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南宋后期陆学在明州地区的兴盛状况，慈湖高弟袁甫（字广微，号蒙斋）说：
宁宗皇帝更化之初，兴崇正学，尊礼故老……于时慈湖杨先生，我先人絜斋先生，有位于朝，直道不阿，交进谠论，宁考动容称善。天下学士，想闻风采。推考学问源流所在，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40]
关于“甬上四先生”，宋末文天祥（字履善，号文山，1236—1282）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著名品鉴：“广平之学，春风和平。定川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云闲月澄。瞻彼絜斋，玉泽冰莹。一时师友，聚于东浙。呜呼，盛哉！”[41]而宋元之际王应麟撰《广平书院记》，则称舒璘与“沈、杨、袁三先生，道同志合，化东海之滨为洙泗”[42]，此尤可见晚宋时浙江一带陆学兴盛的情形。清人李绂（字巨来，号穆堂，1673—1750）亦谓：
盖自淳熙以后，庆元一路，悉宗陆子之学，名公卿良士，莫非杨、袁、舒、沈四君子之弟子。[43]
在朱子当时，已有“如今浙东学者，多陆子静门人”[44]的感叹。随后陈北溪也说：“两浙间年来象山之学甚旺，以杨慈湖、袁祭酒为陆门上足，显立要津，鼓簧其说，而士夫颇为之风动。”[45]“……两浙间年来象山之学甚旺，由其门人有杨、袁贵显，据要津唱之。”[46]刘子健指出，南宋时洛学中心在浙江，朱子学派在浙江树立基础之后，才努力在其他地区倡导学说。[47]在朱子当时，朱学势力主要在福建，故有“闽学”之称。何以朱子、北溪师弟，对浙江一带陆学势力的兴盛如此耿耿于怀？
从地理因素来看，浙江是南宋行在（杭州）所处，为举国政治重心，[4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位于浙江东部的明州地区，经济繁荣发达，在政治、文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州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设立，由于地处东南沿海交通要道，居于海运和内水干线的交叉部位。自唐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以及海上交通及贸易的日渐勃兴，“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代替陆上丝绸之路，明州成为东南亚贸易圈的主要商埠，其经济与政治地位迅速提升，为唐代四大名港（与交州、广州、扬州齐名）、宋元时三大贸易枢纽之一（另外两个是广州、泉州），系“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讫港口，号称“东南之要会”[49]、“内以藩屏王畿，外以控制海道”[50]。而且，南宋时明州教育兴盛，儒士数量多，是文化发达的地区。[51]有学者指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中，广州、泉州体现出吸纳的特点，明州则以辐射传播为主，[52]由此也可反映出四明一带在南宋的文化中心地位。
宋代四明地区文化昌盛，南渡以来，人才辈出，在南宋中后期逐渐占据政治舞台中心。据载，“自嘉定戊辰（1208）至淳祐辛亥（1251），四十四年之间，四明仕宦甲于海内”[53]。一时有“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54]的说法。南宋后期三朝，理宗在位四十年（1224—1264），因青少年时期在四明接受抚育教养，受尊崇陆学的四明学风影响，而且他出身微侧，因为与以史弥远（字同叔，1164—1233）为首的四明政治集团的特殊际遇，以一疏族平民的身份，被拥立入继大统，故而于其治内，对陆学一度持尊崇的态度。宋度宗（1264—1274年间在位）曾回忆做皇太子时，理宗对自己的教诲，“先帝圣训有曰：‘……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圣贤心学之指要，本领端正，家传世守……’大哉先训，朕朝夕服膺。”[55]由其理学论说的只鳞片爪中，也可看出陆学的印记。陆学因四明政治集团的势盛而昌，强化了它在思想界的优势。不难理解，上文提到朱子、北溪师弟对浙江陆学之盛耿耿于怀，正是出于要在国家中心区域争夺“话语权”的努力。
慈湖心学在南宋后期虽然曾经有“笼罩一世”[56]之盛，然而自宝庆二年（1226）慈湖去世之后，其影响日渐衰退。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去世；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一新政局，号称“端平更化”，拔用理学名士，其中多为朱学人士，大力褒崇程朱之学，陆学渐次失势。可以说，陆学因四明政治集团的势盛而昌，亦因其势去而衰。[57]到淳祐元年（1241），理宗下诏以周、张、二程、朱子从祀孔庙，褒崇濂洛诸儒，确认孔孟程朱的道统，表彰朱子《四书集注》，正式钦定朱子之学为儒学正统。[58]此后通过科举功令，朱学势力日益强大，而陆学以“尊德性”为主、潜修自得的学风，使象山与陆门诸子在思想界与普通士人中的地位渐趋边缘化。
