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相关的研究成果自汉代以来便日积月累，以至汗牛充栋。各家的研究有通解通释，也有专论专考，着眼点不同，类例亦各异，但都或远或近、或多或少地涉及《尚书》的历史观念或历史思想。现在一般称此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似乎不把它当作历史著作来看，实则相对于先秦学术的发展历程和真实水准而言，未尝不可把它看作当时史学的高端作品，或者径认为它就是中国史学的开山之作。书中所包含的历史思想是既丰富又具体的，而且是多向度、多层面的。王灿博士的学位论文以《〈尚书〉历史思想研究》为题，欲求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有所发明和创新，这不论在思想史还是史学史、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应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谈《尚书》的历史思想，自然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对自身早期历史的看法。中华民族是个巨大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先秦时还率称华夏，覆盖众多的族群。我以为先秦学术史上有关华夏民族起源和演进的种种历史观念，现在可以统称为华夏史观；与此相对的是各部族以自身族类记忆的形式展开的历史观念，现在可以统称为部族史观。部族史观多可追溯到传说时代的神话与史话，其中也包含了若干华夏史观的初始因素，并成为日后华夏史观整合与进化的思想基础。这种整合体现在典籍的记录中，《尚书》是最古且最有典型性的。先秦学者著书立说，已多援引《夏书》、《商书》和《周书》，概括的引用则只称之为《书》。现存的《尚书》按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辑，便极其鲜明地展示出华夏民族追述自身历史的大脉络和大框架，体现出早期华夏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基础结构。此种严肃的断代观念和分期系统超越于上古部族史观之上，透露出强烈而清醒的“大一统”国家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标志着华夏历史意识到春秋战国时代已完全成熟。这中间蕴含着一系列民族融合、政治变动、文明进化、共同体的认知等机制，都是和历史思想相关联的。特别是此种追述所显示的历史连续性观念，表明华夏文明是个原生型的有着独特发展道路和普遍性格的连续体，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一观念深刻在古人的意识中，不仅是华夏史观的核心构成部分，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支柱之一。此外，“断代”编辑的方式注重历史源流，也强化了《尚书》自身的文献价值，使之成为后世古典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思想史、文献文化学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宽泛一点说，先秦“六经”所保存的集体的历史“记忆”和寄托于追祖敬宗、报本返始的寻根意识，都体现出华夏民族统合与文化整合的历史背景。这点在《尚书》中尤为鲜明，故而今天的研究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历史学上的本体论，强调对历史本身的思考和体认，理应成为一切史学思想的基石。中国式的历史思想，自先秦时围绕恢宏的华夏史观逐渐展开，即已涵括诸多独具特色的分命题。天人关系是绕不开的，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大约至迟自西周以来，便成为华夏史观所关注的一条主线；其间总的趋势是从“神本”走向“人本”，上升到历史观上也就是轻“天命”而重“人事”，将历史本原问题从天界拉回到人间。与此相应的是摆脱“神创”意识的文明进化史观，如《易传》所标称的“圣人”作八卦而“制器尚象”的理论，实际是一种由器物制度而抽象出来的反向构筑的学说，“圣人”的概念已无异于指称文明进化的代名词。另一条主线是历史运动问题，先秦经典学与诸子学都承认历史是变动的，不是静止的，是辩证发展的，不是平直运行的，其中包括现在所称的进化论、循环论等历史思想的因素，甚至不乏所谓“倒退史观”的说法。问题集中于不同时代的治道之变化，有关王道与霸道、常道与变道、直道与圜道，以及“先王”与“后王”、“稽古”与“革命”、“兴灭”与“继绝”、“忧患”与“殷鉴”等的论说不绝如缕，都显示出古人历史思想的复杂性。治道观不妨说就是一种现实性的历史观，而相因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其基本指向是道德致治，“为政以德”被认为是高于一切的普世价值，是建立全社会名分秩序的关键之所在。由此便造成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表述为一种“道德史观”。今以华夏史观言之，上述各点都可说是它原生而特有的要素，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以上简单提示，王灿博士在他的论著中差不多都已有初步的论说。这些论说是围绕《尚书》的记录展开的，但所用史料不限于《尚书》，也涉及其他经典和诸子的著作，并对各家的历史思想有些附带的阐述。他在学期间读书极用功，古今中外涉猎甚广，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而于近代以来研究《尚书》的著作和论文检阅尤多。这为他的学业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史料基础。同时他注重由考证入手作义理的思考，深入发掘，力求出新，勤于撰述，仅在读博期间及毕业后的几年内，已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多有创获。其学位论文经过反复修改，日趋扎实，自成一体系，现在得以出版，正可成为个人治学的一个新起点。
《尚书》的流传过程极为复杂，现存文本的“古文”部分，大抵自清代以来就被谳定为伪书。其实所谓“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近些年接连由地下出土的一些古代简帛书，证明好多曾被判为伪书的本子并不伪或不全伪。《尚书》是很早就已成书的古经典，虽有流传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乃至后人的改窜，而要说如此多的篇章皆为后人伪造，有些不近情理，况且前贤的辨伪方法也不无可议之处。古籍的流传，要求一字一句都永远保持原样，几乎是不可能的，校勘学也不是描红式的影抄。《尚书》的“古文”部分，假如有些是从先前经师的讲解本整理来的，那么遣词造句就有可能与原先的文本大有差异，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它们的来历。今古文之争是有学术来由的，相关的研究工作自然也有必要，而且这点也会影响到史料的运用，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至今也并未威胁到《尚书》整体的经典地位。王灿博士的大著没有在这方面多作说明，这并不是说《尚书》的今古文就没有区别，只是专题研究它的历史思想，就无须在文字上多作纠缠，横生许多枝节反而会影响主题的探索。就《尚书》的基本价值和专题研究而言，将它的“今文”和“古文”一体看待，在学理上也未必不可。当然，必要的时候，也要顾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源流。
《尚书》历史思想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各方面人文学者的共同努力。王灿博士的大著，对他自己来说还只是个开头，精品的打造仍要付出更多的心力和精力。我相信他的大著有参考价值，可供各方面学者使用，故说了上面的一些话，权算个短序。
张富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