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实施战略“再平衡”的具体步骤
在进行战略重心转移的过程中，奥巴马政府首先做出了一些象征性的姿态。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2月的首次出访是亚洲国家，这是自1961年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以来美国国务卿把亚洲作为首次出访地区的第一次。在这次行程中，克林顿国务卿访问了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以此向亚太地区传达了一个明确信息：这个地区在美国的战略日程上仍然是一个重点。克林顿国务卿对东盟所起的地区领导作用表示了支持，她强调维持同美国亚洲盟国强大关系的重要性，并把日本描述成美国外交的“基石”。[16]2009年7月，美国政府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TAC）的文件。奥巴马在白宫会见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是日本首相。2009年11月，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发出了第一个清晰信息：“我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17]他表示，美国将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并宣布美国将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09年11月，奥巴马赴新加坡参加第17届亚太经合组织年会，还参加了东盟领导人会议，与所有10个东盟成员国代表会面，明确表示美国将重新参与亚洲事务。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首次出访也是亚洲，到2010年1月，她已经4次访问亚洲地区。2009年7月，克林顿国务卿出席了在泰国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与各国外长举行了会谈。11月，她又出席了APEC外长会议，会见了盟国和地区伙伴。2010年1月21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强调：“毫无疑问，美国本身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在亚太世纪到来之际，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必须加强和加深它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参与和领导作用。”[18]2010年1月，克林顿国务卿在檀香山发表外交政策讲话，第一次引人注目地提出美国要“重返亚洲”。这次讲话和克林顿国务卿当年10月的夏威夷讲话，以及2010年5月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表明，美国已经做出了将把战略重心放在亚太地区的明确选择。到2011年11月，克林顿国务卿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America's Pacific Century）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美国为何把对外战略的重点转向亚太地区：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把巨大的资源分配在那两个场所（伊拉克和阿富汗）。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需要明智地和系统地考虑我们把时间和精力投向哪里，以使我们能够最好地维持我们的领导地位，确保我们的利益，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念。因此，在未来的10年里，美国治国之道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把大量追加的资源——外交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其他的——投入到亚太地区。[19]
从2011年开始，美国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巩固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2011年7月，美国和澳大利亚海军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濒临南海的文莱近海举行联合军演，这是美日澳三国首次在中国南海附近举行军演。[20]在对澳大利亚议会的演讲中，奥巴马表示，他的目标是“美国在塑造亚太地区及其未来方面发挥更大的、长期的作用”。[21]按照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当月的解释，美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影响亚太地区的规范和规则来促进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得到遵守，商业和航行自由得到保障，新兴大国与其近邻建立相互信任，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22]不难看出，这些目标都有针对中国之意。
随后，奥巴马政府通过一系列外交和军事部署，使战略“再平衡”的内涵逐渐清晰，即强化美国与亚洲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的安全同盟关系；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将在未来10年内把60%的海军军力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并在该地区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发展同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新伙伴关系；加强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多边机构的制度性参与，以增强其在亚洲的存在感；加强亚太多边经济体系的建设，如亚太经合组织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谨慎处理与中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在第一届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在亚太地区已经采取了大量行动来彰显美国的战略“再平衡”。