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牛对清代台湾乡村社会发展的贡献
动力牛作为农业生产开发动力使用，至迟出现于春秋时期，西汉时牛耕得以广泛使用，牛在传统农业社会被赋予谷神的象征意义。对传统社会的小农来说，牛无疑是其生产与生活中极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在清代台湾乡村社会的开发中，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动力作用。光绪《澎湖厅志》卷9《风俗》称，“谚云：澎湖女人台湾牛，皆言其劳苦过甚也”。畜力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贡献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刊登了周钢、田吉贡的《美国西部野马的驯养使用与保护》，认为美国西部的野马来源于西班牙殖民者运送的“西班牙马”，野马被驯服后对美国西部开发和美国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对畜力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学者尚未给予足够注意。本文拟对牛在清代台湾乡村社会开发中扮演的角色进行探讨，并由此管窥牛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
一 牛耕在台湾地区的推广
台湾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自然条件优越，然而在大陆汉人大量移民台湾以前，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大致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据学者研究，台湾少数民族在荷据以前的生产中还不会使用牛和犁，只用原始粗笨的鹤嘴器进行耕作。[1]明末以来，大陆人民不断移居台湾，加速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之中，牛的作用不容忽视。
牛在台湾社会的推广使用，是伴随着大陆移民入台而展开的，时间应在明中叶以后。荷据时期，已有意识地推广耕牛，但仅仅是个开端，据乾隆刻本《小琉球漫志》引述陈小崖《外纪》云：“荷兰时，南北两路设牛头司，取其牡者驯狎之，阉其外肾以耕，其牝则纵诸山以孳生。”说明荷兰在台已设立了专门的驯养组织，来培育耕牛作为生产动力，而且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他们还有目的地放纵母牛在野外自然繁衍。并支持传教士从印度购买牛只，输入台湾供少数民族及汉族移民使用，但数量极为有限。[2]荷兰人对牛耕的重视，为牛在台湾推广使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纵牛入山任其繁衍，然后驯服的做法，也逐步为台湾民众所接受，乾隆时王必昌纂修的《重修台湾县志》卷15《杂纪》称：“台人买牛纵之山，使生息，犊大成群，设栏围之，俟其馁，乃渐饲以水草，由是驯服，可耕可挽。相传红毛时，南北二路设牛头司董其事；今则间或行之，而饲之家者为多。”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为解决财政问题，曾致力于屯田，牛自然成为开垦土地的首选役畜。康熙时诸罗知县季麟光曾指出，明郑时，台湾南部地区不论是“平坦而可耕”的田，还是“高燥而可艺”的园，都已成为民众开发目标，文武官员招佃“给以牛种”进行耕种。[3]台湾地区的耕牛，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已被驯服的本地野牛，还有一部分则来自大陆。明末，大陆的耕牛已伴随政府有目的地移民入台而进入台湾，崇祯时福建大旱，郑芝龙在官府授权下，“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茇舍，开垦荒土为田”[4]。以此推算，则郑芝龙至少从大陆运送万头以上的牛到台湾，其真实性颇令人怀疑。但大规模地从大陆运送牛只入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我们还可以从清初统一台湾后，对明郑遗产的处理上看到牛的使用情况，“到台之日，按丁授地，并将伪遗生熟牛只照旧给配，按三年起科之令，分则征收”[5]。也就是说，明郑撤出台湾时，遗留下了大量的牛只，而这些耕牛有可能来自大陆。康熙时陈文达纂修的《凤山县志》卷7《风土志》载：“水牛自内地来，研糖用之。黄牛近深山多有，取而驯习之，用以耕田，亦用以代步。”这些内地来台的水牛，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在台湾自然繁衍生长，最先开发的台南地区，已出现“水牛居多”的景象，农家养牛“有数十百只至数百只者”[6]。这一记载出现在晚清，反映来自大陆的水牛经过长期的繁殖，也已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
