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胡先骕
黄且圆[1]
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胡先骕生于1894年5月24日（清光绪二十年），卒于1968年7月16日，享年74岁。在他长眠的庐山植物园墓地上，有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撰写的碑文。
胡先骕先生纪念碑文
胡先骕先生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生于清光绪甲午。幼而颖异，过目成诵，五岁毕四书、诗经，有神童之誉。十一岁入庠，辛亥后两度赴美，获博士学位。
先生素怀科学救国之志，一生为之奋斗。以教育言，历任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为中正大学首任校长，尽心竭力培养人才，奖掖后进，门墙桃李遍于天下。以科研言，发起中国科学社、中国植物学会，创建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开拓中国植物学之新领域，三次出席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发表多篇中国植物区系之开创性论文。活化石水杉之发现与命名尤为融合古今植物研究之重要贡献，引起全世界植物学界之震惊。共出版专著二十余种，发表论文一百四十余篇，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先生不仅为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之主要奠基人，又善诗词、善文学评论，为南社社员、学衡主将。陈散原老人评其诗意理气格俱胜，所赋水杉歌富典，实为史无前例之科学诗。可见先生融贯中西文化之特色。
一九六八年先生逝世，终年七十四，后骨灰迁葬于庐山植物园水杉林内，兹谨述先生生平与学术之荦荦大者以告天下后世，俾知所景仰焉。
公元二千年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拜撰并书（加盖卞氏章）
碑文中肯地概述了胡先骕一生的成就。他不仅是我国公认的近代植物分类学的主要奠基人，且为享誉世界的植物学家。他的学术成就及在植物学界和教育界的影响在上述碑文中已有概述，而使他在学界特别是公众中声名远扬的莫过于三件大事：鉴别并命名活化石水杉；在学术上严厉批评苏联的“李森科学派”以及在《学衡》中与新文化运动各派特别是与胡适的论战。
发现水杉 享誉世界
水杉的母树是1941年初冬，一些植物学家在四川万县磨刀溪（又称谋道溪）发现的。此树高达30余米，胸围也在7米以上，被当地村民视为神木，称“水沙”。1943年农学家王战采得那株“水沙”的枝叶及果实标本，并鉴定为水松。但水松仅遗存于我国长江以南，是久已著名的树种，远在2000年前的晋代我国便有了关于水松的记载。
1945年夏，王战又将这种水沙标本的一个小枝及两枚果实交给森林学教授郑万钧鉴定，郑万钧认为此标本枝叶虽似水松，但据其叶、果的性状看，一定不是水松而为松杉植物中的一个新属。为得到完整的标本，他又派人两次前往磨刀溪采集此树的枝叶和花果。
1946年秋，郑万钧将标本及自己的研究成果寄给胡先骕复审，胡先骕除认定这是松杉植物的新种外，又经研究发现它与日本大阪大学三木茂教授于1941年在《日本植物学杂志》上发表的水杉属（Metasequoia，也曾译作亚红杉属）形态相同，确定这种植物属水杉属，由胡、郑二人正式命名为水杉，其学名为Metasequoia Glyp－tostrobaides Hu et Cheng。此一研究成果由胡、郑联名发表在1948年4月胡先骕创建并任所长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学术刊物《静生汇报》上。
水杉的发现轰动了世界植物学界，也让中国人非常自豪。19世纪中叶，西欧和北欧诸国的探险船在北极圈附近发现了很多由大树残骸构成的森林化石，化石的主体是杉科植物。过去的植物学家们将这些杉科植物误归为红杉属（Sequoia）或落羽杉属（Taxodium）。红杉和落羽杉都是现今地球上还生存着的树种，且两者易于区分。但水杉化石的某些形状像红杉，另一些又像落羽杉，加之化石往往只存片断，性状表现不全，比较容易误判。日本古生物学家三木茂研究了这些化石，认为应设立新的水杉属，并提出了该属应有的五种性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容易引起混乱的问题，但三木茂的观点在当时日本学界尚存争议。活水杉在我国的发现使三木茂的成果迅速得到国际的公认，从而平息了争论。这类案例在古植物学中是很罕见的。而胡先骕竟能将从活体植物上采集到的标本与千百万年前的化石联系起来，确定它们是同一种植物，这使人们不得不佩服他知识的渊博和高深。这项成果的获得，不仅需具备对地球上仍生存着的植物的广博知识，而且需要古植物学的深厚基础，难怪人们称水杉的发现是融合古今植物研究的重要贡献。
