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城镇化演变的历史方向

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也是城乡空间演变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进程，我国城乡空间结构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变化，这既体现在城乡整体空间结构的转型，也体现在城乡社会空间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中一些变化可被视为历史的延续，而另外一些变化则正预示着城乡空间结构演变的新方向和发展趋势^[55]。关注中国城乡空间结构的急剧演变进程，研究其内在作用机制和发展趋势，成为时下城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 全球化

早期的效益概念是地理性的，城市长期趋向于利用交通区位来降低运输成本。美国、西欧的主要城市多数集中在海岸、河流和大湖区域；日本的城市和工业发展集中在太平洋沿岸走廊；韩国的工业发展集中在首尔和釜山地区；中国台湾的工业集中在台北和高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经济增长分别集中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区雅加达、吉隆坡和曼谷；而中国经济密集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距离提高了商品交易、工人迁移、知识传播的货币和时间成本。发展中国家落后的交通和通讯设施趋向于放大沿海对内陆、城市对农村的比较优势，使地理区位优势更加明显。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地理区位优势有下降趋势。信息、运输技术推动资金、人员、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以生产全球化、投资全球化与市场全球化为内涵的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生产体系、投资和金融体系、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国际产业结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调整，加快了全球城镇化速度，加速了城市连绵区或城市群（带）的发展，推动全球城镇体系的形成，也使得全球城市空间地域差异增大。一方面，全球产业继续遵循产业梯度从高向低的波浪式垂直转移；另一方面，中小投资企业空间转移正向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生产网络扩张演变。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和消费活动的重组过程中，许多老工业中心开始衰退，而以高端服务业为特征的大城市开始发挥区域、全球性的控制与命令职能。全球化使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也使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与合作空前激烈与频繁。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的城镇体系面临空间重构，城市在空间上具有的创新、控制、协调和管理功能将决定其在全球城市等级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通过技术、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其他城市建立协同联系，不断扩大市场范围、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以获得城市竞争力的提升^[56]。

全球化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陕西是一柄双刃剑。陕西在与国内省市区进行生产要素、产品信息等交流的同时也要受到来自于国外的竞争，尤其在人才、资金、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将使陕西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引领下，在陕西与东部及国外地区发展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从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面上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加快对外开放的进程，准确定位，寻找自己发展的有利条件，保留地域发展的特色和活力，从而降低发展的风险，更好地融入全球城市网络之中，是陕西城镇化战略选择中需要重点考虑的。

二 信息化

信息网络化和现代化的交通设施不仅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使空间距离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逐渐弱化，信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和独特的生产要素，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1963年，日本学者最先提出信息化的概念，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从以实物生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向以信息制造、获取和应用为基础的信息化社会转变。服务业替代制造业成为经济的主导；科研人员替代企业精英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技术的发展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理论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成为技术变革的直接力量。

每一次大范围经济结构的转型都会带来城乡空间结构的重构，信息化对自然资源依赖少、对技术人才依赖大的发展特点为缺乏自然资源的城市带来了新的机遇。城镇化以分散与集聚的两种形式向前推进，共同推动城镇化向更高层次迈进。一个城市技术创新的能力将成为与全球网络节点内的其他城市长期竞争与合作的必要条件。那些首先调整空间结构、掌握先进技术、拥有完善设施的城市，将成为世界信息汇聚的中心，成为新思想嬗变、“新经济”发展的带头城市，比如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但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经济时代”并没有导致经济活动去空间化；相反，由于与传统产业相比更注重智力资源、软性基础设施、创新氛围及社会文化环境的特点，出现了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创意产业等需要面对面交流的经济部门在地理空间上的进一步集聚。随着网络技术及信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社会的影响。谢默斯·格里姆斯（Seamus Grimes）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发展的前景，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促进了城乡进一步的融合发展^[57]。

这些新的变化可以使陕西在城镇化模式和空间布局上有所突破，但也要求陕西充分协调城镇化与信息化发展，不仅要从外延上扩张，更重要的是要在产业结构、产业类型上进行内涵式的提高及对人才、信息、科技等方面集聚能力的提高。

