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我国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翻译论著，包括雅各布逊（Roman Jacobson）、卡特福德（John Catford）、奈达（Eugene A.Nida）、纽马克（Peter Newmark）、斯坦纳（George Steiner）、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赖斯（Katharina Reiss）等一大批学者的论著，西方翻译理论在我国“大行其道”，一度将中国翻译理论推向边缘化状态。近十多年来，情况出现了明显变化，国内不少学者致力于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创新。例如，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郑海凌教授在《中国翻译》（第4期）上发表《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一文，开启和谐说翻译思想的传播历程。2001年，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论坛宣读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正式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近几年来，世界范围内有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研究日趋理性和成熟，催生了生态翻译学的形成。2011年，南京理工大学吴志杰教授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和《中国翻译》（第4期）上分别发表论文《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新方向：和合翻译学》和《和合翻译研究刍议》，提出了创立和合翻译学的设想，目前不少学者致力于和合翻译学的研究……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翻译，探讨新的翻译研究途径。但综观全局，现有国内翻译研究尚存一些不足，较为明显的是：在“器”上做文章者多，在“道”上探究者少。翻译理论要真正创新和彰显魅力，相关研究必须由“器”上升至“道”。而达至此“道”的良策莫过于将翻译的有关问题置于哲学的高度加以透视并进行系统研究。本书正是从这一策略出发，以《周易》的哲理为理论基础，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构建大易翻译学，综合研究一系列翻译问题，从而寻求有关翻译规律以指导翻译实践。

《周易》雄踞六经之首、三玄之冠，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智慧中之智慧”（南怀瑾，2008：5）。它以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将生动的形象与深刻的哲理结合，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形成了恍惚窈冥的象征哲学，闪现出人类智慧的灿烂光辉。《周易》因此历来备受关注，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在国内，从古代的《易纬》、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朱熹《周易本义》、来知德《周易集注》、王夫之《周易外传》等到当代的李镜池《周易探源》，苏渊雷《易学会通》，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朱伯崑《易学哲学史》，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等，易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著作虽涵盖“天地人三才”，但没有涉及翻译理论。在国外，1626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译介《周易》后，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87）、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834）、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82）、德国神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924）、加拿大汉学家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1994）、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1996）、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2014）等大批学者对《周易》进行了译介和研究，在西方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杨平，2015）。然而，他们的研究路径大致为：（1）以传教士汉学为母体的宗教学路径；（2）以荣格（Carl Gustav Jung）为起点的分析心理学—比较文化学路径；（3）以考证和思辨为特征的历史—哲学路径；（4）结合自然科学的“科学易”路径（赵娟，2011）。这些国外易学研究者中没人从《周易》的视角系统研究翻译理论。

《易》准天地，弥纶大道，范围万化而无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断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转引自傅惠生、张善文，2008：42）在翻译研究史上，“援易以为说”可追溯至我国论述翻译的第一文——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该文提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支谦，2009：22）其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出自《周易·系辞上传》。梁慧皎《高僧传》（卷第七）说，竺道生“彻悟言外”，视“忘筌取鱼”为译经大法（慧皎，1992：256）。这一说源自魏王弼对《周易·系辞上传》“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的发挥：“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王弼，2011：414）清严复《〈天演论〉译例言》“援易以为说”甚为明显：“《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严复，2009：202）其中“修辞立诚”源自《周易·文言传》。进入现当代，翻译研究受《周易》浸染越来越深。例如，许渊冲《译学与〈易经〉》（1992），钱纪芳《和合翻译思想初探》（2010），周朝伟《解蔽“翻译标准”》（2011），李丹、彭利元《从阴阳学说看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2011），魏建刚《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中国传统译学之易学影响发微》（2015）等，皆援易入译，利用《周易》的智慧阐释有关翻译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些译论在整个翻译研究中仅是凤毛麟角，只能算零星“散论”，不但数量非常有限而且缺乏系统性。相对于辉煌灿烂的《周易》文化，翻译研究中映现的《周易》身影何其少！因此，在当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潮中，加强援易入译的研究工作极为必要且意义重大。为顺应时代的潮流，笔者致力于易学与译学研究，将两者融合构建大易翻译学并撰写了专著《大易翻译学》。此书并非简单零散地援易入译，而是较深入系统地以易治译，力图以易弘译。

世界是一个系统，人类社会是一个系统，文化是一个系统，大易翻译学也是一个系统，他们分别实现自己的太极建构。就大易翻译学而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元素，而是一个成分多样的复杂的太极建构，其研究范围不囿于一隅，研究内容不拘于一端。总的说来，《大易翻译学》以《周易》文本和文化、翻译理论和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将易学和译学融为一体，创立新的翻译研究话语体系。全书共十三章，涉及的主要话题有：大易翻译学的哲学依据、翻译含义与本质、翻译标准与策略、翻译原则与方法、翻译审美（包括审美本原、审美表现、审美态度、审美境界、审美理想）、翻译伦理（包括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存异伦理、译者伦理）、翻译风格（包括风格的可译性、翻译风格与译者个性的关系、译者风格与原文风格的统一）、翻译距离（包括翻译距离的成因、翻译距离调整的原则与方法）、复译（包括复译原因与策略）、翻译批评（包括翻译批评标准、原则与方法）、翻译生态环境（包括翻译生态环境的特性、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理想状态）等。