原生态的水杉仅生长于我国西南四川、湖北和湖南交界处的一小片千余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可见其珍稀程度了。水杉发现之后，胡先骕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研究和推介。除专著外，他还著文向公众普及水杉的历史、特性、用途以及它的发现在植物学中的意义。根据对水杉化石的研究，我们知道在距今一亿年前的白垩纪，地球上就有水杉生长。它的化石广泛分布于欧、亚、北美的白垩纪地层中，往北甚至可达北极圈内。水杉这种生长迅速的大型乔木为什么能在北极圈内生存呢？因为一亿年前地球表面的性状及气候与现今有极大的不同。那时，欧亚和北美洲的西部为一整体，称阿留申陆地（Aleutian land），而格陵兰及北美洲北部各岛则与北美东部连为一体。在阿留申陆地之南有特西斯海（Tethys sea），它包括了现今的地中海、非洲北部、欧洲大部、中东的大部、西藏、马来半岛以及中国的南部，并将印度分割为二。印度洋的暖流可经特西斯海流往北冰洋，北极的气候也很温暖，今日北极的所有冰盖皆不存在。所以水杉可以生长在北极且广布于北半球各地。由于地壳的变动及气候逐渐变冷，水杉被逼南移。到两千万年以前新生代第三纪，水杉相继在各地灭绝，只有我国湖北利川一带因其地形和气候的特殊性，才保留了几千株它的劫后残余。水杉是北极圈森林化石的主体植物，且有活体的存在，是研究陆地气候植物演化的绝好树种，因而受到许多学科（植物分类、古植物、古气候、古地理等）的高度关注。如今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关于水杉和森林化石的研究再次活跃起来，因为水杉不仅是气候变迁的指示剂，还在碳循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为保护水杉，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我国在利川市建立了自然保护区、水杉基因库等，也在国内适合水杉生长的地方大量引种和推广。《中国百科全书·林业卷》称：北起长城以南、辽宁南部，南至两广、云贵高原，东临黄海、东海之滨及台湾，西至四川盆地均有栽培。在北京植物园内，沿着樱桃沟修建的栈道两侧已经形成了小片的水杉林并建起了关于它的科普长廊。
胡先骕在他的长诗《水杉歌》中热情地讴歌了水杉悠久的历史、发现及其科学意义。诗的最后，他抒发了对水杉发现的无比自豪，对蓬勃发展的祖国科学事业终将在世界科学队伍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无限憧憬：
致知格物久垂训，
一物不知真所耻。
西方林奈为魁硕，
东方大匠尊东璧。（注：李时珍）
如今科学益昌明，
已见泱泱飘汉帜。
化石龙骸夸禄丰，（注：禄丰龙乃杨钟健教授所发现）
水杉并世争长雄。
禄丰龙已成陈迹，
水杉今日犹葱茏。
如斯业绩岂易得，
宁辞皓首经为穷。
琅函宝笈正问世，
东风伫看压西风。（注：群儒汇编中国植物志，正陆续出版）
（以上注释均是作者原注）
坚持科学真理 不畏孤立打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自然科学与政治、经济同步向苏联一边倒。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大中学校的理工科教科书绝大多数译自苏联。生物学方面的中学教材除讲达尔文进化论外，就是苏俄的巴甫洛夫学说以及苏联伟大的植物学家、农学家米丘林和打着他的继承者旗号的李森科的“学说”。就在这种全面一边倒的大势之下，胡先骕却独树一帜，在他的著作《植物分类学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3月出版）中严厉批评“李森科学说”，可见他面对科学真理时敢于担当的精神和勇气。
这本书的第十二章为植物分类学的原理，在论及植物的种的新概念时作者指出：“近年来李森科在苏联发表他‘关于物种的新见解’，以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体截然不同的种。”“李森科对于遗传性和变异性下了一个定义：‘遗传性就是生物体在其生活上发育上要求一定的外界条件，并对这条件表现一定的反应特性；而变异性则是在于有机体对外界环境的改变，由于新陈代谢形式的改变而产生的。’新种便是因需要适应改变了的外界环境而发生的。”
作者在书中接着说明李森科“新见解”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当时在苏联引起的反响及随后的争论：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的力量支持，一时颇为风行。接着便有若干植物学工作者发表论文来支持他的学说；报道黑麦‘产生’荞麦，橡胶草‘产生’无胶蒲公英，作物‘产生’杂草，……但不久即引起了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自1952至1954年各项专业的植物学家先后发表了成百篇的专门论文，对于李森科的学说作了极其深刻的批判，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论点。苏联《植物学期刊》编辑部根据这大量论文所提供的资料与论据，发表了一篇《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这篇论文认为‘李森科观点的拥护者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材料的局限，以及没有利用关于物种及物种形成的极其不同并且相当具体的知识……’，‘他们进行实验的方法的水平很低，研究的不够精确和不足为据。’‘李森科忽视了祖国和外国研究者已有的一切经验，显示出他以不可容忍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像分类学这样的生物部门。’”