东亚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为美国宣示“重返”亚洲提供了契机。2010年3月，韩国“天安”号护卫舰在黄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时因船尾发生爆炸而沉没，韩国方面在调查之后，认为是朝鲜所为；随后又发生了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这些事件导致韩国国内对朝鲜威胁的担忧加剧，通过加强美韩同盟寻求安全保障的呼声日渐高涨。此后，美韩两国于2010年7月和10月分别在东海和黄海举行了两次联合军事演习。7月23日，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在越南的河内举行，国务卿克林顿在会上突然宣称，美国在南海岛屿争端上保持中立地位，但是维护南海国际航道的航行自由关系到美国的利益，美国主张对南海岛屿的主权要求必须符合国际法。这一表态标志着中美在南海问题上争论的开端。[23]从此，美国改变了其南海政策，从一个不选边站的观望者变成一个干预者。
2013年3月11日，在奥巴马竞选连任后不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在阐述美国“再平衡”战略时指出，“再平衡”战略建立在五个支柱之上：强化同传统盟国的关系；加深同正在兴起国家的伙伴关系；建设同中国稳定、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关系；促进地区多边机构的发展；帮助建立能够支撑共享繁荣的地区经济架构。[24]在“再平衡”战略实施4年之后，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这五个重点中，除了第三个及第五个重点的部分之外，美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而在第三个重点方面，美国不仅没有取得明显进展，而且中美之间的相互猜疑加重了。
（一）加强同亚洲传统盟国的关系
美国认为，同盟国的关系是美国进行地区参与的基石，而美日同盟关系自二战后以来始终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及其地区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维持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必须得到维持，不仅是为了重新使美国的朋友放心，而且也为了提醒其他国家，美国仍然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终保证。[25]加强与亚太地区传统盟国的关系对美国政府来说并不是一项新的政策，而是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一贯重视的地区政策。
1.美日同盟关系
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是防止出现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以往美日同盟发挥着双重功能：既遏制中国又制约日本。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美日同盟共同围堵和防范中国的一面加强了，制约日本的一面明显减弱。钓鱼岛争端的升级促使美日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形成共识，美日双方都更加关注中国的“近海防御战略”。美日频繁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仅在2012年一年里，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就多达十几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2010年12月的美日联合军事演习中，日本自卫队在美军的“支援”下夺回西南诸岛（包括钓鱼岛）。美日同盟在军事上的分工和深化合作日趋强化。通过两军在情报收集、规划制定、基地使用、联合训练，以及共建导弹防御系统等方面的合作，美日安全关系进一步加深。2014年4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书面采访时表示，美国支持日本首相安倍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修改宪法解释。[26]4月23日，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日本后发表的《美日联合声明》中重申，“欢迎”日本首相安倍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修改宪法解释。2016年9月26日，美日两国签署了美军与自卫队间融通物资与劳务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订版，这将使日本在未受到武力攻击的情况下也能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
此外，美日同盟合作中增加了在全球治理方面合作的内容。美日双方在控制环境污染、实现无核化、缩小南北差距等全球性问题上都有合作的意愿和空间。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奥巴马政府不断敦促日本加入这一谈判，旨在把美日同盟关系从军事、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并借此把TPP建成主导亚太区域合作的有效的经济制度框架。
2.美韩同盟关系
2009年6月，美韩两国签署了《美韩同盟未来展望》的联合声明，把美韩同盟的目标设定为综合性战略同盟，[27]这意味着两国的合作范围将从军事同盟扩大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同盟的活动范围将从朝鲜半岛扩展至全球。11月，奥巴马总统首次访问韩国时，提出应把两国同盟关系发展成为21世纪新的战略同盟关系，并提出双方应本着沟通、协商和协作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同时制定了应对朝鲜突发情况的作战计划。两国还决定举行例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美韩双边合作机制迅速发展，被中断了四年的美韩双边部长级战略对话于2010年被恢复，美韩外长、防长“2+2”会谈机制也在同年启动，两国的战略协调更加密切。美国增加了在韩国的驻军，并从2009年起同韩国进行了朝鲜战争以来一系列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两国还达成了多项防务协定。2012年初，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一项提高美国在朝鲜半岛军事能力的计划。[28]2010年两国决定，美国向韩国军队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时间由原定的2012年4月推迟到2015年12月。同时，美韩首次明文规定将利用核保护伞、常规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来遏制朝鲜。[29]2016年7月8日，韩美军方在首尔发表联合声明称，由于“朝鲜的核武器及导弹威胁”，韩美决定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即“萨德”系统。[30]