不过，清代台湾的耕牛大多数还是由台湾本地所产并驯化而来的，据乾隆时范咸引《台海采风图》称：“台湾多野牛，千百为群。欲取之，先置木城四面，一面开门，驱之急，则皆入。人则肩闭而饥饿之，然后徐施羁靮，豢之刍豆，与家牛无异矣。”[7]这说明至少在清初，台湾民众已摸索出一套驯养野牛的经验，这种驯养方式最初大多由台湾少数民族完成，据乾隆时余文仪引《裨海纪游》载，康熙时，在淡水厅中港社一带，少数民族居民将野牛“囚木笼中，俯首跼足，体不得展。社人谓是野牛初就靮，以此驯之。又云：前路竹堑、南嵌山中，野牛千百为群，土番能生致之，候其驯，用之。今郡中挽车牛，强半皆是”[8]。当然，有些野牛可能是民众故意将家养牛放逐野外进行繁衍，然后再进行驯养，乾隆时王必昌纂修的《重修台湾县志》卷15《杂记·丛谈》载，“台人买牛纵之山，使生息，犊大成群，设栏围之，俟其馁，乃渐饲以水草，由是驯服，可耕可挽”。由于移民不断向台湾少数民族居民购买耕牛，促使当地少数民族驯牛兴趣增加，《番俗六考》称：“山有野牛，民间有购者。众番乘马追捕售之，价减熟牛一半。”[9]这说明少数民族居民驯养、捕猎野牛已形成了一套较娴熟的技术，有诗赞云：“未负耕犁未服舟，谁教驯押人栏收；番儿自惯无鞍马，大武山头捉野牛。”[10]康熙末年，台湾野牛被驯服的数量相当可观，据嘉庆《续修台湾县志》卷4《军志·经略》载，朱一贵起义时，曾“率二万众，列牛车”，号牛车阵，攻打安平。这里具体有多少牛车，史料并无明确说明，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牛车使用的牛应多是被驯服的野牛。
台湾少数民族在长期驯服野牛的过程中，以及在与汉族移民交往的过程中，目睹了使用牛给生产带来的社会效率，这促使他们也开始使用牛进行生产活动，并逐步掌握了牛耕技术。史载：“近生番深山产野黄牛，千百为群，诸番取之，用以耕田、驾车。”[11]这条史料的时间在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说明他们此时已能使用牛耕田、驾（牛）车了。在康熙时高拱乾纂修的《台湾府志》卷7《风土志》中也有类似记载：“深山中多野牛，教而驯习，可用以耕田、驾车。”
由上可见，台湾乡村社会的开发与牛有密切的关联，这些被使用的牛有相当部分来自大陆，并由大陆移民最先使用于农业生产之中。随着牛的使用范围与数量的增加，台湾少数民族居民开始对本地土生野牛进行驯养，并投放市场，供使用者购买。从耕牛在台湾的使用与来源看，是大陆移民与台湾少数民族居民共同为台湾社会开发提供了动力。换句话说，是汉人与台湾少数民族居民共同开发了台湾地区，而且因为牛的使用，也增进了汉人与台湾少数民族居民的交流与融合。而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台湾少数民族居民对野牛的驯服，为台湾开发提供了较充足的动力，加速了台湾的开发进程。
二 牛在台湾经济生活中的广泛使用
台湾的全面开发始于清代统一以后，起初主要是土地垦殖，官方一再强调对于移民“资给牛种耕具”即是例证。[12]康熙末年以后，牛在台湾使用已相当普及，这可从台湾动乱期间，耕牛被杀数量得到说明。雍正四年（1726）九月，浙闽总督高其倬上奏水沙连社番乱，指出在不到三个月间，台湾少数民族就焚死附近汉族耕牛达133头。[13]即使到光绪初年，汉番发生冲突时，抢夺耕牛仍是一个极敏感的话题，“彰属之罩兰、东势坑及新辖之大湖等庄，均与苏鲁、马哪邦两社界址毗连。其番界内，本有一片平地，附近居民，生心觊觎，贪利轻人，致被害者有之。……杀去汉民多人，抢去耕牛九十余只”[14]。台湾少数民族抢杀耕牛既反映了移民垦殖进展的迅速，也反映了牛在汉人开垦土地中的动力角色。
晚清对台湾后山的土地开垦愈加凸显了牛在农业社会中的重要性，台湾“庶民以农为本，农事以牛为先。后山自开辟以来，民庄、番社畜牧牛只，孽息颇蕃。惟是遍地荒芜，已垦者仅百分之一，正当设法拓垦，端资牛力拓地勤耕”[15]。不但垦殖需要牛，而且农田灌溉也需要用牛牵引水车进行，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杂俗》记载：“近溪之田，桔槔必以牛，无自任其力者。”这一情况到嘉庆、道光年间有所变化，但牛的角色无明显变化，道光时周玺纂修《彰化县志》卷9《风俗志·杂俗》记载：“近溪之田，桔槔必以牛，迩来始有任人之力者。”即使到了晚清，使用牛车灌溉仍较普遍，光绪《台风杂记·农制》记载：“水陆之田，概用牛耕，劳力少而收获倍之。……又注意于灌溉，陆田则穿井，以桔槔酌之；水田则掘池，以牛车注之。”清代台湾严禁屠宰耕牛，也反映了牛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关系，同治五年（1866）台湾南淡等地立《禁私宰耕牛碑》称：“万物惟牛最灵，亦惟牛最苦。佐民耕稼，有功于世。”台湾“耕作全资牛力”，所以对“偷盗私宰，例禁纂严”。即使是“病毙牛只，亦须赴辕察报验明，不得私自开剥”[16]。
