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原始

“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出自《孔丛子·记问》，原文如下：

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数究理不以疑，^[12]心诚神通，则数不能遁。周其所察，圣人难诸？”

据书中记载，“心之精神是谓圣”为孔子之言，不过这句话不见于《论语》。因为《论语》中未载这一类“圣人至言”，慈湖对《论语》的记录编次者（他认为是有子的门人）大加批评，认为他们“固不足以知圣人之至言也”^[13]。

“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也见于西汉伏生所撰的《尚书大传》卷七《洪范五行传》：

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

不过这只是零星单句，不像《孔丛子》的记录，有完整的上下文。清代四库馆臣考证说，“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伪撰《孔丛子》者，剽剟其文，驾言先圣耳”^[14]。意思是说，《孔丛子》一书的作伪者，^[15]窃取了《尚书大传》的文字，并冒充是孔子的话。实际上四库馆臣并未细察《尚书大传》原文，其中明明有“子曰”二字，称作伪者“驾言先圣”，并不确切。

《孔丛子》既有“伪书”的嫌疑，而明代中后期慈湖心学复兴之后，反对者更以儒家义理正统自居，对“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说予以激烈批评。今天从文献学上看来，《孔丛子》内容的可信基本可以肯定，而且“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在先秦儒家传统中并非毫无踪迹可寻，如《尚书·大禹谟》中有“惟精惟一”之说，孟子曾言“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下》）。^[16]曰圣曰神，句式亦同（与孟子“大而化之之谓圣”语比较即知），因此可以说，《孔丛子》“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应该有其所本。

据笔者见闻所及，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卷一一九《三者为一家阳火数五诀》中，也出现过“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

故火之精神，为人心也。人心之为神圣，神圣人心最尊真善。故神圣人心，乃能造作凡事，为其初元首。故神圣之法，乃一从心起，无不解说。^[17]

书中还有“火之精为心，心为圣”^[18]的说法，与“火之精神，为人心也，人心之为神圣”一句同义，不过较为简括而已。汤用彤认为，“人心之为神圣”句，“人心之”下，疑脱“精神”二字，用《尚书大传》“心之精神是谓圣”语。^[19]按《太平经》本文，先说“火之精神为人心”，次言“人心之精神为神圣”，语意通贯，汤先生之说可从。

慈湖从《孔丛子》书中，拈出“心之精神是谓圣”的话头，在自己的心学体系中进行重新阐释，使它具有了新的意义与新的生命，成为宋明理学史上的重要“话语”之一。^[20]在慈湖以后的儒学文献中，不时可以看到“心之精神”“心之精神是谓圣”等语句的出现，可以说这是慈湖心学在儒学史上的一个鲜明印记。

《孔丛子》原文中孔子与子思答问一段的含意，并不是非常清楚，需要作一些分疏。子思问：“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是关于物之“形类”、事之“真伪”的考察方法、途径的问题，可以肯定是就智识的认知行为而言。孔子回答说：“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接着说“推数究理，不以物疑。心诚神通，则数不能遁”。相应于子思的问题，“数”与“理”是“物”之“数”、“事”之“理”。“不以物疑”，“疑”的本义是“惑”（《说文解字》卷一四），“物”是事物，指现象界中的经验事实；“不以物疑”意即，不因为事物在“形类”“真伪”方面的繁复表现，而使得对“物”之“数”、“事”之“理”（即其超越根据、本体界）的把握发生迷惑。这段对话中重要的是，其中出现了“心诚神通”的提法，所谓“数”“理”，实际上与道同义，以“心诚神通”作为把握道、本体、道体的途径（“数不能遁”）。孔子进而言“周其所察，圣人难诸”，原先一个关于智识的认知行为的问题，由此发生转向，成为一个指向存有界的问题。^[21]这种“心诚神通”的进路，与程朱“格物穷理”的进路大相径庭。我们可以想见，慈湖对《孔丛子》中孔子关于“心之精神是谓圣”一段议论的契合，原因就在于此。

关于《孔丛子·记问》中孔子与子思就“心之精神是谓圣”的一段问答，慈湖的解释是：

心无体质，德本虚明。如日月照临，如水鉴烛物。不必劳神，自能推见，自能究知。若驰神于彼，周悉至察，虽圣人犹难。何则？劳动则昏。孔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而自能先觉在彼之诈者为善也。孔子所以明人人自有本心之圣，至于逆诈亿不信，则反昏矣。^[22]

“心无体质”，是所谓“心之精神”的谛解。“德本虚明”，“德”为心之德，指心体之发用，“虚”是无定在、无方所，“明”则是无所不至，“虚明”合起来说，就是“圣”字之真义。不难看出，慈湖对“心之精神是谓圣”的意义的阐释，与孔子原话相较，已有相当的推拓，但也未背离孔子的义理框架。至于“逆诈亿不信，则反昏矣”云云，系据《论语·宪问》“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立论，则为旁出之歧义，与主题关系不大，这里不去谈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