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周易》对自身和人类一切知识体系的高度概括。可是人类失之于道已久，诚如《论语》所言：“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当今的知识追索要么是本末倒置，要么迷失于细枝末叶，有些令人无奈。复归于道，似乎是痴人说梦。然而，有人却在默默地践行。翻译，在很多人看来算不得什么学问，而在我看来它却是通向所有知识领域的大学之道。有哪门学科像翻译学这样包含更多的真理与悖论，需要研究者抛洒更多的热情，也需要他们投入更多的理性与辩证？如果没有道的引领，其结果必然是混乱而低劣的——理论与实践皆如此。我在讲座中回顾经典翻译的质量问题时曾断言以往的译作百分之九十九不合格，听者可能会觉得我故作惊人之语，其实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真话。如果没有道的关照或者我们崩解了形上与形下之间的张力，不谙哲学、文学之要义，情况也只能如此。我之所以还保留百分之一，这大概是由于潜意识中的客气吧。

撰写《翻译学归结论》时，我心目中的框架就是《周易》。归结何处？归结于道；翻译的系统是什么？就是易。但我并没以《周易》作为翻译学的构架。那时人们大多觉得《周易》太玄，而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对《周易》认识还很浅，不敢贸然采用。

十年后我有幸受陈东成先生信赖，为其新著《大易翻译学》作序。由于对《周易》还没精研，我真觉得无能为力。但陈先生如此诚挚，我实在无法婉拒。好在我对《周易》也是一片痴情，权作是一个学习机会，说几点自己的感受吧。

在知识爆炸的当下，翻译是不乏理论的，但纵观形形色色的理论，由于没有形而上的关照，其认识是极其庞杂而肤浅的，甚至有的理论其精神竟是颠覆翻译的本原、本质而借翻译理论之名行解构翻译理论之实，于是“作者死了”，而传统的准则比如忠实、对等，乃至文本本身都被解构了。翻译成了是其所非的荒谬和无所不是的弥散。

《大易翻译学》是一次反动，是将翻译拉回正轨的企图，而且它多向度地向前掘进了。

通读《大易翻译学》是一次愉快的学术旅程。

该书以《周易》为哲学依据，系统地探索翻译的本原、本质、原理与方法，进而朝外在的成分扩展，它力图建构的是翻译学全域与局域相照应的理论体系。

它引贾公彦之言：“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译乃是大学之道，只是相对于“易”，其所谓的“译”是译理在翻译中的体现。一切的“译”均可以以“易”为关照，比如翻译本质“交易论”、“太和”翻译标准、“中和”翻译批评标准、“阴化、阳化”翻译策略、“阴译、阳译”翻译方法、“生生为美”的翻译审美观、“利以合义”的翻译伦理观、“保合太和”的翻译生态环境观，等等，无不蕴含简明而深刻的易理。

该书中“译”与“易”的结合是全域的、系统的，它细化易理作为哲学依据来阐释和推演出翻译的要旨。它从《周易》中的“生生之谓易”推演出“生生之谓译”，认为译作不是原作的附庸，而是原作的再生，即原作与译作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平等互补的关系，体现着《周易》里所谓的阴阳关系：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存互生。翻译之所以是“文化交易”，是因为翻译是原文信息在异域文化中的再传播，与其说是语言的转换，不如说是文化的易位，是一种跨语言的文化对话，是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这两个体系的交际、合作或交融。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犹如阴阳两种力量，两者相遇、相摩、相荡、相融后便产生文化交易。显然，这种译理的解释超越了传统译论的忠实、对等，也避开了西方翻译理论的操控论、改写论，它以翻译为本由此也就确立了译者独立的学术地位。

该书进而以“易”的“简易”、“变易”、“不易”推演出“译”的“简易”、“变易”、“不易”，并指出“译”与“易”相通。不难发现，这是很合理的定位和解释。它从宏观的视角探讨翻译原则，得出这样的断言：一是求同存异，二是守经达权。“易之三义”即简易、变易、不易在翻译中得到全面的体现。“不易”是体，“变易”是相，“简易”是用。如果我们把“易”与“不易”看作两极，则翻译处于“易”与“不易”的张力之中。“不易”是“常道”，它不局限于具体的语言，是最高位的抽象，人们称之为“经”；“易”则表现在“通权达变”上。在具体的层面翻译可以无处不变，但所有的变又都是受制约的，这一性状可以看作翻译的本质。“求同存异、守经达权”是依据《周易》哲学进行的高度提炼，是从新的视角切入进行的研究，而且也以中外权威译论加以佐证，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对译者和译论研究者自然也有所裨益。

