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走读讲几句话

有一位大学党委书记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他们学校里有100多位教师建议广开学路，招走读生。他认为，这些教师都是因为想送自己的子女上大学。这种愿望虽好，可是不能实行。因为那会影响教师的科学研究，影响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困难很多，谁也解决不了。

我自己有4个孩子。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耽误了，现在已经年龄过大，不打算再上大学；还有3个，都已经在大学住校学习。所以，大概没有只为自己的子女打算，不顾国家教育质量的嫌疑。可是，我还是想为大学招走读生呼吁。

我国现在够上考大学年龄的青年，每个年龄差不多都在2000万人以上，这几年大学招生，每年只有30万左右。也就是说，同年龄的人只有1%多能上大学。在全世界要排在第100名以外。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四化”是搞不成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的大学基本上采取住宿制，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据我所知，像我们这样办大学的国家，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我们国家遭受了“文化大革命”浩劫，现在百废待兴，财力、物力有限，即使教育经费增加，也有限。但我们却用了一个最阔气的办法来办大学。许多钱不是用在买仪器、设备、盖实验室、图书馆，而是用在盖学生宿舍。钱不够，宿舍也盖不起，就只好少招生，使许多教师的光阴白白地闲着。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比例只有1∶2.7，和《三笑》里华相府请老师教两个宝贝儿子差不多。而世界上许多比我们富得多的国家，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一般都是一比十几，有的甚至达到1∶20。他们如果也采取1∶2的比例，那里的大学大概是会关门的。而我们培养一个教师，相对来说，要比他们困难得多。因此，在我们这里，教师也应该宝贵得多。事实上，我们在教师的使用上却比人家浪费得多。这种情况如果听任它存在下去，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

走读生一定学不好吗？不见得。走读当然比住读条件差，路上要花时间，一般的人家里的条件也未必见佳，但无论如何，有个地方听课，总比他自学条件要好些。我们既然承认自学都能有成，为何又要那样鄙薄走读呢？笔者在新中国成立前也先后进过三所高等学校，这三所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是走读的。许多人的家离校甚至在20里外。我自己自然是没有学好的。但我的同学中学得好的却大有人在。世界各国的大学，走读的不在少数，也没有听说他们的教育质量因此就十分低下。最近电视台放映了居里夫人的传记片，大家都看见，这位得到两次诺贝尔奖奖金的大科学家读大学时也是一个走读生。最近访华的一位美籍女作家，上大学时不但是走读，课余还要干8小时活。这样的例子如果要举，可以举一大串。我们的大学党委书记，我们主管教育的同志们，未必会不知道吧！

我没有在大学担任过专职的教授，对大学的情况可能不太熟悉。但是，要说扩大几个走读生就会影响教师的科学研究，却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信服。在国内，我所知道并且尊敬的一些教授，都是既开课又从事科学研究并且做出成就的。在国外，人家也没有因为一个教师平均要教20个学生就降低了科学研究的水平。那里的教师如果一个星期也只开4小时课，或者两年三年不开课，恐怕早就被解聘了。退一步说，如果有些专业教师实在不够，是不是可以鼓励教师在大学之间互相兼课（教同一门课，可以减少备课时间），从科学研究单位、机关聘请一些兼职教授呢？为了我们国家的“四化”，为了我们民族的后代，一定会有很多不辞辛劳的人的。据我所知，现在就有不少人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义务给青年们补课。

而且，我们如果能把招走读生作为一条方针定下来，几年内下决心暂时少盖学生宿舍（有一些学校校舍被挤占，还是要盖一点），使住校生的数量暂时维持在现有水平上，把这一笔盖宿舍的钱加上增加的教育经费首先用来解决实验室、图书馆、实验设备的需要，不是会更有利于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吗？

现在学校的用钱还有许多浪费的地方。例如，在一般学校中，助学金就是一律规定为按学生数的70%发。结果，许多家庭并不困难、甚至是高级干部的子女都领了助学金。如果严格按照条件掌握，真正困难的学生有多少发多少，把一部分省下的钱用于奖学金和学校其他迫切需要的地方，就既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学习，又可以弥补一部分教育经费的不足。

办学校困难很多。广开学路也不只是招走读生这一条办法。办夜大学、函授大学、电视大学，吸收旁听生，等等，都是办法。每一种办法做起来又都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要逐步创造条件；有些问题不是只靠教育部门能解决的，要积极提出建议，依靠上级和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来解决。就说走读，也只能有准备地逐步地扩大，不是说一天之内马上就要扩大招生很多。那样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但总不是毫无办法可想，一点松动的余地都没有。党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工作提出的意见，受到教育战线广大同志的拥护，就是证明。即使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为了自己子女的前途着想，也未可厚非。因为这种愿望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

报上在提倡“变通”，这两个字在现在这个时候确实很有用。国家穷，任务重，需要每一个部门的同志都能咬紧牙关把一切可以办的事情办起来，束缚手脚的老框框又那么多，没有一点变通精神怎么行呢？

（《北京日报》，1980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