三 市场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镇发展、城市建设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以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为基础，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只能在计划机制中得到配置和使用，城乡土地的空间布局和使用模式服从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计划，这使政府在城镇化推进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特征。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的引入在塑造我国城乡空间演进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土地使用制度的“招拍挂”改革改变了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方式，规范了各类经济组织的空间选址行为，极大地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流动与有效配置，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镇“摊大饼”式的无序蔓延；城乡居民的职业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了城乡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城市居民居住空间的分异；利益主体的分化使城市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各类资本在城市住宅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作用显著，共同推动着城乡空间的重构进程；权力关系的分权化使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并在不同层面上共同推动着市场化进程中的城乡空间发展。

四 大都市区化

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是以大城市为核心、与周边地区保持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城镇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中国城市都市化现象初现端倪，例如北京、上海等都市区迅速生成，并且成为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空间载体。国外城市发展表明，大都市区是城镇化在集聚、扩散、再集聚的循环反复过程中，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推进城镇化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都市区是实现城镇化的最高空间形态，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最佳载体^[58]。当前，我国大城市优先增长的城镇化道路虽然政府部门有不同意见，但已经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认同。

城市空间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城市过度膨胀而导致交通拥挤、地价上升、环境污染等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必然要扩散城市的空间范围，促使人口、商业和工业等由中心城市向郊区转移，以重新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以及后工业化经济组织关系的巨大变革，城镇发展在地域空间组织上呈现大范围集中、小范围扩散，城镇发展的日益区域化、区域发展的日益城镇化成为城镇、区域发展的主体趋势。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人口、资金、信息、技术不断向中心城市集聚；另一方面城市不断扩张，向郊区发展，城镇化得以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推进，大都市区这一新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应运而生，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舞台。

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使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表现为单个城市间的竞争，而是越来越体现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区之间的竞争。大都市区跨越了广大的地域，以功能相互连接，在空间上组织成为一个由铁路、公路等连接的工业、商业和文化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巨大区域。不论规模还是吸引力，大都市区都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掌握着经济发展的命脉，成为一定范围内经济和制度创新的中心^[59]。王圣学（2005）将西安大都市区的核心区界定为东到临潼、西到咸阳（茂陵）、南到长安（韦曲）、北到三原（半径30—50公里）范围内^[60]。具体包括西安中心市区6区和郊区、郊县（阎良、高陵、临潼、蓝田、长安、户县）以及咸阳市区2区（秦都、渭城）和三原、泾阳2县，共16个区县。总面积8911平方公里，总人口1227万人。关中城镇群建设规划（2007—2020）指出：西安都市区的核心区主要为西咸一体化发展区和杨凌示范区，范围包括西安市9区4县和咸阳市1市（兴平市）2区（秦都区、渭城区）5县（泾阳、三原、礼泉、乾县、武功）以及杨凌示范区，总体布局为“一核五区十个卫星城”。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2007—2020）强调：加快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建设，着力打造西安国际化大都市，使其成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核心区域。2020年，都市区城镇人口发展到1000万人以上，主城区面积控制在800平方公里以内。

作为亚欧大陆桥（中国段）最发达的地区，陕西省会西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西北地区重要的特大中心城市，是西北地区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是东西部地区的交汇碰撞区，是本部地区最具有发展实力和潜力的地区，其国民经济总量、综合竞争力以及城市规模和城市建设水平在中西部位于前列。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对西安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增长，以及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的扩张，有力地推动了西安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和经济能级的提升，特别是西咸一体化的提出，使西安呈现明显的都市化趋势。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建设呈现出大规模的开发热潮，西安的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演化进程：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经济增长方式和综合实力迅速扩张，城镇化、工业化加快推进，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不断进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步入了小康水平；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

五 城乡一体化

城镇与乡村作为一种非均质的地域经济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活动和发展的地域实体。“城”指乡村以外的一切城镇型聚落，包括城市和建制镇；“乡”指集镇和农村。城乡一体化是指城镇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居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资金、信息和物质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存。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历史产物^[61]。

世界各国的发展都经历过城乡对立、城市剥削农村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基本上采取的是城乡分治政策。制定政策往往是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由此造成了城市的繁荣和农村的落后，“三农问题”日益严峻，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也是政策措施的变化；不仅是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产业布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不仅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也是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改进。从本质上讲，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也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的过程^[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