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翻译本质：文化交易

通过《周易》阴阳交感的思想，我们可以推知：只有文化交感，人类交流才有可能，翻译才能成为现实。用《周易》的语言来说，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易”。所谓“文化交易”，就是指文化交际、文化交流或文化转换。人类文化从整体来说，是各国、各民族文化汇聚、交流的产物。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的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表面上看，翻译是一种言语换易活动。究其实，翻译是原文信息在异域文化中的再传播，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转换活动。通过这种转换，不仅语言发生了变化，时间发生了变化，空间也发生了变化，文化土壤有别于从前。

“《易经》的道理，过去有所谓三易，就是交易、变易、简易。……实际上，《易经》的道理是‘交易’、‘变易’。一切的变化都是从交互中来的，变化之中有交互，交互之中有变化，从变化交互中看到万物的复杂性。”（南怀瑾，2008：271）翻译与其说是语言的转换，不如说是文化的易位，是一种跨语言的文化对话，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合作或交融，是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相遇、相摩、相荡、相融。由此可见，翻译的本质是文化交易。这种文化交易“如液入湆”（方以智，转引自王章陵，2007：115）。“湆”为羹汁，水液倒入羹汁中，就成了水汁交融的状态，此方渗透彼方，彼方渗透此方，两者互相渗透，相互联系。

事实上，翻译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过程，更重要的是它涉及两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在一些翻译理论家如约瑟·朗贝尔（José Lambert）和克莱姆·罗宾（Clem Robyns）看来，与其把翻译视为一种双语之间的转换活动，不如把翻译看成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活动更加确切。朗贝尔和罗宾承袭了翁贝托·艾科（Umberto Eco）的观点，认为翻译等同于文化（Gentzler，2004：193），意即翻译活动就是文化的转换活动。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指出：“翻译活动应视为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Toury，2001：53）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将译者称作是“双文化的”（bicultural）（Vermeer，1978），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将译者比作“跨文化专家”（cross-cultural specialist）（Snell-Hornby，1992），兰斯·休森（Lance Hewson）和杰基·马丁（Jacky Martin）视“翻译操作者”（translation operator）为“文化操作者”（cultural operator）（Hewson and Martin，1991：133—135；Katan，2004：14）。玛丽亚·提莫志克（Maria Tymoczko）明确提出：“翻译是用一种文化表述另一种文化最重要的手段之一。”（Tymoczko，2004：17）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干脆用“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来替代“翻译”这一术语（Nord，1991），贾斯塔·霍尔兹-曼塔里（Justa Holz-Mänttäri）用“跨文化合作”（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来替代“翻译”（Holz-Mänttäri，1984：17），安德烈·勒弗韦尔（Andre Lefevere）把翻译看作“文化交融”（acculturation）（Lefevere，1992），而丹尼尔·肖（Daniel Shaw）创造了“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这个词（Shaw，1988）。翻译已不再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郭建中，1998）。说到底，翻译就是文化的翻译。

对于翻译活动，孔慧怡也认为，不应只停留在语际转换过程或这个过程的产品上，而应该把这一范围扩展到翻译过程开始以前和翻译产品面世以后的各个阶段，比如选材、选择读者、出版安排、编辑参与、当代反应和历史地位，而每一个阶段都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她把翻译活动划分为选材、理解、信息传递、当代评价和历史地位五个阶段（孔慧怡，1999：9）。这样，翻译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放到了整个社会文化的领域，翻译研究也就不局限于文本研究，而是在社会文化的大框架下进行，翻译的文化交易本质就因此更加显现。

翻译既然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那么它就必然受到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共同作用。原语文化催生了原文，译语文化提供了多视角阐释原文的可能性。译文应努力传达原文的内容，但原文内容的传达是经过译语文化阐释后通过译语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打上了译语文化的烙印。所以，翻译不是简单的线性语言转换活动，而是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对话、交流的双向互动活动，译文是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共生的复合体，是它们共有的家园。

许钧等（2009：292）提出，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维护语言多元和文化多样性对于维护各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生存价值，对于促进世界和平、民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样，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使得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维护文化多样性是一个尊重差异、保持差异的过程；而文化交流必然寻求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或者说普遍性作为基础，因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很难展开真正的对话。那么，我们如何在文化交流中维护世界的语言多元和文化多样性？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松浦晃一郎（2008）认为：“求同与存异唯有通过翻译才能并行不悖。”翻译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工具，能够开通渠道，在个性与共性，多样化与对话之间找到契合点”。翻译的文化交易本质决定了它能担当这一重任，诚如孙艺风（2008）所言，翻译“突破以往文化思维惯性，还丰富本土文化资源，又促进现代社会变革”；它“打破文化的趋同和单一，演绎异域之美，融合之美，多元之美，促使人们勉力构建世界各民族和谐共存的文化生态”。

天地交通成和，万物以生；万物阴阳交感，生生不息。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犹如阴阳两种力量，相遇、相摩、相荡、相融后便产生文化交易。翻译担当促成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交易的重任，其过程是一种跨语言的文化对话，实现的是跨文化的交际、合作或交融，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交易。

《周易》雄踞六经之首、三玄之冠，是一部旷世奇书，也是大道之源、万有概念宝库，蕴藏着无穷智慧。将其运用到翻译本质的阐释，只是取其微量，犹如取海水之一瓢。翻译研究中，发掘和创造性地利用《周易》的智慧必将既弘翻译之道又弘大易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