最后，他更告诫我国生物学工作者：“这场论争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要。我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
这是胡先骕为维护科学尊严发出的庄重声明。但声言一出，立即遭到声势浩大的围攻和声讨。北京农大六讲师、助教致信高教出版社，称《简编》“是一本具有严重政治性错误，并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胡先骕“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在生物学上，他也是个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信中写道：“不能容忍这本书继续毒害青年，贻误学界。我们建议立即停止出版胡先骕的著作，收回已售出的书。”要求“胡先骕彻底检查，公开检讨，真正下决心改正”；高教出版社“应当深刻地进行检查，吸取教训”。
同年（1955年）的10月，在中国科学院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胡先骕受到严厉批判。中科院生物、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不点名地批判胡先骕说：“在生物学界也还有一些人坚持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对米丘林学说采取盲目反对的态度。个别的人……别有用心地利用苏联科学家们对物种问题的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的不同见解，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
这次会议的9个小组也“一致热烈地批判了个别科学工作者在著作中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政策”。
10月31日，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更在闭幕式上点了胡先骕的名：“会上一致指出胡先生在政治上的错误，诬蔑苏联共产党支持错误的思想，暗示科学应该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在学术思想上，他系统地宣传唯心主义，反对米丘林学说。”
第二天，即11月1日代表官方的《人民日报》即发表了童第周在这次会上的报告。
在胡先骕受到批判后，未售出的《简编》被全部销毁；胡先骕所在的植物所及科学院领导到访胡先骕家，动员其写文章做自我批评。此后一段时间，生物学家们也不能再公开发表不同于李森科的学术见解。
6个学术地位并不高的讲师和助教为何敢于站出，高调批判胡先骕甚至指责高教出版社、中国科学院呢？事实上，对基因学说和摩尔根学派的讨伐并非始自《简编》出版之时，新中国成立之初生物学界就曾有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之争。1952年，在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织的生物学界三次讨论会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加编者按的长文《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作为官方的结论。该文就我国生物学界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态度逐一批判后称：“我国生物学的现况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长此以往，生物学为国家建设服务将只是一句空话。”该文称米丘林学说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把生物科学发展到了全新的、更高的阶段”等。对于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扣上政治帽子予以全面否定：“旧遗传学的思想是反动的”；“旧遗传学中所捏造的基因，自然是一种臆造”；“我们不能批评旧生物学家‘唯心’、‘反动’……便算了事。我们应该说清楚：生物科学上摩尔根主义和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在科学上的表现，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质的论争。”《斗争》还号召：“彻底改造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的各部门”；“要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工作中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在如此政治高压下，一些著名的摩尔根遗传学派的专家学者作了违心的公开检讨；从1952年冬开始，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停止，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也被迫停顿；在多数农业系统的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已有明显成就的杂交育种工作，因被视为“摩尔根主义的碰运气的方法”而全部中断了；学术刊物上只登李森科观点的文章，甚至中学教材也按照这一指导思想重新编写……中国的遗传学及与之相关的生物学科遭到了一场生死的浩劫。但是，对这种扣帽式的批判，胡先骕就是不服，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他充满自信：科学真理是在自己的一边。胡先骕就这样坚持着，没有做公开的检讨。
