广大师生的喜爱、支持和赞赏。
2009年，北京实验二小百年校庆之际，不少老校友还在回忆文章中特别提到了《保卫和平》在北京市先农坛体育场演出盛况和对他们幼小心灵的深刻启迪。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到1988年退休，在近40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再也没有离开过数学教学。由于香山慈幼院给了我一个比较坚实的数学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又得到了党在思想、业务等各方面的教育和培养，加之我在教学实践中比较注意钻研，所以很快我就成为了学校教师队伍中的一个骨干，时人还把我和另外两位老师并称为实验二小“关马霍”。
在这几十年中，我上数学课时经常有人观摩。有时，学校派人前来告知，但更多的时候，我也不知来宾来自哪些单位，反正经常是教室里挤满了随堂听课的同行。业内对我的数学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组织教材合理、教授内容丰富、教学节奏快速，使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在短短45分钟里得到充分的锻炼。
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的学生的数学成绩大都不错，特别是1962年毕业的那个班，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任班主任兼教数学，中考后，全班40多学生中有1/2都考上了四中、师大女附中、师大一附中、101中等北京中学一类校。
20世纪60年代，我还遵从国家教育部的特殊部署，承担了试验班的数学教研工作。试验班的学生中有不少6岁入学，全班要求5年学完小学的全部课程。这与7岁入学、6年毕业的小学普通班相比较，无论是教材，还是教法，都显然存在着需要重新编改、设定的难度。通过不懈地探索和认真地实践，最终获得了成功：试验班的学生们圆满完成了小学阶段的试验任务，顺利升入了北京八中。
虽然不久之后“文革”袭来，这一项试验被迫中断，但从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堪称我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这批孩子大都成长得不错，他们中有不少凭着当年扎实的知识基础考入大学，获得深造，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老教师，除了教学生，还要带徒弟。在我众多的徒弟中，新近被国家聘为国务院参事、现任北京实验二小校长的李烈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每逢年节，师徒欢聚，也是人生中的一种别样乐趣。
日月如梭，光阴荏苒。掐指细算，我离开香山慈幼院已70多年了。
如今，昔日的静宜园早已更名为香山公园。虽然，园内众多珍贵的古迹遗址和丰富绝美的四季景观仍在向人们展示着这座清代皇家园林的独有魅力，可在我的心中，这里却不仅是一处享誉中外的旅游胜地，它更是我魂牵梦萦的家园！
每当春柳摇摇，我都会想起，清晨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散步在山花烂漫的小路上，昨天去了半山亭，今天也许就去双清别墅，空气特清新；每当夏日炎炎，我都会想起我们在男女分开的泳池中戏水，感觉特滑爽；每当秋风飒飒，我都会想起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爬上鬼见愁，看那漫山红遍、层林尽染，心胸特开阔；每当雪花飘飘，我都会想起我们在眼镜湖那个天然冰场上滑冰，心情特舒畅。
我对香山慈幼院的特殊情感即使已到耄耋之年，也依然是没齿难忘！没有当年香山慈幼院的收养，没有解放后共产党的培养，我就不能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也不会有今天幸福和美的晚年！
在隆重纪念熊希龄院长诞辰140周年的今天，我草撰此文，为的是感谢熊希龄院长的大恩厚德，因为香山慈幼院的那段生活早已成为我刻骨铭心的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