“易”是“译”的本体论定位，但是如果不设定翻译标准或勾勒出翻译策略，翻译也便没有可操作性了。该书以“太和”为翻译标准，并探讨其特性和实现途径，即“阴化、阳化”翻译策略。“太和”翻译标准是《周易》中“和”、“中和”、“太和”等观念和思想的推演，“阴化、阳化”翻译策略以易理为哲学依据，以十二消息卦作类比推出。策略与方法相辅相成，该书从“阴化、阳化”翻译策略又推演出“阴译、阳译”翻译方法。翻译中阴译和阳译互存互依，不可截然分割，理想的状态是“阴阳合德”、“阴阳和合”、“协调互补”。

“太和”不是一个玄虚的概念，作为一种翻译标准，它具有多种特性，包括整体性、多样性、审美性和动态性，符合且体现为语言的组合原则和格式塔效应。就审美性而言，“太和”是一种最本真、最理想的状态。和谐即美，由太和而推及审美是符合逻辑的，其拟构的太和审美包括语言审美、文化审美、情感审美等。《周易》所指的“太和”是阴与阳的完美统一，是一种变化之美，诚如《道德经》所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审美是“神以明之”的玄妙，而《大易翻译学》给出了基于易理的解释，把它归结到生命，即审美本原：生命即美，生命是翻译的本原。在《周易》文化与美学审视中，“生”是易理的根本，从宇宙自然到人类社会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系统。就翻译而言，“译有生生之美。” “生生”是翻译审美的前提，也是翻译审美的根本和理论基础。

该书还从《周易》移植了“言”、“象”、“意”这些概念，它们同样适用于翻译审美。比如，“象”是中国美学的逻辑起点。象之大美，在于摄“象”以尽“意”，即“立象尽意”。《周易》提出“立象以尽意”，把象看成表意的工具和桥梁，对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某种深邃隐秘的情思进行潜移默化的显示，以弥补“言不尽意”的遗憾。事实上，语言处于有限和无限、不尽意和尽意的悖论之中，而就译者而言，由于受到原文的制约，其所面对的更多的是语言的局限性，而象本身则具有整体性、形象性、多义性，其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情趣和意蕴，能够弥补语言相关方面的不足，能够以小喻大、以少总多、以有限喻无限，从中体现了象征的意义，使其既具体又概括，既感性又抽象，使形而下之象能够表达形而上之道。

翻译涉及语言的运用，必须进行语言操作，虽说言不尽意，但必须言说，必须“译有所为”。美的创造需要“通变”/“变通”。翻译遵循《周易》的变革模式：穷—变—通—久—利/文。事物因穷而变，因变而通，因通而久，因久而得利/成文。

翻译的本体、原则、策略、方法等是基于翻译本身的考察，当然这些不是翻译的全部。该书也放眼文本之外论及翻译的外在因素。

《大易翻译学》利用《周易》的语言阐释了相关的翻译伦理：修辞立诚、利以合义、交通成和、以同而异和进德修业，这些内容大致涉及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存异伦理和译者伦理。它们共存并依，彼此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彼此割裂，单独看待。它认为，“修辞立诚”是一切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伦理预设，是确保翻译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翻译既要讲翻译之“利”，又要讲翻译之“义”，应遵循“利以合义”的伦理标准。《周易》主张以同而异或说求同存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怀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和宽容的心态，遵循“以同而异”原则，顺应文化交流的本质，让不同文化各美其美，使它们在相互交流中彼此从对方获取营养，共同生长、发展和繁荣。

“画虎画皮难画骨”，“意态由来画不成”。风格的翻译虽然不无可能却是最为玄妙的东西。《大易翻译学》认为，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是翻译中风格运动的矛盾双方，而根据《周易》的模仿说，文本间的模仿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可以达致“阴阳合德”的状态。译者能与原作者产生情感的沟通，达到心灵的共鸣，翻译时两者的风格便易于融合，原作的“气韵”也易于传达，从而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