在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推动之下，美韩同盟关系已经从传统军事领域的合作向政治—经济同盟关系转化，从地区同盟向全球同盟转化。2010年6月，美韩决定重启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新协定最终于2012年3月正式生效。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结意味着韩国成为首个自由进入美国市场的制造业强国。由于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中韩政治关系的降温会影响韩国对华出口的增长，2016年10月11日，韩国内阁成员首次公开表示韩国计划近期正式加入TPP。
3.美菲同盟关系
美国不断完善与菲律宾的战略与安全合作机制。2011年1月，首届美菲双边战略对话在美菲同盟建立60周年之际举行。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宣称，美国将加强与菲律宾在安全领域里的战略协作，帮助菲律宾提高海上防卫能力，并在南沙群岛问题上提供强有力的支持。2012年1月，美国决定向菲律宾海军转让“汉密尔顿”号武装快艇，以增强菲律宾的海上预警能力，并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先进的人员培训和通信设备。2014年4月，美菲首次外长和防长“2+2”会谈在华盛顿举行，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表示：会谈的目的是构建“强有力的、灵巧的和反应灵敏的”同盟关系，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双方重申，提高菲律宾的防卫能力，帮助菲律宾建立“最低限度的可靠的”防卫地位，是双方寻求双边安全合作的途径之一。
在菲律宾内部的恐怖主义势力被削弱后，美菲合作的重点自2011年起转向了来自南海的外部潜在威胁。近年来，美菲双方不断就如何增加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进行密切磋商，包括建立更多的港口和机场供美军停留、补充燃料和维修，增加联合军事演习、训练、舰机访问及相关活动的次数和频率。美菲之间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被命名为“肩并肩”的年度军演，其目标是强化菲律宾军队的作战能力和美菲军事行动的协调性。美国与菲律宾的其他联合军演还包括“海上联合战备和训练”（CARAT）及“两栖登陆演习”（PHIBLEX）。2014年，美菲正式签署了为期10年的《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也不断增长。
4.美澳同盟关系
随着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成为美国获得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支点。美国与澳大利亚在防务方面深化合作的目的是拓展其战略纵深。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11月访问澳大利亚时宣布，作为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将在5年内把驻扎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海军陆战队人数增加到2500名。[31]澳大利亚还将向美军开放更多的军事训练基地和军港。美澳加强了情报共享与合作关系，目前，美国在澳大利亚部署了一些专门用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的大型无线电监听站。两国在太空和网络安全领域也加强了合作。2011年7月，美澳海军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在中国南海附近的文莱近海举行军演。美国还通过军工合作、军火贸易和军事援助等，推动美澳国防工业结构的一体化。[32]2014年8月12日，美澳两国正式签署一项为期25年的军力部署协议，为美国扩大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设定了政策和法律框架。
美国与其同盟国家的关系取得了美国所期待的进展，2014年10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鲍勃·沃克（Bob Work）评论道：“美国军队的多边参与构成了‘再平衡’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美国同这些国家的联盟从未如此强大，而且正在变得更加强大。”[33]
（二）积极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新伙伴关系
虽然奥巴马政府认为双边同盟关系仍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和政策核心，但它同时愿意用处理地区事务的网络方法来作为对辐轴模式的补充，在处理共同挑战时有效地把联盟和伙伴关系结合在一起。因此，与美国以往亚太战略不同的是，奥巴马政府更积极地发展新伙伴关系，尤其是同印度、印尼、缅甸和越南等国家的关系。
1.印度
印度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中获得了新的、非同寻常的战略地位。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进与印度的多方面合作，加深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以平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影响力。2010年11月，奥巴马表示欢迎印度作为主要地区和全球强国的崛起，把美印关系界定为“21世纪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并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34]两国建立了高层次的战略对话机制，协调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战略性问题上的立场。2015年9月，两国又将美印战略对话升级为美印战略与商务对话，以加强两国全方位的合作。两国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领域也建立了具体的对话合作机制，如双边网络安全对话机制。
