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试析台湾新诗身体论述的缺憾
学院为严肃文学的最后堡垒，学者对“身体”“下体化”的媚俗倾向有导正之责，无视于欲望横流的文学风潮就是弃守。新诗中的身体论述，如果要在学术领域中形成讨论的气象，必须使“身体”在“下体”之外别开洞天。
——郑慧如（1965—）[1]
现今与“身体”论述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从宏观角度可归纳出三个重要的讨论范畴：（1）以“养生”、“医论”为轴心的“生理身体”言说；（2）哲学辩证性的身体论述；（3）文学、审美与身体结合的观察[2]。文学上的“身体”概念，通常来说，又有三个较为重要的层面[3]，分别是：（1）早期文学作品里出现的“国王/王后的身体”。这一层面上国王和王后的“身体”往往与“政体”，乃至“天体”相呼应，而不仅仅是“肉体”的生理性存在，同时也与自然灾变﹑国家命运﹑疾病及和谐有着彼此对应的关系，以此形成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例如，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国君一体”﹑“天人合一”等观念及文学体现[4]。（2）后来兴起的文学表述，将身体特征﹑身体疾病视作社会问题出现的征兆。特别是在文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领域，身体的这一层面尤其强调身体的干净与否﹑医疗求助系统等，这些都与社会的文明程度有相当大的关联，身体有被逐渐隐喻化的倾向，例如，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5]就是有关这一层面的著作。（3）“身体”与“性别”的关系，尤其以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理论，以及女性主义对福柯所提出的修正理论为要点的“性别论述”等[6]。
据此，观测当代台湾诗坛的身体书写和身体论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诗作品及评论，不难发现，上述第三个层面的“身体”概念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乃至“身体和情欲几乎已经划上等号”，诗人或论述者不约而同在情欲里建构着身体想象[7]。特别是在较激进的女性主义者那里，“身体”即“肉体”，即“性”，即“情欲”[8]。台湾新诗的“情欲书写”连同随之出现于大陆文坛的“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等一系列文学命名，似乎标志了“私人”和“身体”已成为“这个时代新的文学动力”，甚至成了文学发展的主要源泉[9]。20世纪末，“饮食文学”在台北一时掀起不小的风潮，食与色﹑雅与俗﹑文坛与学府的并呈，的确刺激了读者，吸引了大众对新诗的重新关注。然而，在其背后运作的一整套权力机制以及媒体的无形左右，不能不引起评论者的思考[10]。台湾“身体诗”[11]研究专家郑慧如明确指出，学院中的评论者要反省的，是面对类似风潮的“无力感”，学院作为严肃文学的最后壁垒，有责任导正“‘身体’‘下体化’的媚俗倾向”，任由欲望横流的文学风潮泛滥无异于“弃守”。“新诗中的身体论述，如果要在学术领域中形成讨论的气象，必须使‘身体’在‘下体’之外别开洞天”[12]。
这里，有必要插言，由于本书并非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所以，就“台湾新诗”这一概念，我们希望采取较为广义的界定，因为在本书的研究题旨下，与此相关的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也没有必要将其烦琐化。简言之，但凡20世纪20年代以降台湾文学中以新诗面貌呈现者，均可纳入我们所说的“台湾新诗”之内，其中，“新诗”一词，主要指有别于中国传统古体诗的白话诗。学界目前普遍认为，新诗在台湾的出现时间，可大约框定1923或1924年，以施文杞、追风（谢春木，1902—1969）作品的发表为标志[13]。另外，我们使用“新诗”而不用“现代诗”，是为了避免与20世纪50、60年代受现代主义（Modernism）影响产生的“现代诗”或“台湾现代派诗歌”相混淆[14]。
“台湾新诗”是“中国新诗”的重要组成，诗评家谢冕（1932—）曾针对“台湾新诗”地域性问题，提出“大同”与“小异”的看法：“中国社会发展的形态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造成了包括新诗在内的文化上的种种差异”，然而，“从文化的根源上讲，整个中国的文化是‘大同’，但就各个不同的地域看，却存在着‘小异’”，而大陆和台湾（以及香港、澳门）新诗的发展，都是“同一文化母体下的中国诗歌”，正是这种“大同小异”造就了现当代中国诗歌的丰富性[15]。李元洛（1937—）亦称，“台湾的政治社会背景和大陆虽然不同，诗的某些发展路向和大陆虽然有异”，但“无论是海峡此岸或海峡彼岸，凡是中国诗人，都拥有岳峙渊深的中华文化这一共同的母体”[16]。