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字校勘特点
虽然《乐府诗笺》在注释方法上,每篇作品都存在一些细微差别,但从整体来看仍具有统一性和一贯性。闻一多以郭茂倩《乐府诗集》为底本,参考以下各本进行校勘:
①(汉)班固《汉书·礼乐志》
②(齐)沈约《宋书乐志》
③宋刻本(陈)徐陵《玉台新咏》
④玉云溪馆本《玉台新咏》[5]
⑤明茅氏刊本《玉台新咏》
⑥(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
⑦(唐)欧阳询《艺文类聚》
⑧(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⑨(元)左克明《古乐府》
⑩(明)陶宗仪《说郛》
⑾(清)丁福保《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闻一多斟酌文字时,不仅使用成书较早的典籍,而且对典籍的版本也有所选择。从上面列举的校本种类可以看出,他使用了三种《玉台新咏》版本,同时也参照了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乐府注释。例如:沈德潜(《古诗源》)、庄述祖(《汉铙歌句解》)、陈沆(《诗比兴笺》)、李子德和陈祚明(《采椒堂古诗选》)、朱乾(《乐府正义》)、陈本礼(《汉乐府三歌笺注》)、吴闿生和吴汝纶(《古诗抄》)、闻人倓(《古诗笺》)以及黄节(《汉魏乐府风笺》)等各家点评的乐府著书。
在点校文字、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闻一多潜心去研究每篇作品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例如在《鸡鸣》中,“刘玉碧青甓”的注释就很能体现闻一多在对乐府进行注释时的特点:
玉本作王,从宋书乐志改。刘读为珋字一作璢。珋玉即璧珋,说文曰:“珋,石之有光者,璧珋也,出西胡中。”一曰璧流离,汉书西域传上“罽宾国……出……璧流离”,孟康注曰:“璧流离,青色如玉。”梵书曰吠璢璃,璧吠声之转,流离与璢璃音同。今世但曰璢璃,省称也。其物有自然人为二种。自然者今名青金石。人为者又分三种,质纯而洁白明莹者曰玻璃,杂彩釉为之者曰珐琅,俗亦称玻璃,制法略异而质尤温润者曰瓷。玻璃珐琅皆璧珋声之转。古之珐琅,色青者多,以其始本欲象自然璢璃,(青金石)故色独尚青也。(说详章鸿钊石雅)此曰“珋玉碧青甓”,当谓珐琅,珋玉言其质碧青言其色,今之琉璃砖瓦是也。
他首先点校文字,并在注释中表明改从《宋书》。其次是关于“刘”字的解读。通过“刘”字的音,闻一多大胆推测其意跟“珋”字有关,并通过引用《说文解字》《汉书》《梵书》以及同时代考古学家的考古成果,来说明所提及的物体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东西。通过闻一多的注释我们可以了解青金石、玻璃、珐琅、瓷之间的关系,以青为尚的审美倾向。一番对“珋玉”的阐释,后文“碧青甓”三个字也就自然而然地解释清楚了。底本为“刘王碧青甓”的五个似通非通的文字组合,在闻一多的细心而又大胆的校勘、阐释、考证过程中就变成了描绘一种珐琅及其质地、颜色的“珋玉碧青甓”了。
今人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一书中总结出四种校勘方法。即:一为对校法;二为本校法;三为他校法;四为理校法。[6]而这四种方法也恰好概括了闻一多《乐府诗笺》中的校对基本原则。闻一多在校勘、阐释文字时,不仅利用同一篇作品的其他版本(对校法),还利用一篇诗歌的前后文互相引证(本校法),也借鉴参考前人的校正成果(他校法[7])。这三种校勘方法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可是对含有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古乐府来说效果是有限的。纵观《乐府诗笺》全书,我们可以发现闻一多大量引用训诂专著作为旁证,细心而又大胆地去独自考证相隔两千年前的文字和其本义,这正是陈垣所说的第四种校勘方法——理校法。而用这种方法校勘乐府则成了闻一多《乐府诗笺》的最大特点。陈垣在书中评价理校法说:“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鲁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闻一多能将这种“最高妙、最危险”的校勘方法运用自如,离不开他渊博的国学知识及对乐府的执着探求与刻苦钻研的学人精神。
他在《匡斋尺牍·芣苡》当中,曾提到如何去解读一篇诗:“一首诗全篇都明白,只賸一个字,仅仅一个字没有看懂,也许那一个字就是篇中最要紧的字,诗的好坏,关键全在它。所以,每读一首诗,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都追问透彻,不许存下丝毫的疑惑——这态度在原则上总是不错的。”[8]这一理念在乐府研究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上面举的例子可以看出,闻一多极度关注一个文字的字义,有不穷其义誓不罢休的气概,让人油然而生出敬佩之心。
在《乐府诗笺》中,闻一多不但大量引用了各类文献、古典著作,而且还引用了20世纪初的一些考古研究成果来进行论证。如上述《鸡鸣》中引用了章鸿钊(1877—1951)《石雅》的研究成果说明了“刘玉碧青甓”提及的珐琅以及为何是“碧青”。此外,《饮马长城窟行》中引用了傅振伦《简策说》、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来具体考证“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中,双鲤鱼的形状、材质等,为乐府诗描绘出了一个具体的史实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