王应麟曾经说：“朱文公之学行于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59]这个论断向来为古今学者普遍征引，但并非南宋后期的全部情形，到了南宋末年，四明地区虽然是陆学的重镇，朱学也已大为流行。生活在元明之际的学者贝琼（字廷琚，号清江，1314—1378），对四明学风之变化，有“以朱变陆”的论断。[60]关于杨慈湖身后的儒学格局，从陆学到朱学的主流演变过程，需要另外进行专门的研究。
[1]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明州于宋绍熙五年（1194）升为庆元府。按慈溪并非慈湖的出生地。他于绍兴十一年正月二日（1141年2月10日，《慈湖先生年谱》，1：1a），出生在鄞县三江口（即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汇合之处，今浙江省宁波市区），他的家族也因此被称为三江口杨氏。绍兴三十二年（1162），慈湖二十二岁时，他的父亲为躲避兵乱，自鄞县徙居慈溪，因此占籍成为慈溪人[《慈湖先生遗书》（下文简称《遗书》），18：1a；（清）冯可镛辑：《慈湖先生世系》，1a]。又慈溪县境在现代发生重大变更，1954年，政府为建立集中产棉县，将原慈溪、余姚、镇海三县北部产棉区合并为今县境，县治迁至浒山镇（原属余姚）。旧县境山南部分（占70%强）析归它属，今县境中属旧慈溪者仅有22%（一作21%），旧县城今为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参见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慈溪市图志》，第3页；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波市志》，第11、97页；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慈溪县志〉编修实录》，第11、121页）。因此，在当代政区意义上严格说来，慈湖已不再是慈溪人，只能说是宁波市人。
[2] 慈湖著作在明代中后期，广为流行于阳明门下诸子及后学中。《钦定四库全书总目》（3：22）：“……至于明季，其说大行。”约在嘉靖十三年（1534），阳明门人季本（字明德，号彭山，1485—1563）谓：“甲午秋……然是时方兴慈湖杨氏之书，同门诸友多以自然为宗……余窃病之。”[（明）季本：《赠都阃杨君擢清浪参将序》，《季彭山先生文集》，1；849]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亦有“彭山深惩近时学者过用慈湖之敝”之语。[（明）王畿：《云门问答》，《龙溪王先生全集》，5：429；（明）王畿：《王畿集·与阳和张子问答》，5：124]慈湖心学的流行，由当时儒学名流的批评可证。嘉靖十二年（1533）春，罗钦顺（字允昇，号整庵，1465—1547）在故里江西泰和乡间，感慨“今其（指慈湖）书忽传于世”[（明）罗钦顺：《困知记续》，卷下，第85页]。约在嘉靖十八年（1539），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1466—1560）亦有“数年之间，其说盛行如炽”之叹[（明）湛若水：《杨子折衷引》，《杨子折衷》书首，7a]。崔铣（字子钟，号后渠，1478—1541）称当时风气为“右象山，表慈湖，小程氏，斥文公”[（明）崔铣：《与太宰整庵罗公书》，《崔氏洹词》，7：411]，并严厉斥责道：“杨简者……未久皆绝不传。近年忽梓其书，崇尚之者，乃陋程朱。已朽之物，重为道蠹，彼何人哉？！”[（明）崔铣：《杨子折衷序》，载（明）湛若水《杨子折衷》书首，1a、b]罗整庵《困知记续》卷下凡三十三章，湛甘泉作有《杨子折衷》六卷，专门对慈湖心学加以批驳。关于明代慈湖心学兴起与受到批评的详细情形，参见钱茂伟《论湛若水〈杨子折衷〉的学术价值》，《宁波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63—67页。
[3] “泰山乔岳”四字语出宋陆九渊《语录上》，《陆九渊集》，34：414。
[4] “后朱子时代”语出何俊《南宋儒学的建构》（第298页），原文为“后朱熹时代”。
[5] 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并称“甬上四先生”，又称“淳熙四先生”。
[6] （宋）真德秀：《刘阁学墓志铭》，《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43：9a、b。