随着土地开垦的不断深入，荒芜土地逐渐减少，为了保障土地开垦中有足够的牛作为动力，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对牧牛场所进行保护，这实际上是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牧场作为公共牧牛的草地，不容许豪强大族侵占私垦，乾隆二十九年（1764）七月，诸罗县大槺榔庄就共同立碑禁止侵垦牧地，“旷埔一处，自康熙三十八年（1699）开垦大槺榔庄，晋为牧牛之区，经今六十六年……督宪断例：是牛埔者归民，永远定例，不许侵垦。……嗣后，各宜照原界为牛埔，不许豪强私行开垦附近田园，侵占一分一厘”[17]。在农户个人力量所不及的情况下，政府所采取的保护耕牛措施，无疑对农耕非常有利。
清代台湾农村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以单一的粮食生产为主，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加工也非常盛行，如甘蔗种植与制糖业就密不可分。而牛在甘蔗种植与制糖过程中的使用也随处可见。农民的蔗田往往都配有数量较固定的牛，“一牛配园四甲或三甲余，每园四甲，现插蔗二甲，留空二甲，递年更易栽种”。甘蔗收获后，多用牛车从田野运送到制糖工地，“台人十月内筑廍屋，置蔗车，雇募人工，动廍砍糖”。榨糖的动力仍是牛，“每廍用十二牛，日夜硖蔗，另四牛载蔗到廍，又二牛负蔗尾以饲牛”[18]。随着糖业贸易的兴盛，榨糖使用牛的数量不断增加，晚清时每廍大约在18头至30头，光绪《安平县杂记·糖业由来》载：“蔗廍开工……廍一张或用牛六挂、或九挂、十挂为度（每一挂牛三只）以挽车机，昼夜硖蔗，按次轮流。”可见，从原料运载，到榨蔗过程，再到废料运走，全部均由牛车完成。台湾“十月场功毕，剉蔗为糖，牛醉之，至三、四月乃止”[19]。农村社会集甘蔗种植与榨糖于一体，加快了台湾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进程。
清代台湾乡村社会的交通运输也离不开牛。嘉庆时谢金銮纂修的《续修台湾县志》卷5《外编·丛谈》引《海东札记》载：“南北路任载及人乘者，均用牛车，编竹为箱，名曰笨车。轮圜以木板，板心凿孔，横贯坚木，无轮与辐之别。”牛车，往往是“中驾一牛”，若“引重致远，旁用一牛佐之”[20]。台湾乡村社会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牛车成为民众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这在农村基层集市中更为常见。据康熙时首任台湾府知府蒋毓英纂修的《台湾府志》卷6《市厘》载：“菜市一所在宁南坊府学旁隙地。五鼓时，菜园人各以牛车装载杂色蔬菜瓜果等物于此聚卖；柴市在宁南坊坟山边隙地，近山人亦以牛车装载柴薪于此聚卖，晡时方散。”同治《淡水厅志》卷11《风俗考》也载：“自桃涧堡至大甲，运谷多用牛车。”牛在台湾的交通中还扮演了马的角色，康熙《台湾县志》卷1《舆地志·土产》载，“台人选黄牛母之健者，挂鞍以代步”。其行走速度颇快，“牛择黄轱臕壮者，饰以鞍辔如马，驯而习之，日可百里。少年子弟，磬控如意，以之学骑射”。正因为台湾“引重致远，皆以车”，所以“汉庄、番社无不家制车而户畜牛者”[21]。
台湾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商业繁荣，这与牛在商业运输中担任的角色分不开，据道光《彰化县志》卷9《风俗志·汉俗》载，农家“暇日则牵车牛以服贾……负贩贸易，颇似泉、漳；惟载货多用牛车，与内地不同耳”。康熙《台湾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载：该县“五谷、柴、炭之类，无非驾牛以运，连夜而行，人省永日之功，牛无酷热之苦”。牛车负重量相当大，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杂俗》载：若地势平旷，“一牛约运六、七百斤，编竹为车笼，以盛五谷之属。诛茅采薪，去其笼，捆束以载。行远可乘三四人，重则另横一木于右，挚靷加轭，多一牛以曳之”。对于重量超大的货物，则增加牛的数量，牛车“有两大轮，以四牛负之而行，海边运货，可载千斤”[22]。