翻译风格的达成涉及翻译距离。由于时空距离、语言距离、文化距离、心理距离等客观存在，翻译距离不可避免。翻译是一种调和，它要“适当”，要“致中和”，因此正确调整翻译距离的原则和方法必不可少。该书根据《周易》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道理提出了“变通”/“通变”的翻译思想，而且依据《周易》的“穷—变—通—久—利/文”变革模式提出了翻译的变通途径，即为取得最佳美学效果，译者调整翻译距离时应以“致中和”为终极目标，遵守“适旨、适性、适变、适度”的原则，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法，创造使人知之、乐之、好之的理想译文。

由于译即易，即变，而译的变是无穷尽的——变文之数无方，所以该书基于《周易》原理对于复译现象进行了解释。它认为文本的意义总是处于未定状态，文本具有开放性，因此其解释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主体不同，理解不同，选择不同，翻译就不同。另外，对于历史上同一个作家、同一部作品的理解和接受，不同时代的译者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异。前人有言：“易无达占，从变而移。”就是说，易卦没有固定的占断，因人、因事、因时而异。文无定诠，言人人殊，人以群分，言随时变……种种不确定因素决定了复译的必然性。

翻译批评是翻译的重要一环，但批评不是任意的，它与翻译的标准互为表里，所以该书提出了“中和”翻译批评标准。“中和”是“中”与“和”的结合。“中”与“和”的关系可以说是体用关系或因果关系，事物因“中”而“和”，“中”是体，是“和”的前提，“和”是用，是“中”的结果。翻译批评应以“中和”为终极目标，“中和”可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中和”翻译批评标准的特性可以概括为：整体性、多元性和动态性。翻译批评方法在总体上呈现开放性系统的特性，不能只从一个方向、一个平面、一条直线上去研究。我们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不同侧面等进行相关研究。但无论怎样，翻译批评应不断朝着“中和”这一目标努力。从大易的视角着重研究翻译批评标准、原则和方法，可以说该书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通观全书，《大易翻译学》并不局限于文本而涉及与文本相关的因素，涵盖“科学学”所关注的范畴。翻译伴随翻译生态环境而生。这种视角有别于悬置法则，但有其合理性，因为生态和环境，犹如阴阳两种力量，相摩相荡，相生相克，交感成和，生生不息。翻译生态环境的“太和”状态是动态的，它随宏观环境因素、支持环境因素、作者因素、译者因素、读者因素等的变化而变化。此所谓“圆满调和”，即中国哲学上的“和合之境”或“太和之境”。

当然，任何理论都无法对翻译这个宇宙进化史上最为复杂的事件进行穷尽性的解释。《大易翻译学》可以看作一个总纲，具体的问题还需要专书来细化。

翻译处于悖论之中，既可以看作飞矢不动也可以看作万物皆流，那么其制约条件是什么呢？目前书中提到的标准是弹性的，还没有量化或难以量化，其操作性还有所欠缺，在此意义上作者还可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翻译的本原涉及翻译的本体论定位，而作者在此方面也着墨不多。其说明、描述的成分偏多，而解释、推导或推演的步骤等方面还不够充分，比如“简易”、“变易”、“不易”之间的关系，在翻译中如何体现如何操作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就翻译批评而言，它着墨的重点是批评所涉及的伦理，似乎还缺少翻译批评的客观依据和理性的推导。

通观全书，其论述是系统而全面的，涉及翻译本体与本质、翻译标准与策略、翻译原则与方法、翻译审美、翻译伦理、翻译风格、翻译距离、复译原因与策略、翻译批评标准与原则、翻译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

该书融易学与译学为一体，既弘易道又弘译道，是作者多年来从事译学、易学研究之结晶。翻译相对于道而言是用是器，而翻译学本身也具有翻译的本体论地位，在此意义上《大易翻译学》将翻译研究从对“器”的探究上升至了对“道”的求索。

综观之，《大易翻译学》以易治译，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途径，为中国传统译论灌注了新的血液。

赵彦春

2015年9月10日

于天津马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