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研究现状

一　研究对象概述

江西省赣州市（简称“赣南”）地处赣闽粤三省相交的边缘地区，是历史上客家人重要集散地和当今客家人最大的聚居地，是目前我国保存客家礼俗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走进赣南的村村落落，常能遇见种类繁多的礼仪庆典，这些活动一般以农历年度为周期，“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在人们循环往复的时间上打下文化的刻度！赣南客家人以同姓氏族为单位，由乡绅或长老牵头，族人共同捐资，借以缅怀祖先、祈福禳灾、团结族众、自娱自乐。仪式有固定地点——祠堂（家庙），这是村落中最重要的建筑群落，亦是最奢侈的建筑，这一地点具有家族团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其中发生的仪式行为，是探究该地区文化的重要窗口，亦是研究当地民间音乐重要甚至唯一途径，仪式中的艺术行为和音乐活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化活动，就是本书研究的对象。

二　相关研究成果

（一）文史界研究概述

研究表明，早在1808年，惠州丰湖书院徐旭曾因回答学生询问，讲述了客家人的渊源、语言、习俗，该内容以《和平徐氏族谱·旭曾丰湖杂记》为题收入和平县《徐氏宗谱·总谱》卷二，标志着我国学者研究客家历史与文化的肇端。真正意义的客家专题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罗香林1933年发表的《客家研究导论》为标志，该书提及江西客家人的来源、人口、分布和特征等，罗香林成为全面论述赣南客家的第一人。但此后的半个世纪，由于历史原因，客家研究和很多其他学科（如宗教学、民俗学等）一样，受到严重干扰，除少数学者在论著中稍有涉猎外，基本处于沉寂状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客家研究逐渐升温，此时，赣南客家研究才得以全面展开。1990年，赣南师范学院罗勇和当时该院历史教研室的几位老师开始对当地的客家问题进行调查并成立客家研究室；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是早期赣南客家研究的另一支主力军，当时该院深入赣南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文献实物资料，完成了《江西客家人》的初稿。另外，早期的研究成果还有谢万陆《赣南客家纵论》、王东林《对客家民系研究的几点异议》和《论赣地客家文化的研究与发掘》等，但该时期的研究并未跳出罗香林设置的学术圈，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传统的从文献资料中寻找史实验证观点的历史学方法，因此大多成果集中在客属渊源的探讨而少有从实地考察的角度论证客家文化的历史存在。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赣南客家研究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契机在于时为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John Lagerway）博士与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的合作。他主张运用历史学注重文献资料调查分析的方法和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的方法在赣南展开研究，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出版了数百万字的资料汇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关于赣南的专辑就有4本：《赣南庙会与民俗》、《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和《宁都县的宗族、庙会与经济》，书中的撰稿人大多来自民间，其中对个案的记录，详细而具体，为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参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4年第19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赣举办以来，赣南客家研究进入全新时期，以赣南客家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一批本土学者，向学届同人发出诚挚邀请：“请把目光投向赣南”，越来越多的非客家籍贯或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入客家研究的阵营，使研究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局面，朝着更加客观和理性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进行扩展，除客家历史渊源之外，还涉猎客家方言、民间信仰与宗教、社会与变迁、宗族社会与谱牒研究、女性研究、族群研究、音乐研究（后文专门论述）等；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越加重视多学科知识的整合，如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等学科理念和方法成为客家研究中重要的工具。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赣南客家民间信仰与仪式的文章亦不在少数：周云水《一个客家村落的民间信仰和文化认同》、张嗣介《赣南客家“寿木上座”仪式调查》、劳格文《客家节日》、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罗勇《道教与赣南客家人的丧葬礼仪——以于都县为例的研究》和《宁都县石上村“割鸡、担灯”民俗研究》、温珍奎《赣南客家葬俗述要》、张勇华《江西宁都中村傩戏研究》、周建新《客家人日节习俗及其文化意义》和《客家祖先崇拜的二元形态与客家社会》、唐群《从赣南礼仪习俗看客家妇女的矛盾地位》等。

总之，文史界关于赣南客家研究的历史积淀和学术氛围，为赣南客家音乐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其研究成果是该课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音乐学界研究综述

