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闻一多戏剧思想转变的成因分析
从《戏剧的歧途》到《“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罢！》，闻一多的戏剧思想从艺术至上转变为人民至上，从强调艺术价值转变为注重社会价值，从追求“纯形”转变为关注现实，造成其转变的原因和因素有哪些呢？主要是社会历史的原因，政治思想的转变，自身重要的经历以及戏剧实践、文艺观的转变，爱国情怀与民主精神的坚守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社会历史的原因。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转向。由于《中国之命运》抨击新文化运动，实质上的主张是要建立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遭到大批五四老战士的坚决反对。闻一多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强烈反感，他著文说：“《中国的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的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14]他的政治思想以1943年为标志，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戏剧思想。他必须要面对当时的政治现实，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能麻木不仁，不能无动于衷，揭露和批判反民主反人民的专制和独裁是民主战士的思想本能。这时艺术是斗争的需要，是政治的需要，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前期追求艺术的纯形在这个时候不见踪影了，在《戏剧的歧途》中，他认为思想和纯形是不沾边的，文章说：“就讲思想这个东西，本来同‘纯形’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那一件文艺，完全脱离思想，能够站得稳呢？……但是文学专靠思想出风头，可真是没出息了。何况这样出风头是出不出去的呢？……不错，在我们现在这社会里，处处都是问题……但是我们可知道真正有价值的文艺，都是‘生活的批评’；批评生活的方法多着了，何必限定是问题戏？……老实说，这种戏，我们宁可不要。”[15]在这里闻一多认为戏剧是艺术的艺术，是纯形的艺术，是高雅得不能再高雅的艺术，与问题、主义、政治、民众不沾边，戏剧是有圈子的，是一种绅士文化。后期的戏剧思想是现实性的、人民性的、政治性的、问题性的、思想性的，是一种大众文化。
政治思想的转变。一般认为闻一多政治思想的转变以1943年4月为转折点。1943年4月之前，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崇尚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宣扬爱国主义精神；主张文化救国，艺术救国；维护政权，支持国家统一。1943年4月以后，闻一多在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从支持现政权转变为反对独裁，从远离政治转变为向圈外呐喊，从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转变为认同马克思主义信仰，从“国家至上”的政治观转变为“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很难想象，倘若没有这种政治思想的转变，闻一多的艺术观、戏剧观能够有现实性吗？能够有人民性吗？能够有政治性吗？1943年，闻一多盛赞解放区诗人田间，认为他的诗具有时代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称田间为“时代的鼓手”。1946年5月，闻一多策划指导，参与将彝族民间原生态歌舞搬上昆明舞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是闻一多的戏剧杰作之一，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闻一多发现优秀的艺术在民间，在人民大众那里，他的艺术眼光与前期相比具有巨大的变化和伟大的进步，从而实现了由精英意识到民间取向的转变。
自身重要的经历以及戏剧实践。闻一多的一生经历颇多。1912年至1922年，十年时期在清华读书，是他的价值观形成和奠基的重要时期。然而他的人民观的获得与抗战时期息息相关。一是源于现实生活的直接教育。1938年闻一多参加了，长途跋涉，颠沛流离，艰苦卓绝。国难当头，闻一多深刻地认识了祖国和人民。亲身体验了落后山区农民生活的艰辛，了解到政治的腐败不堪，认识到人民的力量。这次“长征”，闻一多对社会现实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和领会。二是源于后期参加了大量的戏剧活动。1939年，闻一多参与《祖国》和《原野》的上演，均获得极大的成功。两剧体现了时代精神及深刻的社会现实性。他的戏剧思想的转变与重要的人生经历及戏剧实践是紧密相连的。
文艺观的转变。闻一多“人民性”的戏剧观与他的文艺观的转变是分不开的。1945年5月，闻一多发表了《五四与中国新文艺》一文，提出了“让文艺回到群众中去”的重要口号。同年6月14日，闻一多写了《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刊登在《诗与散文》“诗人节特刊”上，在这篇学术研究中，提出了“人民至上”的观点。这些文艺观的转变对于闻一多的戏剧观有着深刻的影响。
闻一多前后戏剧思想的转变还与他的文艺本体理论转变有关。前期闻一多的戏剧思想追求艺术的“纯形”，就艺术的本体论来说，他认为戏剧的本体不是客观实在性，而是精神性存在。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抗战后期，闻一多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他从理性上树立了正确的文艺观。认为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把握人民的现实生活，对于艺术来说至关重要。这样，从艺术的本体论上发生了转变，认识到艺术的本质来自客观的现实生活，而不是带有神秘色彩的精神性存在。他的戏剧思想由唯心主义的戏剧观就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戏剧观了。
内在的精神联系。闻一多前后的戏剧思想具有很大的矛盾性，然而他的转变也恰恰是由于具有内在的精神联系。前期的戏剧观虽然崇尚艺术至上，但并没有否定戏剧的社会价值。后期强调人民至上，但也没有与艺术性切割。这样一来，闻一多的戏剧思想本来就将为艺术和为人生的理念统合在一起，只不过在不同背景下有不同的理念凸显罢了。所以不要简单地以为闻一多的戏剧观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恰恰相反，而是对立面的统一。
闻一多戏剧思想由前期的强调艺术的至高无上，到后期强调艺术的人民性，经过了一段发展过程。这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前后戏剧观表现出矛盾性并不奇怪，因为闻一多的文艺观中本来就存在着为艺术和为人生的两种思想，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这既是在不同背景下，从不同角度对戏剧的本质逐渐深化认识的过程，也是由于现实的原因使得貌似分离的戏剧观凸显一端而遮蔽另一端。本文着重论述闻一多戏剧思想转变的同时，也应看到前后戏剧观的相互联系，这才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认识。我们认为，当下文艺依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戏剧应该是人民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这样才能促进戏剧的繁荣和发展。
[1] 闻一多：《戏剧的歧途》，《国剧运动》，新月书店1927年版，第55页。
[2] ［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9页。
[3] 闻一多：《戏剧的歧途》，《国剧运动》，新月书店1927年版，第55页。
[4] 闻一多：《戏剧的歧途》，《国剧运动》，新月书店1927年版，第56页。
[5] 闻一多：《〈冬夜〉评论》，《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6] 闻一多：《戏剧的歧途》，《国剧运动》，新月书店1927年版，第60页。
[7] 闻一多：《戏剧的歧途》，《闻一多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68页。
[8] 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38页。
[9] 闻一多：《“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罢！》，《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10] 闻一多：《“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罢！》，《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11] 闻一多：《“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罢！》，《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
[12] 闻一多：《时代的鼓手》，《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223页。
[13] 闻一多：《诗与批评》，《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23页。
[14] 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15] 闻一多：《戏剧的歧途》，《国剧运动》，新月书店1927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