[7] （宋）魏了翁：《论士大夫风俗》，《鹤山先生大全文集》，16：151。
[8] 《宋元学案》，54：1738。
[9] 有关刘宰生平的考订，参见刘子健《刘宰和赈饥》，《两宋史研究汇编》，特别是第313、321页。
[10] （宋）刘宰：《通鹤山魏侍郎了翁》，《漫塘集》，10：16b。
[11] 关于漫塘的学术倾向，参见刘子健《刘宰和赈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336—339页。
[12] 刘咸炘：《读学案记》，《推十书·左书》，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3：120；并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部，第五章“对于叶水心《总述讲学大旨》之衡定”。
[13] 慈湖《铭张渭叔墓》（《遗书》，5：10b—11a）谓：“某之为国子博士，以言事罢归也。韩侂胄方用事，时论诬善类曰‘伪学’，举子文字，由是大变，不敢为理义之言，如某见为伪学之尤者。”
[14] （宋）俞文豹：《吹剑四录》，《吹剑录全编》，第97页。
[15] 《王子庸请书》，《遗书》，3：8a。
[16] 此札载明杨士奇等编纂《历代名臣奏议》卷六〇《治道》（60：23a—24a），《慈湖先生行状》（下文简称《行状》）曾经节录（《遗书》，18：8b），文字多有异同，当以《历代名臣奏议》所载为正。
[17] 《行状》，《遗书》，18：26b—27a。
[18] （元）脱脱等：《宋史·傅伯成传》（415：12462）：“傅伯成晚与杨简，为时蓍龟。”黄震对慈湖心学不以为然[见（宋）黄震《黄震全集·黄氏日抄·题李县尉□□所作》，91：2408，《慈湖遗书新增附录》（3a）题为《题石门李县尉一可所作》]，亦称“慈湖为时儒宗”[（宋）黄震：《黄震全集·黄氏日抄·缴申慈湖寿张行实状》，74：2140]。
[19] 参见李才栋《甬上四先生及其后学与书院教育》，《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第67—68页；李先生谓史氏子弟从学于慈湖的，还有史弥圣、史嵩之以及陈埙（史浩外孙）等人。
[20] 按慈湖晚年因不满史弥远所为，而致仕归里。明末人高宇泰《敬止录》（39：660）云：“穆陵（即理宗）即位，慈湖以列卿召对。上问曰：‘闻师相（指史弥远）幼受教于卿。’慈湖对曰：‘臣之所以教弥远者不如此。’上曰：‘何谓也？’对曰：‘弥远视其君如奕棋然。’上嘿然，罢朝以语。弥远对曰：‘臣师素有心疾。’”清人全祖望《碧沚杨文元公书院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16：1046）云：“文元之对穆陵曰：‘臣平日所以敎弥远者不如此，弥远之置其君如奕棋。’穆陵为之失色。次日，弥远奏曰：‘臣师素有心疾，乞放归田。’此事行状不敢载，故《宋史》亦失焉。”且因此说“慈湖以忤史氏，累召不出”（《石坡书院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16：1048）。而史弥远心腹、号称“三凶”之一的李知孝（字孝章），就曾诋毁慈湖与傅伯成、刘漫塘等当时名士（参见胡昭曦等《宋理宗 宋度宗》，第60页）。
[21] （清）全祖望：《石坡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16：11b。
[22] 《默斋记》，《遗书》，2：35b。
[23] 《家记四》，《遗书》，10：27a。
[24] 《谒宣圣文》，《遗书》，4：2a。
[25] 《家记五》，《遗书》，11：16b—17a。
[26] （宋）林惟孝：《跋竹斋墓碑》，载（宋）裘万顷《竹斋先生诗集》，4：7b。
[27] 《偶书》，《遗书》，6：30a、b。
[28] 《愤乐记》，《遗书》，2：32b。
[29] 《偶书》，《遗书》，6：30b。
[30] 《慈溪金沙冈歌》，《遗书》，6：31b。
[31] 《大哉》，《遗书》，6：32a。
[32] 《宋元学案》，63：2043。
[33] 清代王梓才撰《慈湖弟子从祀记》，收录78人。定从祀84人；后冯可镛等修《（光绪）慈溪县志》，又增2人；又徐时榕《慈湖弟子考》收录59人，其中有私淑3人，不见载于王梓才《慈湖弟子从祀记》。是知慈湖门人名氏，多有亡佚不可考者。
[34] （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3：21—22。如宋理宗时人陈大猷著《尚书集传或问》，其中论《尧典》“敬”字一条，首举“心之精神谓之圣”，可证慈湖心学的影响。据清四库馆臣考证，陈氏为东阳人，绍定二年（1229）进士（参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1：148）。
[35] 按慈湖于嘉定元年至三年（1208—1210）任职于秘书省（即文中所谓著庭）。
