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史”为先的注释特点

一般来说，“注释”侧重用典或文字校勘，而从《乐府诗笺》中我们可以发现，闻一多不仅拘泥于一个个的文字，还从文学史的角度注释了乐府诗篇及其语言特征，阐明了其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闻一多在研究古典文学的岁月当中，逐渐萌生了书写中国文学史的想法，并为此做了一系列的整理研究工作。比如，1939年（41岁）6月1日《歌与诗》一文成稿。据《闻一多全集·年谱》，这篇则是计划为中国上古文学史讲稿的第一章。同年12月《易林琼枝》一卷辑成，这部著作也是闻一多所筹划的文学史讲稿的一个组成部分。次年（42岁）5月26日，他在给冯夷的信中也明确地提到了关于古代文学史的准备整理工作：

到此（笔者注：晋宁县）闲居将近一年，除略事整理诗经，楚辞，乐府，神话诸旧稿外，又从易经中寻出不少的古代社会材料，下年将加开《上古文学史》一课，故对於诗歌，舞蹈，戏剧诸部门之起源及发展亦正在整理研究中^[9]。

从前面所附的闻一多与乐府研究的表中可以看出，在给冯夷信的五个月后，闻一多开始在《国文月刊》里陆续发表乐府诗的注解。早在1925年4月给梁实秋的信中他就说：“我决意归国后研究中国画并提倡恢复国画以推尊我国文化”^[10]，从此言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闻一多研读中国文学之鸿志的根源。而这一远大理想在之后他的研究与教学中不断地得到深化与拓展，逐步形成了立足于“史”的中心研究思想。可以说对乐府诗的整理工作，与闻一多要撰写文学史的宏伟目标是相辅相成的。

汉代乐府从意识形态到文化背景等方面都与中国文学的两源头《诗经》《楚辞》一脉相承。闻一多将这种文学史观渗透在《乐府诗笺》的注释当中。比如《乐府诗笺》第一篇《日出入行》的注释：

即以乘龙御天为乐矣，及六龙已调，反以为苦，而趣之使下，语近诙谐，而意存讽谏。

或《朱鹭》的注释：

“将以问谏者”，谓若有谏者来击鼓，当以此荷华遗之其人以旌异之也。

他在注释中点出了乐府诗歌与以下讽上的社会背景的关系。而在《战城南》的注释中则明确指出该篇与《诗经》的雷同：“秦风小戎为妇人思念役夫而作，其诗曰‘厌厌良人’此诗义与彼同”。

然《翁离》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另一个源头《楚辞》相关联起来：

九歌湘夫人“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此诗二句与彼酷似，疑亦祀神乐章。

指出《翁离》所描绘的场景、情节与《九歌·湘夫人》极其相似。从上面所举的例子不难看出闻一多有意识地将乐府置于以《诗经》《楚辞》为首的中国古代文学体系当中，更加明确了乐府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11]。乐府有它独特的孕育背景，但它不会脱离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发展。

闻一多在《乐府诗笺》中不仅指出了乐府承前的文学背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在注释中加以阐述。例如《始生》中“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的注释中，闻一多引了杜甫《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黄鹂并坐交愁湿”、姚合《游终南山》“白鹤坐松稍”、薛逢《春晚东园晓思》“燕窥巢稳坐雕梁”等后人的作品，并指出这些诗当中所见“坐”字的用法本于《始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闻一多是站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基于文学史的宏观角度来作注释的，而正是这样的一个注释方法使《乐府诗笺》在乐府研究史上有了其独树一帜的特点。而后世的研究者们也可以通过闻一多所采用的论证方法，来一探其文学史观。在闻一多看来乐府是吸收了《诗经》《楚辞》的精华而形成的一代辉煌之作，并为登峰造极的唐诗的出现提供了丰饶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