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闻一多后期戏剧思想的转变

抗战是闻一多一生中的重要转折。随着当时历史形势以及自身经历的变化，他由诗人、学者向民主战士转变。1945年，闻一多写下了《“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罢！》，标志着他的戏剧思想的重要转变。

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即戏剧的人民性问题。文章称赞新中国剧社，“是我所知道的大后方第一个能把握人民现实生活的话剧团体。在这意义上，它不但指示了中国戏剧工作的新道路，而更要紧的是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觉悟，因此也就真能名副其实的象征了‘新中国’”^[9]。从这里可以看出，把握人民现实生活成了闻一多衡量戏剧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且将此提升到这是指示中国戏剧发展的新道路和表现戏剧工作者的新觉悟的高度。

他指出“新中国”“认识了人民，热爱着人民，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不但戏剧，而且‘行行出状元’，只要认识人民，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可能的天才和英雄”。闻一多认为真正的戏剧是人民的戏剧，天才和英雄是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闻一多在戏剧思想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民至上的观点。人民性的戏剧观与闻一多的“人民至上”的政治思想是紧密相连的。1945年5月初为了纪念五四，闻一多在《大路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一文，标志着闻一多人民观的正式形成。人民至上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闻一多的戏剧观。

《“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罢！》写道：“‘新中国’对昆明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抗议。不，得给他们当胸—拳，再找上两个耳光，这些伪善和臭美的先生们，这些知识分子们，他们自己也该受点教育。告诉他们，该醒了，这是‘人民的世纪’啊！”^[10]闻一多认为，知识分子在“人民的世纪”里要接受教育，要脱胎换骨，要与人民相结合。文章尖锐地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偏狭性以及戏剧问题的症结，他写道：“话剧是知识分子刚从海外输入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知识分子一手包办的，也是纯粹为着知识分子的兴趣的，所以在艺术上，它固然有着一些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同时在题材和观点上，也就不可避免的包含了知识分子的偏狭，软弱，虚伪等缺点，而在脱离了人民的现实生活这一偏狭性上，尤其使它对于广大的人民永远是陌生的，因此也就永远限制了它自身的发展。所以关于目前话剧运动的麻痹状态，问题的症结，倒不在它的形式，而是在它的内容。”^[11]闻一多高度强调戏剧与人民的结合。认为脱离了人民的现实生活，戏剧的存在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这反映了闻一多对戏剧与现实关系的认识。综上所述，闻一多反复强调人民性的高度重要性，认为戏剧要把握人民的现实生活，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认为与人民大众相脱离的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这与前期的戏剧思想有了很大的区别。闻一多前期的戏剧思想是强调戏剧的艺术价值，是追求艺术“纯形”的境地；后期则强调人民性和社会价值，认为戏剧的内容更重要。

闻一多的人民性艺术观也表现在他的诗学思想中，他把艺术的人民性和社会意义作为衡量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认为古代诗人中，杜甫与陶渊明相比是一等的，理由是“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12]。“陶渊明的诗是美的，我以为他诗里的资源是类似珍宝一样的东西，美丽而不有用，是则陶渊明应在杜甫之下。”^[13]

闻一多戏剧思想的转变，表明他从前期强调戏剧的艺术价值到后期注重戏剧的社会价值，前后戏剧观表现出很大的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