时间刚刚过去半年，时局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56年4月20日在仅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参考资料》上转载了苏联《真理报》4月10日的消息：“苏联部长会议通过李森科辞职照准。”路透社则称：“李森科1948年8月在生物学大会上批评了和他不同的学说，有一些著名科学家被解职，若干研究所关门了。任何批评他的人都被称为唯心主义或反动者。李森科把他的理论应用到扩大粮食生产运动中，在像西伯利亚这样的荒地上种了几十万亩麦子，所根据的理论是寒冷环境会产生可以适应这种环境的品种，这个计划显然失败了。”
同月，毛泽东看到一份有关民主德国对拒绝学习李森科的科学家采取宽容政策的材料，他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
在4月25—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中国和外国关系”部分谈到对学习苏联经验不能“盲目地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发言中讲到了胡先骕，他讲话时毛泽东、康生等都有插话。
4月28日，在这次会议最后一天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为繁荣文化艺术和推动科学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5月1日，周恩来对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和政治关系问题，主张向胡先骕承认错误。他说：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学说，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看看哪些是对的或不对的。……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
7月1日，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就李森科问题向胡道歉，承认去年10月对其批评有过火之处。同时邀请他参加将于是年8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讨论会。
8月10—25日，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联合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目的是为给贯彻双百方针树立一个榜样。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会上宣布：党组织对学术问题不作决议，让科学家自己讨论；强调学术活动要尊重事实，不同的学术见解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持不同观点的遗传学家和与遗传学相关的专家学者。依一般看法，会上的“明星”应该是我国摩尔根学派的领军人物，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但在分四个专题安排的14次座谈会中，谈家桢发言6次，而胡先骕发言11次，胡成了发言“冠军”。他从农业的实践、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出发，根据摩尔根学说，继续批评所谓的李森科学派。
1957年5月，青岛遗传学会议之后半年多，反右派斗争开始，百家争鸣又变成了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是反动的，故只剩下无产阶级一家独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更不用说其国际背景和动向了。在当时，学术界也紧随其后，莫衷一是。不变的是胡先骕老先生，他死抱住科学真理不放，他坚信在科学真理面前不存在任何权威，无论是政治权威还是学术权威（当时似乎尚无经济权威）。自然科学的真理有其不依赖于政治、经济等的独立品格。在他看来这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应当遵守的道德底线了，无论外界压力有多大，也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