奥巴马政府还努力开展与印度在军事领域里的合作。2011年11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美—印安全合作报告》（U.S.-India Security Cooperation Report），报告认为，自2004年以来，“曾经是两个不熟悉的国家之间的不成熟关系，发展成为真正的伙伴关系”。报告指出，两军交往稳步增加，包括一系列对话、军事演习、国防贸易、人员交流和军备合作。报告还详细制定了提高双边安全的五年计划，将在四个领域改善和扩大美印关系：联合军演、国防贸易和支持印度军队的现代化，在诸如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领域里，以及与其他亚洲伙伴的合作。[35]2012年问世的美国《国防战略指针》明确规定，美国支持印度“在更广泛的印度洋地区担当经济支柱和安全提供者”。2015年1月25日，两国总统联合发表了《美印关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联合战略视野》文件，声称两国就在该地区形成联合战略认识达成了共识。2015年6月，美印防长在印度签署了一个10年国防框架协议，凸显了两国国防合作的增强，其中包含两国国防贸易与技术倡议（The Defense Trade and Technology Initiative），该倡议旨在推动两国密切合作开发可以共同使用的军事技术和产品。[36]
奥巴马政府在太空技术和核技术等方面也给予印度极大的支持，放宽了向印度出口军民两用高科技设备的限制，明确表态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The Nuclear Suppliers Group），并在民用核技术领域里与印度进行了广泛合作。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奥巴马在2013年9月27日与印度总理辛格发表了《美印军事合作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在安全利益上将对方与最密切的伙伴同等看待。[37]美国还提交了一份向印方转让10 项先进防务技术的清单，并提出了一些先进武器合作开发建议。[38]
2.印度尼西亚
2009年2月，美国与印尼政府达成一致，同意在“全面伙伴关系”框架下拓展和深化双边合作，涵盖双方共同关心的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从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到贸易和投资，从促进民主到医疗和教育，从地区安全到反恐怖主义”。在2010年11月奥巴马访问印尼期间，两国元首正式宣布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基础上的全面伙伴关系。美国对印尼政策的目标是，把这个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打造成地区的民主样板。奥巴马政府解除了以破坏人权为由实施的长达12年的对印尼特种部队的接触和援助禁令，与印尼特种部队进行了有限的安全合作项目，并开始向印尼转让和出售先进武器。2015年10月，两国又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建立部长级年度战略对话机制，由两国外长牵头实施，对重要战略利益问题进行讨论与合作。[39]2015年10月26日，两国防长签署了《全面防务合作联合声明》，双方承诺在海洋合作、维和、人道援助与救灾、防务联合研发、反跨国威胁以及军队专业化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两国总统在联合声明中强调支持两国军方在联合研发与生产军事装备、后勤合作以及海洋安全方面的新探索与新举措。
此外，美国降低了对印尼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并竭力促成双方企业的贸易与投资合作。两国建立了部长级商务对话机制，同时美国贸易发展署设立了支持印尼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型项目。奥巴马政府还特别重视与印尼在能源与环保领域里的合作，并加强了两国在社会服务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教育援助与合作方面，美国加大了对印尼政府教育项目的投入，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两国多所大学之间的伙伴合作，并与印尼教育部合作，努力提高印尼的教育管理水平。美国和平队在印尼的活动尤其值得关注，2010—2013年，130多名和平队志愿人员在东爪哇省和西爪哇省开展工作，在英语教学、教师培训和青少年成长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效。印尼政府于2015年10月宣布参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磋商，但这一决定受到国内的巨大反对压力，特别是TPP关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规定与印尼宪法中关于国企重要地位的规定相左。[40]
3.缅甸
奥巴马政府改变了美国以往对缅甸的政策，开始与缅甸军人政府进行交往。它鼓励缅甸政府放松对国内的政治控制，试图通过制裁与接触双管齐下的方法，促使其向民主选举转变，并根据缅甸政府的表现发展与缅甸的可调适伙伴关系，根据缅甸政府的改革表现逐步采取解禁和援助措施。
2009年上任的奥巴马政府用7个月时间完成了对缅政策评估。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在东京的一次关于美国亚太政策的演讲中表示，如果缅甸切实朝民主改革方向迈进，就有可能与美国改善关系；缅甸政府必须采取一些明确步骤，包括无条件释放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所有政治犯，结束与少数民族的冲突，在政府、民主反对派和少数民族之间就未来共同的愿景展开真正的对话。[41]
2012年7月11日，美国与缅甸正式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宣布准许美国公司在缅甸投资。同年11月19日，奥巴马总统在其第二任期的首次出访中访问了缅甸，不仅会见了政府官员，还会见了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反对派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成员，他同时向缅甸传达了一个明确信息：如果缅甸政府做出正确选择，美国将成为缅甸可靠的伙伴。奥巴马政府还宣布将启动“美缅民主、和平与繁荣伙伴关系”，强调两国政府将在民主转型、治理透明、政治和解与经济繁荣四个方面进行合作。[42]2013年5月，缅甸总统吴登盛访问美国，成为1966年以来首位访问美国的缅甸元首。