自20世纪80年代两岸解严以来，文坛交流日益频繁，对台湾文学的定义也早已体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和开阔的主体性。痖弦（王庆麟，1932—）在1999年6月《创世纪》诗刊座谈会上就指出：“台湾文学除了应该有它的本土性格之外，也应该有它的海洋性格。这个海洋性格就是四门大开，这样才能成其大。”[17]当然，台湾新诗的区域性“小异”也不应忽视，例如20世纪初，受日本短歌（Tannka）、俳句（Haiku）影响较深，20世纪中后期又明显带有西方文艺思想冲击之印记，并曾一度“走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前面”[18]。而诸如郑愁予（郑文韬，1933—）、洛夫（莫洛夫，1928—）等诗人，均是曾籍属台湾，但后来移居他地者，对其作品与台湾新诗之关系，像丁旭辉（1967—）所说，“就诗生命而言”，这些诗人“成熟于台湾”、“成就于台湾”，“移民后，他们仍然经常返台，而且他们所有原创性新作也几乎都在台湾发表、出版”，他们身处台湾以外，“反而延伸了台湾文学的成长领域”，大大扩展了台湾新诗的传播空间[19]，故理所当然堪称优秀的台湾诗人，更是优秀的中国当代诗人。
大致而论，台湾的身体诗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拓展于70年代，发挥于80年代，至90年代末蓬勃达到顶峰，新世纪以来则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走势[20]。但是，台湾学界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少部分评论家在谈论流行文化的同时从负面来理解身体文化，而台湾的身体诗更是搁置了近40年，直到90年代初才开始被诗人和研究者普遍关注[21]。而“身体”作为严肃议题正式渗入学院研究体系，也是1990年之后的事情，以杨儒斌（1956—）为代表的学者采取穷本溯源的态度讨论传统中国文化的身心观，力求填补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但当时对中国传统身心研讨的成果并没有即刻为新诗研究纳入方法学以及新诗作品的诠释上[22]。对于新诗中身体感议题的关注，则大多集中在90年代的身体书写，特别是作品中涌现出来的大量遍及听觉﹑嗅觉﹑味觉﹑手势和眼神的身体感意象，但广泛引起讨论的诗歌创作几乎全部倾向于纯感官的﹑狂欢化的身体书写，依然跳脱不出情欲的范畴，例如嗅觉研究方面，像对陈克华（1961—）的《气味》﹑许悔之（许有吉，1966—）的《香气》等作品的评价和讨论等。
应该说，台湾身体诗发展的进程与台湾当代文坛对新诗写作和新诗运动的重视是分不开的。70年代至今，台湾文化界曾举办了多次颇具规模且影响深远的新诗评选活动。1977年，张默（张德中，1931—）主持“创世纪”诗社，连同张汉良（1945—）﹑辛郁（宓世森，1933—）﹑菩提（提曰品，1931—）﹑管管（管运龙，1929—）共同编选《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23]，选出“台湾（当年称为中国）十大诗人”，包括纪弦（路逾，1913—）﹑羊令野（黄仲琮，1923—）﹑余光中（1928—）﹑洛夫﹑白萩（何锦荣，1937—）﹑痖弦（王庆麟，1932—）﹑罗门（韩仁存，1928—） ﹑ 商 禽 （罗 显 烆，1930—2010）、杨 牧（王靖献，1940—）﹑叶维廉（1937—）。1982年，《阳光小集》诗社又举行“青年诗人心目中的十大诗人”票选，推举“新十大诗人”，余光中﹑白萩﹑杨牧﹑郑愁予﹑洛夫﹑痖弦﹑周梦蝶﹑商禽﹑罗门﹑羊令野，共同入围。1999年，台湾文建联与《联合报》副刊主办“台湾文学经典”评选和研讨会，由7位学者专家提名150本参选书目，进而由近百位大专院校教授投票，选出54种，后再返还7位提名委员复审，最终选出30本，其中新诗一类，郑愁予﹑痖弦﹑余光中﹑周梦蝶﹑洛夫﹑杨牧﹑商禽等诗人皆有作品在内[24]。2005年11月，台北教育大学台文所与《当代诗学》（年刊）合办“台湾当代十大诗人”评比，由台湾青﹑壮年两代诗人及学者选出第三度的“台湾十大诗人”。是次评选共发出209封记名选票，回函84封，有效票78张，无效票6张，票选结果为：洛夫（49票）﹑余光中（48票）﹑杨牧（41票）﹑郑愁予（39票）﹑周梦蝶（37票）﹑痖弦（31票）﹑商禽（22票）﹑白萩﹑夏宇（黄庆绮，1956—，同为19票）﹑陈黎（陈膺文，1954—，18票）[25]。台湾新诗史上这数次重要评比活动的发起和运作，一定程度证明，高频入选的几位诗人，不论其个人影响力，还是其新诗作品，在台湾诗坛乃至整个华语新诗创作界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地位，但可惜的是，他们作品中的身体议题、身体书写却始终没有得到系统发掘和专项探究。
