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柯尼斯堡到上海

在近代中国，康德是第一批被人们知晓的欧洲哲学家之一。中文世界提及康德最早在《西学略述》中，但这本书通常都被忽略了。此书成书于1886年，是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为编写一套关于现代科学的教材而撰写的。艾约瑟在该书的简介部分给出一段关于欧洲哲学的简要概述，介绍了一批帮助现代科学建构知识论基础的欧洲思想家。其中相当的篇幅留给了乾隆年间“德人干得”的三能十二思范说。据艾约瑟所言，康德阐述了觉者和识者以一种确定的方式互动，前者提供思维内容，后者规范思维方式，从而形成认知。如此一来，康德所揭示的机制确保了关于人类灵魂和外部世界关系的共通理解以及在基督世界里两者的共同基础^注216。

康德被如此蜻蜓点水地提及，所以毫不奇怪，无论是艾约瑟还是同时期零星呈现的著作，都没能激发当时中国学者严肃的回应。对欧美哲学关注的真正抬升是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注217。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显然一败涂地，中国知识分子痛心疾首，他们开始手忙脚乱地寻求张灏所说的“秩序和意义”的新源泉^注218。在这忙乱的寻求中，很多学者转向日本，在那里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哲学在高等科研机构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1873年，日本第一个哲学系在东京帝国大学建立。刚开始，国外的学者被邀请前去东京讲授新学，其他学校纷纷效仿。很多授课者以及日本国内的一流学者，比如最著名的井上哲次郎（1856—1944），都曾求学于德国，受过这样或那样的新康德主义哲学的训练^注219。

在他们的著作和讲座中，康德继而被定位为当之无愧的现代哲学家之典范。其重要性在于那些年度哲学庆典中体现得一目了然，该庆典开始于1885年的帝国大学，后在1891年移至金碧辉煌的哲学馆（Tetsugakkan）。在这些仪式化的会议上，都有仪式性祭祀表演，通常在一张“来自柯林斯堡的圣贤”的画像前，画中他与释迦牟尼、孔子和苏格拉底并驾齐驱（见图1）。

20世纪初，当第一批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开始在日本学习哲学时，康德作为现代性典范的形象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刚踏上日本国土就着手翻译上课讲义、教科书和相关哲学史，覆盖了几乎所有的新康德式展望和新康德式哲学关怀的内容，尤其是关于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关于详细的参考文献，请看四川大学哲学资料室编的索引^注221和穆勒的著作^注222）。这其中一些文本，当然不是全部，介绍了康德关于两个世界的区分，一个是影响我们理智的“现象”世界，为识者运作的内容，另一个是被称之为“noumena”的不可知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对那个“things in themselves”范畴的认知是独立于识者的感知范畴的。这些早期文本并未对康德这一分野之功能和合理性进行讨论和批判，他们只是竭力去再现而已。如果说他们还增加了一些内容的话，就是指出了康德的重大发现，也就是关于人类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是基于认知对象本身而不是外部世界这一点，带来了哲学史上“哥白尼式的转折点”，这一转折丝毫不逊于拒绝地心说之于自然科学的重大意义。

这些文本中关于“phenomena”和“noumena”对立的术语往往让译者翻译起来觉得格外困难，无从下手。就像绝大多数欧洲哲学中的专业术语一样，无论是“phenomena”还是“things in themselves”，在中文语境中并无直接对应词汇。但是，将“phenomena”翻译成“现象”，即“事物呈现的形状和镜像”，这一译法很快被固定下来。此译法诞生于日本，语义学上来自于日文的“現象”（genshō）一词，该词是指佛陀或菩萨现身于人世的意思，这一词语对于中国译者来说是一个相当合适且不证自明的解释，这一观念根深蒂固，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无人觉得有必要从根本上给出不同译法。

但完全相反的是，对于“noumena”和“things in themselves”的翻译则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只有极少一部分作者采取了“实体”（jittai）也就是“真正的物体/形状”或者“实质”的译法，这一诠释为规范的日本哲学字典所推荐，而且为相关日文著作广泛引用^注223。尽管王国维在他早期一些译著里还借用了“实体”的译法，但他自己关于康德的著作里避免采取过于形而上的术语，而将“things in themselves”演绎为“物之自身” ^注224。类似地，追随王国维这一脉络的译者给出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词汇，例如“自在之物”或者“自在物”^注225，或者“物实在之天然性”^注226（关于文章中讨论的“things in themselves”和”noumena”不同译法的年代序列表，参见本文末尾所附表1和表2）。

翻译的另一思路是根据“noumena”的语音给出该术语的不同译法。当时最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提供了两种语音式翻译“niumeinuo纽美诺”和“nuyoumina奴优弥那”^注227。不过，同样是严复最早从形而上层面挑战了日式诠释，提出不同于“实体”的译法，这一译法最后被证明是成功的。严复采用了“本体”或“本质”，把康德式“noumena”转换成一个重要佛家用语，指代隐匿在众法背后的终极真实，也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世事的无形且超越知觉的根基。宋代新儒学曾大量讨论该词，并视其为道的同义词，意指宇宙运行之逻辑、人生造诣之境界^注228。从这个宽泛意义上来说，“本体”显然不是一个纯负面的概念，倒更贴近于康德所指的“规范性理念”，指一个人孜孜以求却最终无法企及的理想状态。严复本人没有给出如此翻译的原因，我们只能揣测他试图把中国传统教义注入康德的“noumena”。我们可以断言的是，至少一部分学者认可了严复的翻译，因为他们在这一译法里看到了弥合现象学和本体学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