2015年11月，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取得联邦议会两院多数席位和绝大多数联邦议会多数席位，昂山素季本人也被任命为缅甸国务资政和四部部长，成为民选政府的实际领导人。奥巴马政府随之进一步改善与缅甸的关系，2016年9月，奥巴马在华盛顿会见了昂山素季，美缅两国当天发布的联合声明说，美国将终止实施针对缅甸的《国家应急法》，并将撤销总统行政命令框架下的制裁措施。[43]10月7日，奥巴马发布总统令，终止1997年以来针对缅甸的国家紧急状态，废除基于行政命令的经济制裁，并豁免基于国会法律的玉石贸易禁令。[44]2016年5月，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表示，美国将通过两军接触来支持缅甸进一步实现政治转型，继续支持政党和媒体等社会组织的发展，支持罗新亚人权以协助民族地方武装与政府军实现停火乃至全国和解，并通过东南亚青年领袖项目等途径来培养两国未来关系的坚实基础。[45]
不过，主要是出于对缅甸军方力量对政局的巨大影响以及民盟力量在族群问题上作为有限的不满，在国会及一些社会组织的压力之下，奥巴马政府没有提升两国关系的名分，而是继续运用接触策略来维持两国可调适的伙伴关系。
4.越南
原本自冷战结束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美国始终拒绝越南想要同其发展防务关系的愿望，但自2009年起，美国开始强调越南对美国战略“再平衡”的价值。2013年7月，两国元首宣布美越将正式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46]美国的基本意图非常明显，即与越南在战略上相互借重，提升彼此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此后，美越领导人不断发展两国间全面伙伴关系。2015年7月，阮富仲受奥巴马政府邀请访美，成为首位访美的越共中央总书记，两国领导人签署了《美越联合愿景声明》，确认两国将在全面伙伴关系框架基础上建立长期合作关系。[47]
美越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日益密切。美越年度政治、安全与国防事务对话建立于2008年6月，到2014年已经举办了7届。2010年8月，美越两国国防部之间建立了国防政策对话，2011年9月，两国在第二次国防政策对话会议上签署了《推进双边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建立两国国防与安全合作框架。2010年底，美国与越南举行了自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的首次联合海军训练，并在第二年使其常规化。2011年，越南国防部首次派出军官赴美国军校和其他军事机构学习。2013年，针对中国近海巡逻能力的加强，美国向越南提供了高速巡逻艇。2014年10月，美国宣布部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准许向越南出售与海上防卫有关的装备。此外，美国国务院还通过全球和平行动项目，为越南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训练和其他支持。2015 财年，奥巴马政府把对越南的军事资助项目资金从2009财年的数十万美元急剧提高到1000万美元以上。2016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越时，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致命武器出口禁令，并强调将加强美越国防安全合作，特别是协助越南提高海上能力。[48]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美越之间的磋商日趋频繁。2010年以来，两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以及东盟防长会议等对话中频繁协调立场。在经贸方面，奥巴马政府表示愿意向越南做出一定的让步以顺利完成《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美国的努力促使越南于2016年2月4日与其他初始成员国一起签署了TPP协议。[49]在经贸方面，2010年和2011年，美国进出口银行分别与越南发展银行以及越南工业和贸易部签署了总价值为15 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以支持越南包括卫星、热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在内的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科技合作方面，两国间的《民用核合作协议》于2014年10月正式生效，该协议允许美国公司对越南出口核零部件和民用核反应堆。
（三）增加在多边制度框架下对东盟的参与
奥巴马政府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加重视同东盟的关系，为此，美国进一步扩大了其在制度化框架下对东盟的参与，寻求在这一框架内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关系。2011年，美国正式加入了由东盟主导的，包括东盟峰会、10+1和10+3的东亚峰会机制，并在当年第一次举办了APEC会议。美国打算通过APEC来继续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减少这一地区的贸易和投资障碍。美国还试图通过加强东盟地区论坛机制，制定一个应对跨国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日程，包括气候变化、传染病和环境恶化、恐怖主义、海盗和偷渡等。2010年6月，美国在非东盟国家中率先设立了驻东盟使团。
2009年7月，美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对于东盟国家来说，这确保了美国对东南亚的政治和安全承诺。2009年11月至2012年11月，东盟—美国领导人会议（ASEAN-U.S.Leaders' Meeting）共举行了四届。在2011年11月举行的第三届东盟—美国领导人会议上，双方采纳了《2011—2015年实施加强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The 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the ASEAN-U.S.Enhanced Partnership for 2011-2015）。2013年，该会议更名为东盟—美国峰会。在这次会议上，东盟领导人与代表奥巴马参加会议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共同承诺，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与东盟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包括核不扩散、网络安全、反恐、人员偷渡、贸易与投资、科技和教育。这次峰会标志着双方将努力进一步提高东盟—美国伙伴关系，加深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的合作。