以现有对余光中（1928—）诗歌的讨论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面对“身体”这一近年来为学术界重视的诗学论题，现今的“余学”研究却显得十分欠缺与不足。余光中新诗里的身体书写，其实很早便为学界注意，特别是其早期作品中的情欲题材，是历来论争的焦点，曾经一度掀起不小的风波，主要集中在《吐鲁番》 （1960）﹑《海军上尉》（1961）﹑《火山带》（1965）﹑《双人床》（1966）﹑《如果远方有战争》（1967）﹑《鹤嘴锄》（1971）等数首。而从创作时间来看，这些作品恰好处于台湾身体诗的发生及拓展期（20世纪50—70年代）。对余光中此类诗作，评论界可谓毁誉参半，基本上有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派视之为“色情诗”，是“猥亵”﹑“淫秽”的“色情主义”，引起道德上的疑虑，被贬为“一无是处”[26]。而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此类作品反映出“现代主义之下，文人紧绷的﹑浓烈的﹑不安全的﹑一往情深的清贵思想”，诗作情境对准当下，充满了“实录精神”，呈现出“符合当时的人文关怀”和风格独具的“个人特质”，在余光中给读者的一般印象里，“提供了另一种阅读角度”，绝非“色情主义”[27]。针对余光中诗歌里的身体书写，这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色情与艺术之争”，不论“褒”或“贬”，几乎都仅仅是局限在“情/欲”﹑“性/爱”范畴的讨论，很可惜没有在更高层次的“身体”主题下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这不但无形中建构了解读余氏诗歌身体论述的研究模式和方向，同时也使人们对台湾诗坛早期身体书写的关注焦点完全朝向了情欲主题。这场论战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解读的思维定势，弱化了人们对余光中诗歌情欲之外身体书写的关注，转移了学界对余诗其他身体议题的视线。其结果不难设想，“情欲研究”成了“身体研究”的代名词，一旦对前者的争辩得到了公认的答案，似乎后者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此种错误的逻辑致使余诗“色情与艺术之争”尘埃落定的一刻，也宣判了余诗身体议题讨论的终结。这就是为什么自80年代以来，当文学上的“身体”研究在台湾诗坛蓬勃兴起，以及情欲书写和爱欲讨论逐渐取得强势的时候，余光中及其诗歌却再未成为身体诗论研讨的重点，甚至在此领域呈现“缺席”与无人问津的趋势。但这并不能表示其新诗作品中没有外于情欲的其他身体主题，也不能证明这些主题不具研讨价值。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余诗研究中的一大“盲点”和有待填补的课题，值得学界深思。
当然，即便以台湾“十大诗人”为代表进行蠡测，仍然仅是一个极小范围内的观察，此处，我们并非试图要给出某种终极性的问题解答，而更多的是希望借由一定程度上的宏观概略，尝试指证，台湾新诗的身体论述，似乎从一开始就大都引用西方的两性或权力理论来解释诗作中的身体书写[28]，甚至目前讨论身体诗的著述，仍大多局限在男女二元论述之内，偏重情色和性别，多从“身体与权力”﹑“性别论”的角度切入，着眼于情欲书写﹑爱欲讨论，以呼应身体诗的身体素材，特别是男性对青春女体的眷恋[29]。评论过多看重诗作表现的张力，强调混乱而紧张的社会脉动﹑不稳定的人际关系等，而对下体之外、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身体感，如幼稚的﹑病弱的﹑迟暮的﹑衰朽的生命，情欲以外的感官论述等，则殊少言及，但这却不能表示台湾新诗作品中没有这类主题[30]。此种状况无疑导致了“身体”概念在文学上的狭隘化和情欲化，形成了一套惯性解读身体诗作的变相“大叙事”。郑慧如在概述台湾身体诗的研究状况时，不无感慨地说：“在身体诗风起云涌的一九九零年代，当评论者辛苦为诗人耸动的诗集名称及内容找寻借口，说它以媚俗来抗俗，或说它是诗人幽默策略、反骨的表现等等，如果能回归到整个感官写作史，论述就会更坚实。”[31]诚然，如何寻求一条有别于两性论或权力理论的思索路径，如何从诗学反思的层面，对台湾现﹑当代诗坛的身体论述进行“别出情欲”的考察，使下一步研究得以跳脱出“情欲身体”﹑“权力身体”的束缚，这或许正是新世纪台湾新诗身体论述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迫切课题。
[1]郑慧如（1965—）：《身体诗论（1970—1999•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页。
[2]陈静容：《“观看自我”的艺术：试论魏晋时人“身体思维”的释放与转向》，载《东华人文学报》2006年第9期，第4—8页。
[3]廖炳惠（1954—）：《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4]东方哲学中较为重要的身体观主要是“医学﹑养生学”﹑“气论”﹑“践形论”﹑“形神论”等，均是一种身体和心灵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不能单独存在的“身心一元”观。黄俊杰（1946—）：《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3年第20期，第542、562页。王建文：《国君一体：古代中国国家概念的一个面向》，《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杨儒宾（1956—）主编，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227—260页。