交通是社会流通的动脉，牛车是台湾农村社会民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行远皆用牛车，亲朋相访，三、四人同坐，往来甚便”[23]。台湾少数民族居民也是“出入皆乘牛车，遇山路陡绝处，则循藤而过”[24]。农村妇女外出游玩、入庙进香也多以牛车代步，“妇女过从，无肩舆……驾牛车以行。岁时、佛诞，相邀入寺烧香，云以祈福”[25]。清代台湾乡村社会流行节庆日演戏习俗，乡村妇女也多是乘牛车前往观看，“台俗演戏，其风甚盛。……乡间亦然，每遇唱戏，隔乡妇女驾牛车，团集于台之左右以观，子弟之属代为御车”[26]。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汉俗》载：“演戏不问昼夜，附近村庄妇女辄驾车往观，三五群坐车中，环台之左右。”这一习惯也渐为台湾少数民族女性所效仿，乾隆时余文仪纂《续修台湾府志》卷16《风俗·番社通考》：“番无年岁，不辨四时，以刺桐花开为一度。每当花红草绿之时，整洁牛车，番女梳洗盛妆饰，登车往邻社游观。”在雨水季节，乡村道路泥泞难行，更需要使用牛车以出行，因而出现“泥因积雨漾成渠，平麓迷离怕秋余；过客欲行行不得，村南村北尽牛车”[27]的景象。在普通村民婚姻的迎来送往中，牛车取代了内地的花轿成为娶亲过程中的一大景观，“娶亲无轿，俱用牛车。其车用青蓝帐盖住，前面挂红绸一条或红布，牛角亦用红布裹住”[28]。
牛在清代台湾乡村社会中不可替代的角色，还可以从民众解决日常纠纷把牛作为赔偿首选物得到印证，乾隆十年（1745）刊刻的范咸纂修的《重修台湾府志》卷14和卷15《风俗·番社风俗》，记载了诸罗、彰化夫妻反目罚牛的情况，“夫妇相离曰放手。男未再娶，女不敢嫁，先嫁者罚牛、豕不等”。至于罚没的数量，一般是牛一头、车一辆，“夫妇反目，男离妇，必妇嫁而后再娶；妇离男，必男娶而后再嫁，违则罚牛一只，车一辆，通奸被获，男女各罚牛车”。台湾少数民族和移民发生纠纷，也多以罚牛了结，“白番与汉人牵连田地租粟争端者，该白番应投明正、副通土业户秉公查理……若白番不先投明通土，擅行私察者，罚牛二只，以充公用”。若理番汉人官吏“藉端宿住番妇，科索社番，该白番会同通土业户呈官究治，不得徇情畏缩，违者罚牛二只，以充公用”[29]。
三 对盗贩牛的惩罚
牛是清代台湾农村社会开发最重要的动力，自然也成为人们牟利的一条捷径，牛的商品价值在台湾更为突出，“民番每见牛只日盛，不思经久之谋，只顾目前之计，贪利卖去，处处皆然”[30]。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汉俗》载：“牛价腾涌，水牯健者至三十千钱。”台湾乡村社会出现了以牛为主要商品的牛墟，牛墟的买卖活动很活跃，史载：“凡贩牛，欲卖者必于牛墟。台地无设墟为市者，惟卖牛必到墟。墟日有定率，以三日为期。如二五八、一四七之类。墟设墟长，长由官立，给以戳记；凡买牛卖牛者写契，皆用墟长戳记，若中保然，恐有盗窃之累也。墟长必铸铁烙牛，以字为号，便于识别。乃近日之盗，得牛亦铸铁取字之相似者，覆以乱之，故偷牛者亦至墟发卖，或墟长能知为盗，买者不能辨也。”[31]连横《台湾通史》卷28《虞衡志·畜之属》也载：“乡村货牛之处曰墟，定日一开。”由于一些牛墟的墟长勾结官兵敲诈勒索，其陋规不断增多，以至地方政府不得不刊布告示加以禁止，“民间买卖牛只，墟长人等文武兵役，藉名稽察，索取财物，一概陋规，应永禁革。合行出示，分给勒石，倘敢再犯，立提究责”[32]。
既然牛的贩卖有高额利润可图，非法盗贩牛也因此十分猖獗。康熙时在台聚居的客家人，“白昼掠人牛，铸铁印重烙，以乱其号（台牛皆烙号以防盗窃，买卖有牛契，将号样注明——原注）。凡牛入客庄，莫敢向问，问则缚牛主为盗，易己牛赴官以实之。官莫辨，多堕其计”[33]。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公开抢夺他人牛，并以假乱真地重新烙印，严重扰乱了基层市场的秩序。因盗牛而杀伤人命的案件也屡见不鲜，乾隆五十一年（1786）嘉义罪犯邓讲供认：是年五月初九日，“会遇相好的陈在、李溪，各道穷苦。我起意偷窃吴石家牛只……陆续偷出耕牛三只，交李溪们牵走。被事主吴石知觉，喊同吴佣赶追。……牛只亦被夺回”[34]。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凤山县民蔡梅遇见素识曾演、柯振，“蔡梅起意行劫陈殿家中牛只，曾演等允从。……齐至事主门首，打开大门，拥入牛栏，曾演、柯振各牵牛一只。……迨事主之子陈珍喊同邻人番阵追赶无及。陈殿伤重，逾时殒命。蔡梅等将牛牵回，次早卖给不识姓名人，得番银二十四圆，三人俵分花用不讳”。官府判决为：“蔡梅、曾演均合依强盗杀人得财斩决枭示。”乾隆五十四年（1789）嘉义罪犯康启供：“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早，我往园挖取地瓜，下洲山上经过，看见幼孩潘厂在那里牧牛，四下无人，我起意偷牛卖钱，诚恐潘厂喊追，就把潘厂按倒，将束腰麻绳把他咽喉紧勒，潘厂当即气绝，我拉牛到苏家庄，只说自己牛只，卖给陈枣，得番银十二圆。”官府判决将康启斩立决。[35]