除了上述重要的东盟组织之外，迄今美国还建立了许多与东盟有关的项目和机构，如2012年9月在东盟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35周年之际，美国政府宣布设立美国—东盟富布赖特计划；美国国务院与东盟成员国驻华盛顿大使组成的东盟华盛顿委员会（ASEAN Washington Committee）进行频繁沟通，美国国务院把这一委员会的会议视为在地区内各类问题和项目上与东盟进行沟通和合作的渠道；自2011年中期以来，美国通过东盟秘书处和东盟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中心（ASEAN Center fo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支持地区救灾管理行动；2011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派出一名驻东盟使团的国防事务联络官，旨在鼓励国防部对与东盟防务事务有关的论坛的参与，特别是东盟国家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Plus）;2014年4月7日宣布了新的“东盟—美国科技伙伴领航项目”（The ASEAN-U.S.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llows Pilot Program），以更多地运用科技来改善公共政策和支持国家发展。在该项目执行期间，美国8个学术伙伴将在生物多样化、环境变化、降低灾害危险的早期预警、卫生和水管理领域做出努力；美国支持东盟促进与保护妇女、儿童权利委员会（The ASE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Children）（ACWC）及其优先关注的领域；2013年12月，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项新计划，即“东南亚青年领导人计划”（The Young Southeast Asian Leaders Initiative）（YSEALI），意在促进东盟各国领导人发展和建立网络，加深本地区青年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促进下一代领导人的自我实现；在“加强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框架下执行当前东盟—美国的发展合作；2012年3月，美国制定了“农业收入最大化：知识、企业发展与贸易”项目（MARKET），以接替已结束的“美国—东盟技术援助与能力培训项目”（TATF），其宗旨是继续加强本地区粮食贸易中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并为东盟粮食安全信息系统的建设提供支持。
2014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国参与2014年东盟地区论坛情况简报，这份简报指出，美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一个首要目标是，推动论坛从一个建立信心的机构转变为一个有能力从事预防性外交的机构。它显示，美国更加关注东盟地区的安全，不仅包括传统安全，还包括救灾、气候变化和反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并推进了大量相关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间隙海上安全会议（Inter-Sessional Meeting on Maritime Se-curity）、东盟人道援助和救灾中心（ASEAN's Centre fo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AHA Centre），以及由美国和菲律宾领导的东盟地区论坛防备生化攻击和救灾反应跨部门安全合作（Cross-Secto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on Bio-Preparedness and Disaster Response）。
美国在与东盟发展制度性合作中显示出以下一些特点：其一，美国通过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建设，参与制定地区事务规则和影响机制的议事日程。其二，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单纯强调安全转变为安全与发展并重，其措施是加强与东盟在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并开始重视与东南亚一些内陆贫困国家，如柬埔寨和老挝的发展问题，而这些国家此前在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中无足轻重。其三，认识到必须以较为平等的姿态来同东盟国家打交道。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亚太战略相比，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战略既具有延续性，也具有某些新特征。延续性表现为，美国继续寻求通过维持在东亚的大量驻军和美国介入这一地区的重大外交事件来维持地区稳定和安全，并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其新特征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奥巴马政府一再强调，亚太“再平衡”不仅是军事方面的，还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然而迄今为止，“再平衡”战略在军事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奥巴马政府声明将把60%的海军军力部署在亚太地区，保证国防开支的削减不以减少亚太或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为代价，计划在澳大利亚新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并在新加坡部署新的军事设施，以表明美国将扩大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2014年4月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多数党报告指出，在“再平衡”的各种非军事因素如外交、经济和市民社会方面，还缺少进步。当然也不可否认，在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美国与地区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比以往增多了。