胡先骕对摩尔根学说的坚持，不仅出于他的科学操守，也因为他坚实的学科基础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他的专长是植物分类学，是植物学中最古老也是最基础的学科之一，但他也深知植物分类学与植物学中其他分支，特别是遗传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胡先骕在他的《植物分类学简编》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中强调：“分类学家必须利用植物学各门研究的成果才能解决分类学上的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古植物学，植物地理学，细胞学，育种学与生态学。”接着，他又说明了分类学与遗传学的密切关系：“植物学家为将植物的某些单位区分为种与亚种时，依据的就是它们的遗传关系。”
胡先骕在他的时代是我国少有的几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之一。他非常关注国际植物学的发展前沿，对当时苏联植物学界的状况也了然于胸。胡先骕十分推崇苏联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育种学家和遗传学家瓦维洛夫（N.I.Vavilov）。瓦维洛夫创设了全苏农业科学院，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6年当选国际遗传学学会会长，1942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胡先骕十分推崇瓦维洛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遗传学的贡献，并且将遗传学应用于育种学和植物分类学，而瓦维洛夫恰恰是一位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家。在青岛遗传学会议上，胡先骕多次介绍了瓦维洛夫的学术成就：“他是孟德尔—摩尔根学派，他已发现小麦中有400个基因，并说小麦可能有几千个基因……他对环境的看法，认为农艺技术和施肥，只能产生不能遗传的变异，如产量和品质是不能遗传的……他看到的不能遗传的变异，是非常重要的。所有小麦品种的生态上的可变性是非常大的，这给我工作开辟很大的道路。”
胡先骕指出，瓦维洛夫将植物分类学的理论建立在遗传学、基因学说之上，从而建立了新的分类学学科——分析分类学。“……种并不十分重要，种不过是多少基因结合而成的东西，而基因为种以下可辨的小单位，可以独立存在，甚至于这种小单位，不限定在一个物种中有区别，即在一个科中的不同的种不同的属，此小单位亦存在，可表现在形体上的性状，这样我们就把种的概念全变了。瓦维洛夫创设一门新的学科，叫做差别的分类学或分析的分类学（Differential Systematics）。”
胡先骕为什么要为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声疾呼？因为他从瓦维洛夫的工作中看到，遗传学可以成为古老的分类学的新的推动力，而分类学的发展可以应用于植物的普查，特别是栽培植物的普查，这对于我国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胡先骕推崇瓦维洛夫在植物学上成就的同时，也深知瓦维洛夫在苏联的遭遇。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运动中，李森科打着苏联著名农学家米丘林的旗号，对瓦维洛夫采取完全敌视的态度，瓦维洛夫被捕并死于狱中。胡先骕在青岛遗传学会议上说：“这里我要提到苏联最伟大的遗传学家，他也是最受委屈的一个人，那就是瓦维洛夫。”对瓦维洛夫充满敬佩和怜惜。由此可见，他在自己的专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中对我国生物学工作者的告诫，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语重心长的。
当下，摩尔根遗传学以及由它发展起来的分子生物学，成了生物学的基础和前沿。不仅生物学，包括农业、制药业等生物工程在内全都离不开它。可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在当时我国的政治及学术环境下，受到全面的限制和打压。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正常的发展。这个沉痛的教训也反衬出胡先骕的学术观点和主张多么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
力主新人文主义
胡先骕是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开创者，植物学的一代宗师。终其一生，他都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植物学家。难能可贵的是，他虽是一位科学家，在生物学上信奉达尔文主义，但他并不倡导唯科学论，而力主新人文主义。他是20世纪20年代，由东南大学梅光迪、吴宓等教授发起组织的学术文化刊物《学衡》的创始人和主笔之一。
新人文主义盛行于20世纪初期的西方，此一时期有大批中国青年前往西方留学，吴宓、胡先骕等均于此时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新人文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t）时任哈佛大学教授。他曾受邀在美东中国留学生年会上演说，演说之大旨首先由胡先骕译出，名《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载于《学衡》1922年第3期。吴宓为此文作序。序言名为综述白璧德演讲之要旨，实际可看作以《学衡》为代表的，包括胡先骕在内的一批中国留学生所主张的新人文主义的宣言。吴宓在序言中说：