赣南（客家）音乐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领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后文简称《集成》）为代表。这场由文化部与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发起、以“国家重点课题”名义展开的宏伟工程，使得地方文化部门迅速组织起一批地方音乐工作者，形成“集成工作编撰委员会”，开始对赣南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材料收集和文字编撰，这些成果除了刊登在正式出版发行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西卷）（上、下）、《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西卷）（上、下）、《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西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江西卷）之外，还见于《赣南民间音乐集成》、《赣南民歌集成》、《赣南民间器乐曲集成》、《赣南曲艺志》（油印本）等。《集成》工作的成果成为后续研究者学习、研究和再研究的宝贵资料。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客家研究的复兴与发展，学术领域“客家热”逐渐升温，一些本土音乐工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他们所处地域范围内的客家音乐，除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外，他们从音乐本体角度出发对采集来的乐谱和声像资料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客家民歌：黄玉英《江西客家山歌述略》、袁大位《交情歌在客家民歌中的衍变与发展》、杨咏《江西羽调民歌的音调特征初探》、皮晓彩《试论兴国客家山歌的样式及特色》、魏丹兰《同宗同源的闽赣客家山歌——论闽西与赣南客家山歌中的共性》等；（2）民间器乐：方良《赣南客家民间吹打乐考察》、杨鲁平《于都唢呐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李启福《论兴国山歌之乡客家吹打乐》、胡晓东《织字法在民间乐种中的应用研究——以赣中南窑头打八仙仪式音乐为例》等；（3）采茶戏：张宇俊《赣南客家采茶戏传统曲牌》、熊琨《江西赣南采茶戏的唱腔研究》、陈静《歌舞类戏曲唱腔研究》、蒋燮《赣南客家采茶戏路腔曲牌〈对花（Ⅱ）〉的音乐形态研究》等；（4）说唱：陈红《赣南客家古文探析》、曾习华《宁都道情概观》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理位置、语言环境等特殊原因，外界学者较少介入，客家音乐研究仍然缺乏新鲜血液。

值得欣喜的是，2000年以后，亦步亦趋地在客家学与民族音乐学理论影响下的客家音乐研究，终于走出“仅限本体研究”的窠臼，开始了“将音乐作为文化”的探索。例如，冯光钰《客家音乐传播》一书从移民文化传播的角度，结合客家音乐的现状对其源流作了详细论述，这部论著虽然不是单纯研究赣南地域音乐的专著，但书中涉猎有不少赣南民间歌曲，为赣南客家音乐的研究拓宽了思路，它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与此同时，周楷模《客家音乐文化研究与传承论纲》一文，站在宏观的角度和全元的高度，以音乐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立场，倡导在文化生态的整体结构中分析、比较客家音乐，使客家音乐理论成为内含音乐学和文化学双重价值的交叉学科理论成果；温萍编著的《客家音乐文化概论》以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民族器乐、戏曲音乐为板块，对客家音乐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将“地域文化”的视角与理念贯穿始终。

关于民族音乐学理论影响下的具体个案研究，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方高校与文化机构的学者，这部分成果主要集中在音乐类期刊杂志上，例如，傅利民《从地域文化环境看赣南民歌的艺术色彩》、黄玉英《与歌唱相结合的赣南客家民俗活动》和《赣南客家古文的人文价值与艺术特色》、赖剑明《赣南客家民间丧葬礼俗及吹打音乐考察报告》、肖文礼《赣南客家宗族祭祀仪式音声的考察与分析》、李启福《赣南客家古文说唱艺术考察》、王芳《浅议赣南客家特色的地域风俗音乐》、钟善金《赣南于都县靖石乡田东村刘氏“选贤堂”晋牌祭祖仪式音乐文化调查与研究》、汤光华《个体、班社、群体——宁都采茶戏当代传承结构》、蒋燮《论赣南道教节日祈祥法事仪式器乐的风格特征》、吴凡《国家意志与村落音乐生活的对话——赣南“卫东宣传队”40年变迁之调查与研究》等；另一方面是音乐学专业的客籍硕士和博士，他们侧重将自己家乡的音乐文化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比如：黄苗《赣南兴国跳觋仪式音乐研究》、肖文礼《赣南客家祭祖的音乐文化人类学研究》、蒋燮《赣南客家传统采茶戏〈睄妹子〉的音乐文化考察与研究》、张玮莹《赣南古文说唱艺术研究》、陈小平《于都客家唢呐艺术之研究》、李上《赣南兴国三村跳觋仪式音乐研究》、肖艳平《宁都县石上割鸡仪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等。

综上所述，客家音乐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乐谱资料的收集和音乐本体的分析。虽然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试图跳出本体论的视阈，将客家音乐放入民族音乐学的广阔空间，但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学科建设明显滞后。而真正意义上，关注赣南客家地区仪式音乐的专著，尚无一例，由此该课题有待学界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