本书根据所涉及的话题提出和论证了一系列观点，主要有：（1）《周易》是一部蕴藏无穷智慧的宝典，涵具阴阳交变的道理，拥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可以指导大易翻译学的构建。（2）“易”与“译”是体用关系，体用一源，易译相通。译含多义：简易、变易、不易等；生生之谓译，“生生”即创生、相生、生生不息。（3）翻译是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相遇、相摩、相荡、相融，其本质是文化交易。（4）“太和”可作为翻译标准，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审美性、动态性，其实现策略——阴化与阳化策略可用易理、太极图、十二消息卦等得到科学论证。（5）翻译应坚持两条基本原则：求同存异、守经达权。（6）文无定诠，译无定法，变文之数无方。译者应灵活运用阴译、阳译方法以及琳琅满目之译技，创造使人知之、乐之、好之的译文。（7）翻译审美应把握以下要点：①审美本原：生命即美；②审美表现：立象尽意；③审美态度：贵时通变；④审美境界：精义入神；⑤审美理想：止于太和。（8）译者应恪守如下翻译伦理：①修辞立诚；②利以合义；③交通成和；④以同而异；⑤进德修业。（9）风格的可译性可用《周易》的模仿观来论证，翻译风格和译者个性的关系可借鉴八卦图来阐释，翻译风格之美在于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致中和”，包括：①材料选择：各从其类；②原文理解：心悟神解；③译文表达：适中得当。（10）翻译是一个涉及“言—象—意”与“意—象—言”多级生发的思维过程，其间原作发生变形，翻译距离必然产生。为使翻译距离产生翻译之美，译者应遵守“适旨、适性、适变、适度”的调整原则。（11）复译的原因可归结为：①文本的开放性：文无定诠；②译者的主体性：言人人殊；③读者的差异性：人以群分；④语言的时代性：言随时变。复译可采取如下策略：①纠错性复译：改错迁善；②改进性复译：渐臻至善；③建构性复译：见仁见智；④适应性复译：趋吉避凶。（12）翻译批评应以“中和”为标准，以“善、公、实、全”为原则，多层次、多视角、多途径进行。（13）翻译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创生性、动态性，各因素交相感应、相生相克、生生不息，其理想状态为“保合太和”。

作为跨越易学和译学两个学科领域的一种新的翻译研究途径，大易翻译学主要汲取这两个学科的营养，把翻译置于“天地人三才”中，对翻译进行客观审视、分析、论证。基于此，本书撰写的基本思路是以“翻译”为“经”，以“大易”为“纬”，“经”“纬”交织，从哲学的高度将“体”、“相”、“用”贯通，以致“成务”，构建大易翻译学。换言之，就是援易入译，以易治译，以易弘译。

本书借鉴《周易》的整体论方法，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展开写作，即为达到既定目的，集中分析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综合研究其各种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宏观上，把握翻译研究中各要素的关系结构，从整体上进行系统思考，综合分析；微观上，以相关的易理为理论支撑，以客观翻译现象和现有翻译理论为事实依据，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研究具体的翻译问题。文献综述法、例证法、类比法、比较法、图表法等，根据需要择用，并以能产生最佳效果者优先。

本书是笔者从事译学、易学研究多年之结晶，其中不乏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1）总体构思上，提出了以易理为哲学依据构建大易翻译学的设想，为当下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2）具体内容上，较有创见性地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译学观点，如翻译本质“交易论”、“太和”翻译标准、“中和”翻译批评标准、“生生为美”的翻译审美观、“利以合义”的翻译伦理观、“保合太和”的翻译生态环境观等，为中国传统译论灌注了新的血液；（3）研究策略上，走出把中国译论置于西方译论的标准中进行定位的做法，充分发掘大易的智慧，以易治译，从而彰显中国译论的优势；古今贯通、中西结合、体用融合，使大易翻译学形成一个时空交汇、旁通统贯、开放和谐的译学体系。

构建大易翻译学，是走前人没走过的学术道路，必须“披荆斩棘”。总体来说，是用易理做工具在译学之山开路，成功与否主要在于对工具的妙用。这就要靠智慧，如何获得这智慧，无疑是笔者面临的难点。具体来讲，本书写作过程中这些难点表现在：（1）“生生之谓译”的论断、翻译本质“交易论”、“太和”翻译标准、“阴化、阳化”翻译策略、“善、公、实、全”翻译批评原则、“适旨、适性、适变、适度”翻译距离调整原则等是译学中的新观点，要用易理、易图（如八卦图、阴阳鱼图、十二消息卦图）等作缜密的科学论证，需探两仪之奥，具卓识沉机。（2）《周易》是“有字天书”，文辞句读简古玄深，卦爻象数扑朔迷离，卦爻筮符与卦爻辞之语义联系复繁错综，索解难度大。阅读时必须探赜索隐，精义入神；同时运用时必须善于甄别，适当选择。（3）《周易》是一部带有占卜色彩的哲学书，是“天人之学”，主要讲“天人之道”，无法从中找到直接论述翻译的文字。要从中悟出相关哲理并将其娴熟自如地运用于翻译研究中，是件难度很大的事。（4）笔者意欲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关论述建立翻译领域中的中西方对话，掌握和发挥这些论述既要勤奋钻研又要有极高的学术敏感性、洞察力和创造力，这对笔者是一大挑战。（5）《周易》语言艰涩，义理深奥，如何在行文的过程中表达恰到好处，便于当代读者理解和欣赏，这也是笔者遇到的难点之一。

构建大易翻译学是笔者勉强为之之事，重重困难，有的已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有的至今无力应对，留下诸多遗憾。大易翻译学是个新生事物，正值处屯之时，需多方理解和支持。诚望后继有人，弘前人之智慧，补笔者之不足，推动大易翻译学蓬勃发展。

陈东成

2015年9月11日

于深圳大学海滨小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