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实用主义研究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逐步走向科学和全面

“文革”后，邓小平及时地正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制定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祖国大地面貌焕然一新。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盼望已久的生机勃勃的春天。尽管此后不时也有风雨阴沉的天气，但毕竟是暂时的现象，总的来说是春光明媚的好时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实用主义的研究逐步走向繁荣与科学。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果实累累。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三十年期间，出版关于实用主义的专著、译著数十种，发表文章达数百篇之多。这些研究几乎涉及实用主义的所有主要方面，这些论著在理论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

突破“左”的思维模式，评价力求做到客观和公正。学术界基本上摆脱了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方法，评论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例如以刘放桐的《实用主义新探》、杨文极的《实用主义新论》、邹铁军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王玉樑的《追寻价值》等一批专著的出版为代表，为客观正确地评价实用主义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对“顶级”问题进行探讨。学术界普遍认识到：真理是在辩论中发展的，真理愈辩愈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学术的重要途径。大家对过去认为是“禁区”的一些“顶级”问题，现在也敢于展开讨论了：如何正确评价实用主义哲学反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如何全面评论实用主义经验论、真理观问题，如何认识杜威教育思想的意义问题，如何看待实用主义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关系问题，如何理解实用主义哲学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问题等等。

对新实用主义研究的兴趣与关注，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新实用主义成为研究的“热点”。90年代初，由中华外国哲学学会发起在广西桂林举行了题为“美国新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美国新实用主义产生与发展的背景，新老实用主义的异同，新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以及新实用主义的评价等展开讨论。有的学者把新实用主义哲学的特点概括为：反形而上学二元论，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还有人认为新实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罗蒂提出的反对传统哲学认识论，主张后哲学文化；反对大写的哲学，宣称“哲学终结”，更引来学术界的兴趣，发表有关文章甚多。

学者互访频繁，学术、资料交流顺畅。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留学生、访问学者赴美国学习、参加学术会议，较系统地研究了实用主义哲学。此外，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普特南、罗蒂等人，应邀到我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产生了很大影响。从90年代以后，实用主义研究信息与资料交流比较顺畅。现在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国外有关研究的信息和资料。例如：美国很有权威的“杜威研究中心”（Center for Dewey Studies），定期公布的研究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的著作，很快就能在北京、上海等学术研究机构或大学图书馆看到。

实用主义在我国一个世纪的传播，它的历史命运，经历了高潮、遭受厄运到走向繁荣的过程。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状况，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学者对实用主义哲学认识的艰辛历程。今天人类历史已跨进21世纪，正处在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必须抛弃旧的眼光、旧的思维方式，以新的眼光、新的思维反思现代西方哲学及其在我国的传播。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和哲学繁荣。这里我们只从哲学角度谈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