第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在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支柱。正如2014年9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在一次关于TPP的研讨会上所强调的：“从超越纯粹贸易的角度来看，TPP是美国亚洲再平衡的一个核心部分。”[50]确切地说，TPP最大的目标是战略性的，即同中国竞争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刺激自由市场和自由经济原则的普及，为美国制定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创造条件。[51]
第三，与以往美国的亚太战略不同的是，“再平衡”战略不仅强调要加强同老盟国的关系，而且要发展同新兴国家的新伙伴关系。在实际行动上体现为加强同中国的近邻印度、印尼、缅甸和越南等国的关系。
第四，用统一的、更加注重全局战略的方法来处理亚太事务。其突出表现是，美国增加了在多边制度框架下对东盟的参与，并重视对东盟多边机制框架的构建。
第五，美国在全球实施战略“再平衡”的同时，在亚太地区内也实行对战略重点的“再平衡”，即把美国对东亚的关注力从过去更多地重视东北亚转变为增加对东南亚的重视。
第六，发展了对“亚太地区”这一概念的新认识，即把亚太地区定义为跨越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并相应地创造了“Indo-Pacific”一词。理由是，两大洋正通过海运和战略日益连接在一起。克林顿国务卿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提出，“未来的政治将取决于亚洲”“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的关键驱动器”。她把亚太地区定义为“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的地区，“这个地区跨越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它们日益通过海运和战略连接在一起”;[52]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描述了在行动上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联系在一起是美国战略思考的下一个“挑战”。[53]这样的思考也是因为存在大量穿越这两大洋的海上运输，据估计有50%的世界船运和70%的船载石油和汽油运输是通过印度洋的，其中绝大部分是运往东亚地区的。[54]在美国海军2015年3月发布的新的《前沿、介入与准备：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Forward,Engaged and Ready: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报告中，也使用了印度洋—亚洲—太平洋（Indo-Asia-Pacific）的概念。报告说：“随着我们的战略关注转移到印度—亚洲—太平洋，我们将增加部署在那里的舰只、航母和海军陆战队兵力的数量。”[55]
美国官员和多数学者在各种场合一再说明，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再平衡”不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它希望与地区大国加强合作，解决地区争端，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而他们无法合理地解释以下一些疑问：
第一，为什么美国在其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并没有受到阻碍或挑战的情况下，要像克林顿国务卿那样在那种场合、以那种方式提出美国对国际航行自由的关切？
第二，为什么美国既要求中国为了国际社会的利益在伊朗核问题上同美国合作，又在《国防战略指南》报告中，把中国与伊朗相提并论，视为潜在的敌人，声称它们将“继续追求以非对称手段抵消我们的投放能力”。[56]
第三，为什么自2010年以来，美国不断表示自己在南海领土争端上持中立立场，但却一味地批评做出“反应”的中国一方“反应过度”，而对采取主动行动的菲律宾和越南则不置一词？这种做法只能加剧中国对其意图的更大猜疑。
第四，为什么在中日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之争上，美国国会、总统和国务卿都在不同的情况下强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日本拥有行政权的地区”，却不直截了当地提醒日本，美国承认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是存在争议的，日本需要同中国认真地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
总体来看，与小布什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的美国亚太政策既有延续性，也有变化。在小布什的两届政府中，美国一直关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想要通过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同盟和伙伴关系，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但这一目标在小布什时期受到反恐战争的牵制，而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则开始得到贯彻。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包括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商业流通自由、促进民主和人权，这些利益都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美国开始更多地介入亚洲地区事务，而且介入的手段和方式也发生了上述一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