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组织类型及运行机制

由于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众多，本书要对每个支派的组织进行论述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中国许多伊斯兰教派门宦的组织方式大同小异，本课题有选择地对哲赫忍耶宣化冈拱北组织与经济运行、虎夫耶北庄门宦的教权演变、嘎德林耶大拱北门宦历史及组织特征、伊赫瓦尼“海乙制”组织、西道堂“大家庭”组织方式进行重点考察与研究。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方面回族等穆斯林群体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同时对本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视，抗日战争的爆发催生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对改善回汉关系的愿望等促使中华民国时期伊斯兰教组织发生明显变化，宗教与世俗结合起来，建立许多社团组织，如中国回教俱进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并创办报纸杂志，宣传伊斯兰教精神，弥合回汉感情，组织回族大众抗战救国。近年来，各地伊斯兰教协会、清真寺在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发挥了强有力的组织号召作用，在组织各地穆斯林捐款捐物支援灾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早期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单位形成的教坊组织，明末清初苏非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以及门宦制度的产生，改变了教坊组织形态，门宦被称为扩大的教坊，门宦将原来相对独立的教坊组合起来，形成更大规模的组织方式。每个门宦都有自己的道统，而且将道统追溯到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四大哈里发，由一位本门宦最高领导人“穆勒什德”统管全局，有数位“热依斯”代替“穆勒什德”管理一片教区。大的门宦有数十万教众，管理的清真寺有上千座，教众分布在不同的省（区）、市、县、乡。每一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就是一个特定的宗教活动场所，每个教坊都有自身的范围，教坊辖区内“哈完德”（教民）到自身所属清真寺礼拜，参加一系列宗教活动，同时向本教坊尽义务。大的门宦管辖数十甚至数百个教坊，门宦的老人家去世后，继任者及信教群众为了纪念其在特定历史时期为门宦发展或在创建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为了强化教权组织及道统延续，为其修建规模宏大的拱北，供教众瞻仰，并逐渐形成门宦的教权中心与宗教活动中心。每逢道祖或前任“穆勒什德”去世忌日，都要举行大规模的宗教聚会活动，向教主的陵墓点香、跪拜、默祷等。教众认为，他们追随的“穆勒什德”是引领他们后世进天堂的媒介。中华民国时期，伊赫瓦尼教派产生以后，对苏非门宦修拱北、拜“穆勒什德”的行为提出了言辞激烈的批评。

清代中后期，西北地区不同苏非门宦之间曾发生过因世俗利益因素、宗教礼仪差异（非原则性教义差异）而引起的流血纷争，在清政府不当的处理方式下，对社会及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灾难。

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相比较相对简单，但每个教派的组织运行方式各不相同。格底目一千多年来保持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组织运行方式，各清真寺之间相互独立，没有隶属关系。开学阿訇是本坊宗教职业者，统管本坊一切宗教活动，每年开斋节、古尔邦节的宗教活动仅限于本坊教民参加。圣纪节要举行宴会，有时本坊教民会邀请一些亲朋好友参加，但外来人数不会超过本坊教民人数。

伊赫瓦尼产生以后，中华民国时期在西北回族军政人物的干预下曾一度实行“海乙制·麦斯吉德”组织管理方式，即采取大清真寺管理小清真寺的组织管理原则。但这种管理方式比较松散，组织程度也远没有门宦严密。

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的“大家庭”组织最具特色，这一教派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吸收明清之际中国回族学者刘智“以儒诠经”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一个伊斯兰教派，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经济基础是门宦组织正常运转和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要维持宗教职业者的生活，修建拱北、道堂、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举行重大宗教活动，举办宗教教育，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如果没有长期稳定的经济来源做后盾，宗教组织就难以生存与发展。因此，伊斯兰教派门宦组织都必须建立自己的宗教经济基础，设法开辟各自的经济来源渠道。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各个宗教活动场所及门宦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两部分，一是信教群众的“舍散”，包括对清真寺、拱北、道堂的捐助，特别是重大“尔麦力”活动参加人数多，收入也比较可观。宗教职业者的个人收入主要来源于为教民服务，例如每年斋月前，每家教民“转夜”请阿訇念经，为本坊青年教民结婚念“尼卡哈”（证婚词），为“亡人”举行殡礼，为新生儿取“经名”等都要给阿訇一定报酬。二是宗教组织自主经营获得的收入，这种自主经营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比较发达，每一个教派门宦都有经济实体，农林牧副各种产业并存。

清朝是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组织集中产生时期，在清朝统治的267年间，西北地区产生了大小教派门宦组织40余个。门宦的产生与国外苏非神秘主义传入中国有很大关系，门宦组织的产生大多经历了酝酿、理论准备、公开传教的过程。准备阶段可能需要数年或数十年时间。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门宦组织产生的方法及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部分阿訇、宗教职业者到国外学习苏非学理，回国后创立门宦组织。有资料证明，早在元代，苏非思想已经传入中国，到明代经堂教育产生，苏非的一部分著作已经被运用到培养宗教职业者的经堂教育中，作为经堂教育的13本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现在。后来，一批宗教职业者通过朝觐或长途跋涉专门到阿拉伯或中亚地区求学，在一些苏非门下学习一段时间，如华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于雍正年间曾在麦加拜苏非虎夫耶道堂一位长老学习3年，后来又游学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等地，经5年的游学访师，取得回国传教的资格，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回到河湟地区传教，并得到当地教民的认可，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哲赫忍耶门宦创始人马明心在雍正年间前往阿拉伯也门道堂学习16年，于1744年回国，传播哲赫忍耶学理。有些学者对受苏非思想影响而产生的门宦组织与中国封建特权相结合而形成的教权世袭制这样进行评价：“马明心、马来迟等，可以说是中国苏非派的先驱。他们是品学兼优、德高望重的学者，至今在中国的各族穆斯林心中仍然受到敬仰和缅怀，他们虽然没有著书立说、标新立异，但是在传播伊斯兰教义和苏非派学说方面不遗余力，而且鞠躬尽瘁，为教殉职。但是后来以下的几代继承人，利用他们的威望与影响而形成门宦及其制度，尽管组织严密，传布较广，但是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与苏非派的宗旨背道而驰了。与其说是伊斯兰教派，不如说是中国封建经济在伊斯兰教内的一种特殊结构。”[3]

二是中亚传教士来到内地传播苏非学理。据马通先生考证，中国许多门宦是受阿拉伯、中亚传教士来新疆或内地传播苏非学理而形成的。康熙十一年（1672年）有位自称穆罕默德二十五世后裔的华哲·赫达叶通拉希·阿法格的传教士多次从中亚经新疆到青海西宁凤凰山传教，河州许多清真寺阿訇闻名前往拜访，此人在西北穆斯林中影响很大，许多门宦的道统都追溯到这位传教士。受其影响而形成的门宦组织有大拱北、韭菜坪、毕家场、穆夫提、鲜门、灵明堂等。还有一些门宦的创立与新疆莎车道堂有渊源关系，如北庄门宦。

三是因为教权继承问题产生分歧，分化出一些教派门宦组织。如赛莱非耶从伊赫瓦尼分化出来，高赵家门宦从崖头门宦分离出来，红泥滩胡门从太子寺胡门分化出来，哲赫忍耶在清末至中华民国期间分裂为4个支系。这种分化不仅历史上存在，而且今后还有可能发生。

四是自创的教派组织，例如20世纪初甘肃临潭秀才马启西受明末清初回族学者刘智、王岱舆“以儒诠经”思想影响而创建的融经济与宗教合一的西道堂“大家庭”组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