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笛卡儿对自己的误解：对由悬搁所获得的纯粹  自我之心理学主义的歪曲^注13。

在这里我们必须谈谈在我们迄今的解释中有意不谈的一些方面。由此笛卡儿思想中的隐蔽的两义性也就揭示出来了。事实证明有两种可能的方式来理解这种思想，发展这种思想，提出科学上的任务，而笛卡儿则认为，只有其中的一种方式是预先就不言而喻的。因此他的阐述的意义事实上（作为他自己的意义）是一义性的；但是可惜这种一义性是产生自以下这种情况，即他实际上并未将他的思想的独创的彻底主义贯彻到底；他实际上并没有将他的全部先入之见，没有全面地将这个世界，加以悬搁（“放到括号里”）；他被他的目标所吸引，而恰恰没有抽取出他在实行悬搁的自我中所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以便纯粹在这个自我上展开哲学的惊异（θαυμάζειν）。与这种哲学的惊异展开不久就曾能产生的东西相比，笛卡儿在新思想中实际上所揭示的每一种东西——尽管它非常具有独创性和深远影响——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肤浅的，另外还由于他自己的解释而失去了价值。就是说，在对这个在悬搁中才揭示出来的自我感到惊奇时，虽然他问自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这自我是不是人，即日常生活中可以感性直观的人，但是他却排除掉身体——身体也如同一般感性世界一样受到悬搁——，这样一来，对于笛卡儿来说，自我就被规定为心灵，或是精神，或是理智（mens sive animus sive intellectus）。81

但是在这里我们会有几个问题。难道悬搁不是与预先给予我（这个进行哲学思考的人）的全部东西有关，因此不是与整个世界包括所有的人有关（而与人有关并不仅仅是与人的单纯身体有关）吗?因此不是与作为整体的人（我在以自然方式对世界的把握中总是把我自己看成整体的人）的我有关吗?在这里，笛卡儿不是预先已经被伽利略对于普遍的和绝对纯粹的物体世界的确信，以及关于纯粹感性上可体验的东西，和作为数学东西的纯粹思想事物之间的划分所支配了吗?笛卡儿不是已经把以下一点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吗，即感性是指向自在存在着的东西的，只不过它可能欺骗我们，但肯定有一条用来确定这种欺骗，并以数学的合理性认出自在存在着的东西的合理的途径?但是所有这些不是通过悬搁一下子都放到括号里了吗，而且甚至连作为可能性的东西也都放到括号里了吗?很显然，笛卡儿尽管有他所要求的无前提这样的彻底主义，但预先就有了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向这个“自我”突破就应该成为达到目标的手段。他没有看到由于他确信这种目标与手段的可能性，他就已经抛弃了这种彻底主义。仅仅是决心要悬搁，决心要彻底放弃对世界上一切预先给定的东西，预先的有效性下判断，还是不够的；悬搁必须认真实行，并一直坚持下去。自我并不是世界的残留物，而是绝对必真的规定，这种规定只有通过悬搁，只有通过将全部的世界有效性放到括号里，才成为可能的；并且是作为唯一的规定而成为可能的。但是心灵是事先抽去纯粹物体后的剩余物，根据这种抽象，至少从表面上看，它是这种物体的补充物。但是（我们不可忽视），这种抽象并不是在悬搁中发生的，而是在自然科学家或心理学家在预先给定的，不言而喻地存在着的世界的自然基础上进行观察的方式中发生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种抽象以及它们的不言而喻性外观。在这里只要说明这样一点就足够了，即在《沉思录》的这些奠基性考察中——即在那些引入悬搁和它的自我的考察中——由于将这个自我与纯粹心灵看作是同一的，而使首尾一贯性遭到破坏。沉思的完整的获得物，即对于这个自我的伟大发现，由于一种荒谬的偷换而失去了价值：因为纯粹心灵在悬搁中完全没有意义，除非它作为被放到“括号”里的“心灵”，也就是说作为纯粹的“现象”，在这点上同身体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忽视关于“现象”的这一新概念，它是首先随同笛卡儿的悬搁一起产生出来的。82

我们看到，遵从和运用像彻底的和普遍的悬搁这样一种空前的态度转变是多么困难。“朴素的见识”，来自朴素的世界的有效性的某些东西，很快就会在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从而歪曲了在悬搁中才可能和必需的新型思想。几乎所有我同时代的哲学家对于我的“笛卡儿主义”，更确切地说，对于“现象学的还原”——对此我已经用这种对于笛卡儿的悬搁的论述作了准备——的朴素的反对意见，也是由此而来的。这样一种几乎是无法根除的朴素性，还造成了以下情况，即在数百年之间，几乎没有一个人，对从自我和它的思想生活出发推论到“外界”的可能性之“不言而喻性”提出异议，而且实际上没有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自我学的存在领域来说，“外界”究竟是否有意义。——这种情况当然就使这个自我变成背理的东西，变成一切谜之中最大的谜。但是也许有许多东西，而对于哲学来说也许甚至是全部东西，都取决于这个谜。也许正是笛卡儿本人在发现这个自我时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惊，对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这里预示着某种真正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它通过种种错误和迷失，总有一天会作为一切真哲学的“阿基米德点”而显露出来。

这种回归到自我的新动机，一旦在历史上出现，就立即在下面这样一件事情上显示出它的内在力量，即尽管有种种对于它的歪曲和掩盖，但它开创了哲学的一个新时代，并在这一新时代中树立了一种新的目标。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