……今将由何处而可得此为人之正道乎？曰宜博采东西，并览今古，然后折衷而归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2]，东方有释迦及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正道而其说又在在不谋而合。且此数贤者，皆本经验，重事实，其说至精确、平正而通达。今宜取之而加以变化，施之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人皆知所以为人，则物质之弊消，诡辩之事绝，宗教道德之名义虽亡而功用常在，形式虽破而精神犹存。此即所谓最精确、最详瞻、最新颖之人文主义也。
这篇序言说明了新人文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20世纪初的西方，科学昌盛，物质生活极大提高，但物欲横流，道德缺失，乃至人们互相残杀，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新人文主义者认为，科学本身不能解决为人之道、不能解决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因为科学与人事（包括社会）遵循不同的规律。但在研究人事规律时，也要像科学研究一样，本经验、重事实，力求精确。为求得新的立身之道，新人文主义认为应当融合东西和古今，然后折中而归一。值得注意的是，新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于西方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后，它反思了当时西方的主流思潮，提出了个人主义仍然可行，但需纠正之，改良之。
虽然，新人文主义产生的时期与我们从西方舶来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相比，甚至还要晚近一些，但在当时中国极度黑暗、混乱的形势下，《学衡》所主张的新人文主义不仅抵挡不住由胡适、陈独秀们的《新青年》发出的狂飙，更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来的马列主义及中国革命的浪潮中，迅即被湮没了。《学衡》创刊于1922年，停刊于1933年。胡先骕在1949年后，甚至因此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批判的靶子。
但是，当革命的硝烟散尽之后，人们却发现，许多我们当作革命对象铲除的东西、我们激昂慷慨“批倒批臭”的事物，又一一回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许多被我们认为是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而深恶痛绝的东西，竟又成了人们追捧和艳羡的对象。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余音犹在，孔子学院的招牌已作为中国崛起的象征打遍世界。这一切逼使人们再一次反思：中华文化的根基到底是什么？ “创新的文化”究竟新在哪里？……如果我们不仅仅从某种现有的结论出发，不仅仅从某类具体的价值观出发，我们会发现，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许多先辈们曾经争论过的问题，实有重新思考的必要。对于胡先骕的认识也同样如此。
胡先骕与胡适的争论集中在中国的文字、文体及文学方面，但辩论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远不止于此。在文学批评中，胡先骕恪守的原则——中庸之道不仅源自孔子的儒学，也来自新人文主义。胡先骕在《评〈尝试集〉》中评述了古今中外的浪漫派诗后指出：
胡君之“权威”、“你莫忘记”……等劣诗，要之趋于极端之弊耳。纠正之道若何，言笃守中庸之道而已。希腊哲学家言中庸，孔子言中庸，佛言中道。非仅立身处世则然，即于美术（泛指文学艺术——笔者注）亦莫不然也。白璧德教授云：“凡真正人文主义（Humanistic）方法之要素，必为执中于两极端。其执中也，不但须有有力之思维，且须有有力之自制，此所以真正之人文主义家从来稀见也。”……又云“以抛弃制限之原理之故，彼富于感情之自然主义派，终将非议人类天性中所有较高之美德与解说此美德之言辞。至最终所剩余者，仅有野蛮之实用主义（Pragmatism）而已”。
现今，在文学艺术中我们关注的往往是情感的因素，是美的表达，这里是否还需要理性的分析和指导？对此胡先骕是肯定的，他曾引用安诺德（Matthew Arnold）之语，称前者的目的在“感动血与感官”，后者才是“感动精神与智慧”。可以想象，他对于“感动精神与智慧”的体验与认定，与他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不无关联。
此外，胡先骕肯定的理性与智慧即中庸之道。这里又提出另一问题，中庸之道对现代社会还有无积极意义？当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时候，在我们思考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时，对于金钱的价值通过虚拟的形式可以无限扩充的主张，中庸之道能否作为刹住它的一剂良药呢？
与五四时期“反传统”的主流思潮不同，胡先骕坚持新的文学创作，乃至新的文化必源自传统，由传统中孕育而出。他指出，从历史和发展上看，有价值之文学创造出自相互交织、相互融通的四种途径：
