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精神是谓圣”：杨慈湖心学宗旨疏解

鉴明水止烛丝厘，变化云为奇复奇。

（《送黄文叔侍郎赴三山》，《遗书》，6：12b）

体妙用亦妙，扬州十万缠。^[1]

（《和提举留题县驿》，《遗书》，6：22b）

尽管杨慈湖在宋明儒学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但是过去不太受到学界注意，研究较为薄弱。^[2]近年海内外出现的几种相关论文著作，在理论分析与史实探源方面，似略有不足之处。本文通过疏解慈湖“心之精神是谓圣”的宗旨，^[3]尝试对其心学思想进行初步的探讨。

关于慈湖“心之精神是谓圣”的心学宗旨，同时陈北溪言“……杨慈湖为陆门上足，专佩服《孔丛子》‘心之精神是谓圣’一句”^[4]，后来黄东发言“近世慈湖先生杨元公教学者，专指‘心之精神是谓圣’”^[5]，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约1183—约1262）也说：“慈湖之学，专主乎‘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6]清代乾隆年间四库馆臣认为，慈湖“以‘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为道之主宰”^[7]，这种说法显然有语病，因为某句话（语言），或者说某一理论本身，不可能成为“道之主宰”。但如果换一种表述方式，说慈湖以“心之精神”，作为“道之主宰”，则恰是抓住了慈湖心学的要害。

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

慈湖杨公简，参象山学，犹未大悟。忽读《孔丛子》，至“心之精神是谓圣”一句，豁然顿解。自此酬酢门人，叙述碑记，讲说经义，未尝舍心以立说。^[8]

叶氏的说法有不确切的地方，他说慈湖因为读《孔丛子》觉悟之后，才“未尝舍心以立说”，其实慈湖在二十八岁“循理斋之悟”时，“已觉天地万物，通为一体，非吾心外事”^[9]。不过，如果叶氏之意，是指慈湖读《孔丛子》觉悟之后，“未尝舍心（之精神）以立说”，则是确切无误的事实。

正如叶氏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酬酢门人”，还是“叙述碑记，讲说经义”，“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成为慈湖常用的话头，^[10]以至于明代有人指出：“以心之精神谓圣，此杨子立命处也。”^[11]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儒学史上，“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成为慈湖心学的象征。在宋代以后的儒学文献中，凡是出现这一语句的地方，几乎都与慈湖心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