[5]［美］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程巍（1966—）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6]身体诗论中的“性别论述”主要包括“两性对抗论”﹑“扮装论”等。郑慧如：《身体诗论（1970—1999•台湾）》，第23—37页。
[7]郑慧如：《身体诗论（1970—1999•台湾）》，第1页。
[8]刘红林：《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身体自主的追求》，载《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第100页。
[9]谢有顺（1972—）：《文学身体》，《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汪民安（1969—）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陶东风（1959—）：《新时期文学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载《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第118—120页。
[10]苏鹊翘：《台湾当代饮食文学研究：以后现代与后殖民为论述场域》，硕士论文，台湾“中央大学”，2006年，第58—71页。
[11]“身体诗”概念在郑慧如看来，需具备三个要件：（1）描述对象当以个体为主；（2）当以若干具体事实点染个体特质；（3）除纯粹的肉体素描之外，有时加入冥想﹑回顾﹑展望或批判，而让所描绘的“身体”处于等待诠释的状态。郑慧如：《一九九〇年代台湾身体诗的空间层次》，《空间﹑地域与文化：中国文化空间的书写与阐释》，李丰楙﹑刘苑如（1964—）主编，台湾中硏院中国文哲硏究所2002年版，第458页。
[12]郑慧如：《身体诗论（1970—1999•台湾）》，第2页。
[13]施文杞1923年12月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的《送林耕余君随江校长渡南洋》，是台湾最早的中文新诗，但影响力不及追风（谢春木，1902—69）1924年4月在《台湾》杂志用日文撰写的《诗的模仿》。二者应以哪个为台湾新诗诞生的确切标志，尚存在争议。张双英：《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7—8、23页。李汉伟（1955—）：《台湾新诗的三种关怀》，骆驼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古远清（1941—）：《台湾当代新诗史》，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页。
[14]1953年2月，纪弦（路逾，1913—）创办《现代诗》季刊，标志了台湾现代派诗歌之发端。1956年1月，第一届现代派诗人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参加人数达百余人，正式宣告“现代派”成立，后又提出“现代派六大信条”，强调“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掀起现代派诗歌第一个浪潮。1958年，在“超现实主义”旗号下，现代派诗歌的第二个浪潮主张反理性，而重视“直觉”和“暗示”。吕进（1939—）、梁笑梅（1967—）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手册》，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54、158—159页。孟樊（陈俊荣，1959—）：《当代台湾新诗理论》，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95—98、105—111页。蔡明谚：《一九五○年代台湾现代诗的渊源与发展》，博士论文，台湾清华大学，2008年，第87—93、108页。
[15]谢冕（1932—）：《承上启下的中生代：〈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序》，《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吴思敬（1942—）、简政珍（1950—）等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6]李元洛（1937—）：《隔岸品诗：代序》，《台湾新诗鉴赏辞典》，陶本一（1941—）、王宇鸿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17]艾农（赵润海，1954—）：《从“诗与台湾”到“诗与科技”：痖弦VS.杜十三》，载《创世纪诗杂志》1999年第119期，第36—37页。