清代台湾司法案件中盗牛案明显较多。“恒邑产牛甚多，盗牛者亦甚多，讼庭案牍尘积不清。”[36]盗牛案不能及时处理，与盗牛者对原牛烙记更改有关，“盗得牛，更铸钱，取字之相似者覆以乱之。……故台属窃盗之讼，偷牛者十居七、八”[37]。乾隆十九年（1754）十一月二十七日，斗六门庄民曾团等状告：“团等俱在本庄设立糖廍研蔗，不虞十一月二十五夜二更时分，有群盗数猛到廍，将团等廍伙涂邑并工人杨番、曾振殴伤仆地，牵去水牛共一十五只，追喊无踪。”这种盗窃属于团伙作案，其猖狂程度令普通百姓无法抵御。团伙盗牛在乾隆时随着台湾社会开发步伐的加快，愈益猖獗，彰化县民管新彩、刘全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二月初八日被陈亮等抢夺车牛并被打伤，经官府“勘讯，获贼林秩供出陈亮起意，同伙七人打抢等情通报”[38]。台湾的一些大案都与盗牛有关，如“黄教素跳梁，为乡里所畏。庄左右多盗牛贼，而皆服于教，于是畜牛者必与教约，每畜一牛，岁纳粟一石于教，牛卒出入无患”[39]。成书于道光时的《台湾采访册·纪事·寇乱》载：林爽文也为“劫牛巨盗也”。光绪时倪赞元纂《云林县采访册·斗六堡·兵事》载，道光十二年（1832）发生的“嘉义客民闽人陈办与粤民争牛起衅”，导致大规模械斗。
盗牛风气的猖獗，已危及了普通民众正常的生产与生活，为了阻止盗牛活动，政府对出入关隘严格把守，光绪《恒春县志》卷15《山川》记载，该县的枋山隘口，“曩者，以恒邑产牛，盗牛者众，莫可捕获，嗣由县设卡于此，派隘勇稽查，凡出境之牛，统归诘问，如无印单，即行截留跟究，盗风因而稍息”。所有牛只均要凭借官府颁发的单据才能出入关隘，“由县印发单照，令买牛者，每一只向总理领单一张”，严格控制牛的出入境，“凡有买牛出境者，必须先领单照，每一牛，给一单，单上盖有县印”，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台湾“盗牛之案少有见矣”[40]。政府对耕牛加大保护力度，无非因为耕牛是台湾民众从事生产的必备动力，在生产与生活中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总之，改造和征服自然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尤其是对处女地的开发，人们更需要投入较先进的生产动力；然而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农业开发更多的只能是依靠畜力。在清代台湾农村社会的开发中，牛被广泛使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可以说，没有牛，清代移民就不可能对台湾地区进行如此迅速的开发。牛在清代台湾农村社会开发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动力作用。其实，牛在台湾开发过程中所起到的动力贡献，也是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开发的一个真实缩影！
[1] 林仁川、黄福才：《台湾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2] [日]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下卷，江庆林等译，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1年版，第284页。
[3] 道光《福建通志台湾府》，《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4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164页。
[4] （清）黄宗羲：《赐姓始末》，《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14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6页。
[5] 康熙《台湾县志》卷10《艺文志·条陈台湾事宜文》。
[6] 光绪《恒春县志》卷9《物产·兽之属》。
[7] 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18《物产》。
[8] 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15《风俗·番社风俗》。
[9] 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15《风俗·番社风俗》。
[10] 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20《艺文·土番竹枝词》。
[11] 乾隆《小琉球漫志》卷7《海东剩语·野牛》。
[12] 光绪《台湾通志·列传·政绩·周于仁》，《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1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438页。
[13]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雍正朱批奏折选辑》，《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9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109页。
