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命世伟人”与“海内奇士”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奉旨在湖南帮办团练事务，这种自筹资金训练乡兵的制度迅疾在其他各省铺开。次年，士绅陈伟琳也在江西义宁州筹备团练，其子陈树年、陈宝箴后来统领这支乡勇助官军抵御太平军，在攻城守土中显示出不凡的作战能力，从而得到曾国藩的称许：“天下团练并皆有虚名而鲜有实效，惟江西之义宁，湖南之平江，办团确有成效。以本地之捐款，练本地之壮丁，屡与粤贼奋战，歼毙贼匪甚多。”^[5]

同治二年（1863）秋，陈宝箴初游曾国藩两江总督幕府（时屯驻安庆），“曾公引为上客，喜过望曰：海内奇士也！幕僚亦争交欢相引重，李公鸿裔专幕职，尤挟府君得代己。”^[6]这次入幕时间不长，但曾国藩与其却不乏交流，尤其希望陈宝箴与乡人们在气节、文章方面深相砥砺。曾国藩对赣籍士人的评骘与期许震动了陈氏，“每念往者亲承言论，悼人材之衰息，顾谓宝箴与汪瀚辈‘以气节、乡谊与乡人相砥砺，以持其弊’，归而服膺，寤寐浸兴，如临师保”。^[7]胡思敬《国闻备乘》“陈右铭服膺曾文正”条对此亦有论述：

陈宝箴初以举人谒曾国藩，国藩曰：“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责。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子鹤者，新城陈孚恩也，附肃党，官至尚书，日营求入阁，故国藩及之。宝箴以资浅位卑，愕然莫知所对。国藩字而徐解之曰：“右铭疑吾言乎？人亦贵自立耳。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子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矣。”宝箴谨佩不忘，对江西人辄传述其言，且喜且惧，自谓：“生平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8]

在幕之时，陈宝箴“谈天下利病，如示诸掌”^[9]。作为实干型的人才，他不愿屈身为幕府文士，而欲亲战事，数月后即离幕复归席宝田军中。

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时，曾奏请拨江西漕银用作徽、宁防军之饷，但江西巡抚沈葆桢奏留供本省防军，并经户部议准。同治三年（1864）三月，曾国藩、沈葆桢又为江西厘金交恶：三月五日，沈氏奏请截留江西牙厘，专充江西之用，户部议准；十二日，深为军费忧心的曾氏则奏请牙厘仍归其经收，且词气抗厉，沈氏恼怒，上奏请准开缺。后经户部议江西牙厘一半拨归金陵皖南大营，一半留供本省之饷。曾国藩愤恚不已，欲与沈葆桢绝交。席宝田闻讯致信陈宝箴，希望其效法鲁仲连，出为调停。在复函中，陈宝箴对曾、沈的依存关系作了精到的分析，“两公系天下之望，且夙昔相知之雅，契分良深，非但气类而已。一时艰难有激之词，度亦不足为讶。譬之操舟者，中流遇风，舵师、榜人有时而责，及其既济，则盛气平矣。盖其所相责，徒以舟故，其志皆以求济，而非有他也。今两公同舟击楫之人也，顷者金陵勘定，余烬就衰，则所谓既济者矣。”并答应“当执此义极力陈之，不敢以人微言轻自阻”^[10]。曾、沈之间的龃龉终为陈氏化解。朱克敬在《暝庵杂识》中渲染过此事：

曾国藩移军安庆时，与江西巡抚沈葆桢约：厘捐均归大营，有事则分兵回救。既而江西寇四起，曾军益东，葆桢惧救不时至，上疏请留厘金养兵，诏许之。国藩疑葆桢卖己，绝不与通。葆桢以书谢，亦不答。会陈右铭游江南，闻之，往见国藩，从容言曰：“舟行遇风，舵者、篙者、桨者顿足叫骂，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须臾风定舟泊，置酒慰劳，欢若平时。甚矣小人之喜怒无常也。”国藩曰：“向之诟，惧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右铭曰：“然曩者公与沈公之争，亦惧两江之覆耳。今两江已定，而两公之意不释，岂所见不及船人哉？”国藩大笑，即日手书付沈，为朋友如初。^[11]

该年六月十六日，天京陷落，忠王李秀成被俘，经审讯后于次月被杀。据张秋尘《忠王李秀成苗裔》，敬重李秀成为英雄的曾国藩将李之子秘密托付给陈宝箴，陈立刻送其至义宁老家，让陈三立教其读书，并为之娶妻，后生一子名国卿。李之子早卒，陈宝箴抚湘时，遂将李国卿交予主持水口山矿事的廖树蘅，委为矿局司事，之后乃在水口山安家续脉。^[12] 这年，陈宝箴还致函曾国藩，请其为武宁举子汪瀚撰写墓志铭。

同治五年（1866）八月，曾国藩在为义宁厘卡委员朱宽成禀作批时语及陈宝箴，“该员在卡照常办事，又得陈守、李生等读书论古，问学日新，至以为慰。”^[13]同年，江西巡抚刘坤一向曾国藩问询江右可用之才，曾在十月二十四日信中谈到：“承示物色陈守，学识并茂，余则慎所许可。右铭曾来安庆，接见多次，信为有用之才。武宁、义宁共有数人，志行优异，惜汪君遽逝，罗令被劾，右铭气类日孤，此外罕闻佳士。”^[14]十一月十三日，刘在复函中也称：“惟有义宁举人，已保知府陈宝箴，品学尚优，胆识亦茂，虽间有不自捡束之处，终不失为豪杰一流。”^[15]

同治六年（1867）初，陈宝箴再入曾氏金陵幕府，“宾僚益盛，游咏无虚日。”^[16]次年七月，曾国藩调补直隶总督，陈宝箴乃决意就官邻省，以便养母，后以知府发湖南候补。同治八年（1869）四月二十七日，曾国藩接到陈宝箴书信及文稿一册。五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复函，称许陈“志节嶙峋，器识宏达，又能虚怀取善，兼具览众长”，赞其文“骏快激昂，有陈同甫、叶水心诸人之风”。从中也可见出曾国藩的文学观：他力主严法尊道，反对“剽窃前言，句摹字拟”，强调作文“端绪不宜繁多”，不能以“僻字涩句以骇庸众”，“论其本，则循戒律之说，词愈简而道益进；论其末，则抗吾气以与古人之气相翕。有欲求太简而不得者，兼营乎本末，斟酌乎繁简。”^[17]

陈宝箴对曾氏一门推崇备至，盛称曾国藩为命世伟人，曾纪泽逝世时，他也递送挽联，“扬厉声名二十年，恢先世无外规模，绝学号能传墨子；谈笑折冲七万里，为中朝别开风气，乘槎何处觅张骞？”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为时务学堂所作招生启中，陈宝箴不忘以曾氏父子勖勉湘人，“湖南地据上游，人文极盛，海疆互市，内地之讲求西学者，湘人实导其先。曾文正督两江，创议资遣学生出洋……曾惠敏崛然继起，遂能力争俄廷，不辱君命。”^[18]在南学会的多次演讲中，他也都将曾国藩举认为湘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