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本土化到排斥
严复这一译法的出发点，即以佛学认识论的方式来区分现象和本体，也影响到两位人物最早关于康德哲学更广泛的讨论。梁启超（1873—1929）1899年在东京哲学会堂观摩了那些祭祀性表演后，撰写了一篇短文“近代第一哲康德之学说”注229 。正如20世纪初他撰写的介绍欧洲哲学家的大多数文章一样，梁对康德生平和著作的概述主要基于未经确认的日文资料：这回是中江兆民（1847—1901）1866年翻译的阿勿雷托（Alfred Fouillée）一本题为“理学沿革史”的书注230。梁采纳了中江关于康德的概念的绝大多数翻译术语，但也插入了重要注释，而且，但凡不同意或对中江及阿勿雷托所述颇有微词，他就加以额外标注注231。关于“noumena”这一概念，梁启超视之为康德纯智理论中最重要的洞见，按他的翻译风格，他接受了中江对“本相”这一词汇的选择，这一佛家词汇是指所有现象的“根本向度”，但是梁修改了中江关于这一概念之于康德分析感觉时的功能的解释。中江采用了中国古代词汇“五官”即耳眼鼻嘴和心，此词经常出现在《庄子》和《荀子》里用来指代介于感觉和理智之间的诸器官。但是梁启超采用了佛家的表达“六识”，根据《楞严经》，在五感之外还有第六感，即“知识”的“第六感”。这一细微转换不仅丰富了梁所认知的康德认识论的佛学内容，也得以让他将康德赢得盛赞的“哥白尼式转折点”描述成不过是普通佛家教义的一门变体而已。
第二位通过融入佛学关怀来使康德关于现象和本体区分本土化的重要学者是章炳麟（1869—1936）。入狱三年，章炳麟已经着手关于唯识佛教和欧洲哲学的广泛研究，此后章成为晚清最后10年反满运动的知识分子领袖之一，该运动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在一系列写给革命性报纸《民报》的文章中，章炳麟将一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宗教、哲学、社会学和科学概念，不管它们起源于中国、日本、印度还是西方，统统整合成逻辑清晰的政治术语。在他的文章《建立宗教论》（1906）中，章对康德的感觉理论的讨论正是出于这样的努力。章认为政治革命必须基于宗教之上，而政治上最有效的宗教是诞生于牢固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要构筑这些基础则需要证明，隐匿于现象世界之下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本体存在。康德正是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的“哲学家和宗教老师”之一。正如许多佛学家一样，康德认为人的感觉源于理性材料和精神概念的组合，且这种组合被时空以“空”的形式连同12种不同理解力以某些可预见的方式所塑造。他同时意识到，我们的感知力，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五尘”，不容质疑，这种确定的真实性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他们根植于“things in themselves”。因此，对章来说，“things in themselves”不再是康德所看到的消极的“限制性术语” （Grenzbegriff）（KrV B305-306）。为昭示这一确定性已经在词汇层面上存在，章造出了新词“物如”来涵盖“noumena”和“things in themselves”两词，章的言下之意不言而喻，新词的后缀“如”涉及了佛家重要词汇，例如“真如”注232。章炳麟这一创新，将康德的概念悄无声息地与国内学界接洽起来，他的读者读来非常熟悉，没有隔阂，且丝毫不觉失了尊严。以上提到的这些词汇需要进一步解释，方能收到比较的效果。
众所周知，尽管梁启超和章炳麟的政治和宗教导向大相径庭，然而两人在刻画康德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极大程度上撇开了他的认识论。通过把康德的洞见译成温和的佛家用语，他们确保了自己的读者能够辨认得出这位德国哲学家，尽管其实是另一个人，一个一直多少徒劳地怀疑知识和认知的真实亦或虚幻本质的人。
中国第一位用自己的术语来诠释康德的学者是王国维，上面我们已经提及了他的翻译。王最早于1897年开始迷恋欧洲哲学，当时正值他的个人人生危机，而真正对此话题进行严肃探讨始于1902年日本老师藤田丰八（1870—1929）的指导。1903年起，他开始攻读康德的作品。据王1907年写的一篇自传性随笔回忆，他花了好几年功夫才掌握康德的“批判学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次年始读汉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康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尽管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王迅速意识到，康德让他开始这项研究的初衷落空了。康德并未为他形而上的迫切渴求给出答案，倒是将现象领域之外知识的可能性置于可疑境地。这位哲学家毫不留情的不可知论，再没有比在他关于现象和本体关系的分析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的了。康德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物之自身可被认知的可能性，而这恰恰彻底断了王国维热切盼望从欧洲哲学中挖掘以下维度的后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彦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注233康德这一批判性的认识论实际上打开了一扇学术的深渊之门，由此引出的推论让王不甚恐惧。王曾一度转向叔本华和尼采，寻求他们认为康德的批判性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可信论断。但是，多年以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康德还是其他哲学家，都不会使他在“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去追求真理这一点上妥协。他突然间放弃了这门学科的钻研，把注意力转向文学和历史，正是在此两领域的学术追求，成了如今他备受世人敬仰和缅怀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