[14] （清）刘璈：《巡台退思录》，《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79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203页。
[15] （清）刘铭传：《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27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106页。
[16] 光绪《凤山县采访册》壬部《艺文·碑碣》。
[17] 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台湾私法物权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72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1704页。
[18] 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17《物产》。雍正时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1有相同记载。
[19] 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杂俗》。
[20] 康熙《凤山县志》卷7《风土志·物产》。
[21] 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汉俗》。
[22] 光绪《恒春县志》卷9《物产》。
[23] 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卷12《风土志·风俗》。
[24] 康熙《台湾府志》卷7《风土志·土番风俗》。
[25] 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汉俗》。
[26] 康熙《台湾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
[27] 光绪《恒春县志》卷14《艺文》。
[28] 光绪《澎湖厅志》卷9《风俗·艺文》。
[29]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44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607页。
[30] （清）刘铭传：《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27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106页。
[31] 道光《彰化县志》卷9《风俗志·杂俗》。
[32] 光绪《凤山县采访册》壬部《艺文·碑碣》。
[33] （清）蓝鼎元：《鹿洲全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34]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案汇录庚集》卷3，《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38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339页。
[35]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案汇录己集》卷7，《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37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341—350页。
[36] 光绪《恒春县志》卷6《田赋》。
[37] 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汉俗》。
[38]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案汇录己集》卷5，《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37册，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223—230页。
[39] 嘉庆《续修台湾县志》卷5《外编·兵》。
[40] 光绪《恒春县志》卷9《物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