[18]古继堂（1934—）：《台湾新诗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谢冕：《承上启下的中生代：〈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序》，第1页。
[19]丁旭辉（1967—）：《台湾现代诗中的老庄身影与道家美学实践》，春晖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20]郑慧如：《身体诗论（1970—1999•台湾）》，第284页。
[21]就现代学术界开始普遍关注身体文化的时间来说，英文学界较早，日文学界次之，中文学界最晚。郑慧如：《身体诗论（1970—1999•台湾）》，第10页。
[22]必须承认，中国人文研究近几十年来对“身体”的重视，实受西方及日本之启发。台湾学者黄俊杰认为，当前中国学术界所提倡“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之特殊议题”的身体观，难免仍是“一种西方宰制下的‘反射的东方主义’（reflexive Orientalism）。因此，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也许仍不能免于西方人文研究的‘霸权’论述”。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思想里“身体观”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1）中国的“身体观”作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研究课题，在多元文化论述流行的今天，具有普世意义与价值，值得开发，以便与西方或其他文化互相参照；（2）近数十年，采取“即心言心”的进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情况较多，而采取“即身心互渗以言心”的研究进路者则十分有限。因此，“身体观”这个新领域的开发，完全可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开拓崭新的境界。黄俊杰：《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第542—562页。
[23]张默（张德中，1931—）：《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7年版。
[24]黎活仁（1950—）：《关于“台湾文学经典”研究》，《痖弦诗中的神性与魔性》，黎活仁、萧映（1970—）主编，大安出版社2007年版，第v—vi页。
[25]杨宗翰（1976—）：《暧昧流动，缓慢交替：“台湾当代十大诗人”之剖析》，“台湾当代十大诗人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11月。
[26]持此观点的学者以陈鼓应（1935—）﹑唐文标（1936—1985）等为代表。陈鼓应（1935—）：《这样的“诗人”余光中》，大汉出版社1978年版，第30—34、85—87页。唐文标（1936—1985）：《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与现代诗》，载《龙族诗刊》1973年第9期，第217—228页。
[27]此种观点为学界多数学者所支持。钱学武（1968—）：《余光中的诗传播色情主义？》，《璀璨的五采笔：余光中作品评论集，1979—1993》，黄维梁编，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37—246页。徐学（1954—）：《余光中性爱诗略论》，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94—98页。郑慧如：《身体诗论（1970—1999•台湾）》，第54—55页。
[28]郑慧如：《身体诗论（1970—1999•台湾）》，第2页。
[29]台湾身体诗论中，除了前文提到的“性别论述”外，多被援引以解读台湾身体诗的西方理论还有“社会控制论”，如运用巴赫金（M.M.Bakhtin，1895—1975）的狂欢化理论诠释诗歌中讽刺拟仿﹑不敬不畏﹑开放性的﹑活生生的社会身体；“边缘论”，提倡不合流俗的生活方式﹑奇特生涯，如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2003）对流亡知识分子那种“永远地不满﹑不平﹑忧郁﹑不屈”灵魂的论述等。这些理论都是西方“心身二元论”传统下的派生物，主张身体和心灵或者各司其职，或者相互敌对，两者处于拉扯﹑矛盾状态。郑慧如：《身体诗论（1970—1999•台湾）》，第23—37页。
[30]郑慧如：《身体诗论（1970—1999•台湾）》，第10、37页。
[31]同上书，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