[36] 日本学者伊地智潜隐（1782—1867）撰《汉学纪源》说：“僧俊芿，建久十年（即正治元年，1199）浮海游于宋，明年到四明，实宁宗庆元六年、朱子卒岁之年矣。居其地十二年。其归也，多购儒书回我朝，此乃顺德帝建历元年、宁宗嘉定四年，刘爚刊行《四书》之年也。宋书之入本邦，盖首乎僧俊芿赉回来之儒书。”除佛教经典之外，俊芿还带回儒书256卷、杂书463卷、碑帖76卷（参见郑梁生《中日关系史》，第93页）。
[37] 参见黄宽重《宋日僧侣往来与文物交流》，《史事、文献与人物》，第56—58页。
[38] 见黄宽重《宋日僧侣往来与文物交流》，《史事、文献与人物》，第58页。
[39] 转引自郑梁生《宋代理学之东传及其发展》，《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三）》，第6—7页，并参见第38—39页。
[40] （宋）袁甫：《象山书院记》，《蒙斋集》，13：186—187。
[41] （宋）文天祥：《郡学祠四先生文》；转引自《宋元学案》，76：2554。前此有刘漫塘《杨慈湖赞》云：“水之澄，月之明。先生此心，泬寥太清。”[（宋）刘宰：《漫塘集》，25：14a]文山用其意。
[42] （宋）王应麟：《四明文献集》，1：15b。
[43] （清）李绂：《陆子学谱》，17：2b。
[44]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113：2751。
[45] （宋）陈淳：《与李公晦一》，《北溪大全集》，23：5a。
[46] （宋）陈淳：《与陈寺丞师复一》，《北溪大全集》，23：11a。
[47] 刘子健：《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63页。
[48] 参见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3—25、28—30页；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两宋史研究汇编》，第80页。
[49] （宋）张津等：《乾道四明图经》，1：3b。
[50] （宋）祝穆：《方舆胜览》，7：121，引赵伯圭《告词》。参见李军《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时期广州、明州（宁波）、泉州三大港口发展之比较研究》，《南方文物》2005年第1期，第76—82页；李小红等《海外贸易与唐宋明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宁波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8—12、34页；张伟《略论明州在宋丽民间贸易中的地位》，《宁波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13—16页；虞浩旭《试论唐宋元时期明州港的瓷器外销及地位》，《景德镇陶瓷》第9卷第4期（总第86期），第51—54页。
[51] 参见申万里《宋元乡饮酒礼考》，《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第32页。
[52] 参见李军《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时期广州、明州（宁波）、泉州三大港口发展之比较研究》，《南方文物》2005年第1期，第76—82页。
[53] （清）钱维乔修：乾隆《鄞县志》，27：7a，注出（清）钱维乔《日湖访古录》。
[54] （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第77页。
[55] 《宋史·杨文仲传》，425：12686。
[56]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3：21。
[57] 参见廖寅《论宋理宗继位与四明集团的关系》，《求索》2004年第11期，第244—247页；张金岭《晚宋史研究》，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后出站报告，2002年，第55—61页；胡昭曦等《宋理宗 宋度宗》，第61—63、127—135页。
[58] 参见何俊《南宋儒学建构》，第337页；胡昭曦等《宋理宗 宋度宗》，第139—147页；张金岭《晚宋史研究》，第58—67页。
[59] （元）方回：《送家自昭晋孙自庵慈湖山长序》，《桐江续集》，31：28b；《全元文》，第7册，209：46。参见陈高华《陆学在元代》，李绍强主编《儒家学派研究》，第359页。
[60] 参见罗永忠《戴表元研究》，第10页；晏选军《从延祐开科看宋元之际理学消长与士风变迁》，《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60—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