时代之思潮，每反映于文章，若影之随形，响之随声，推之于音乐艺术，莫不皆然。当一民族之勃兴也，其始虽文化苟简，然其勇往迈进奋发有为之朝气，常能自然流露。故发为歌谣，形诸吟咏者，虽技术不精，而其气磅礴，必非叔世颓废哀伤之作可比也。及其文化已孕育至以相当程度，则内蕴既富，葩发自呈，其光彩乃绚烂，可逼视焉。又或民族间交通既频，不同之文化，相互影响，激荡启发，新机骤增，于是或介绍，或传译，或创作或发扬，能使因袭陈旧之文坛，顿陈革新之气象，名世之著，遽如春笋怒发，其兴也勃焉。又或穷途则变，变而后通，苟有命世之才，必求自立之道，每能化腐朽为神奇，振庸俗为风雅，于是燕乐拔为雅奏，方音变为雅言，斯固一时风气之潜移，然亦由于三数隽才所提倡。之四途者，盖有价值之文学创造光大之所由，准诸古今中外，莫不皆然，而要以国民之文化与思想为其基础也。故欲穷究其原委，必先钩稽其文物与思潮；欲有所因革建树，亦必导源其星宿海，斯本末终始，因缘业报，厘然毕陈。探讨则如网在纲，创作亦有根斯茂。（《建立三民主义文学刍议》）
在讨论继承与创新之关系时，胡先骕更指出：
文学思想，常函局于时代与超越时代两元素。前者以时而推移，后者亘古而不变。在孔子之时，“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已为理想之生活。在今日，三者皆可不从。然“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貉之邦行矣”之语，则虽至四十世纪、一百世纪犹为可信也。勿鹜于“时代精神”Zeitgeist之名词，须知最不可恃者，厥为时代精神，以其不含永久之要素也。反而观之，“古昔精神”反较为可恃。盖去今日已远，吾人对之已无一时之狂热、门户党派之见，其短处失处不能逃于吾人之耳目，其局于时代之元素，不能强吾人之必从。吾人之景仰赞叹者，要为其超时代之元素也。（《文学之标准》）
胡先骕阐明了时代精神与古昔精神之辩证关系。在全民激奋，追求时代精神，以为新必胜于旧的态势下，指出时代精神也有其局限的一面，而古昔精神复有其坚挺之一面，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胡先骕学贯中西，融通古今，他的文化视野也因而比较开阔。他在《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开场白中就指出，天下之事，特别是思想与感情之事有时无绝对是非可言：
天下无绝对之是非，而常有非理论所能解释之事实最佳之例，莫如欧洲新旧教之争。路德之创新教也，由于教皇之苛虐，教士之横暴，教义之虚伪，与夫国家观念之发达。路德以刚毅果敢之姿，创平正通达之教。言人人之所欲言，为人人之所不敢为。无怪乎登高一呼，万众相应。一时英格兰、苏格兰、丹麦、瑞典、普鲁士、萨克孙尼、瑞士与荷兰之一部，皆靡然向风，尽从新教。平心论之，新教崇尚理智，切近人情，远在旧教之上，宜若全欧皆可为其所化矣。孰知乃大谬不然。北欧诸国，反抗旧教愈烈；南欧诸国，爱护旧教愈深。虽旧教之积恶，不得不为之涤除；然其根本，决不使之摇动……结果则除意大利、西班牙本为旧教之根据地外，法兰西、比利时、巴维利亚、波希米亚、奥地利、波兰、匈牙利复归于旧教。直至今日，虽地域稍有变更，然旧教之终不衰落，而与新教平分欧陆。将谓新教之非欤，何以解于其能成立，而风靡全欧之半；将谓旧教之非欤，则何以解于其能中兴，且将已失于新教之版图，重归于教皇统治权之下也。可知思想与情感之事，一种主张、一种运动绝无统一之可能，而其间也无绝对之是非可言也。
此段叙述是为借欧洲新教斗争的历史对比当时中国文学改革的论争，批评胡适“强诋古文，而夸张语体文”（即白话文——笔者注），将二者对立的绝对化观点。他盛赞严复、林纾的翻译，章士钊之政论文将古文的方法运用到新学中，创造了新的文体。对于中国的旧文学，他提出了从文言文出发，使之逐步现代化、通俗化的改良道路。
胡先骕身为科学家，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派的辩论中，表现了科学家特有的素质。他认为文学批评与科学一样，也有客观的标准；其次，因运用了科学的方法，即分析的方法，他的论证逻辑性强，具有细致、丰富和深入之特点。
胡先骕十分推崇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文学艺术观：“亚氏生有科学家之天性。故对于艺术，亦以科学的分析的眼光，以钩稽其原理，而首创批评之学。以科学的眼光为客观的、自外的，故亚氏认叙事诗与戏曲为诗之正宗，而谓诗为模仿技术。”（《评〈尝试集〉》）在这里，胡先骕特别强调，亚氏之模仿为模仿天然的事物与人情，而非仅仅模仿昔人之著作。
在《文学之标准》一文中，胡先骕类比科学的标准，提出文学批评也需树立标准：
文学之于今日，可谓无标准极矣。标准云者，先定一种度量，以衡较百物之大小、长短、轻重，而定其价值等差者也。标准之重要，最可见于物质界。故在文明先进之邦，靡不有标准局，各以最著名之科学家司之。……如物质科学之能造乎精微之域者，全有待于标准。若无伏特、安培之标准，电学之精微，必不能至于今日。若无缪克朗（Micron）之标准，细菌学、生物学之精微，必不能至于今日。甚至于研究遗传之变，亦必以统计之法，而得其标准中数。即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苟欲利用所谓科学方法者，亦莫不先求所以立标准之道。然则文学与艺术何可独无标准乎？
什么是科学方法？胡先骕说：“所贵乎科学方法者，非以批评之眼光，为客观之观察试验论断，不容有党同伐异，出主入奴之见搀杂其间乎。非苟电机只具五百马力，而其祖父强谓具一千马力，则虽孝子顺孙，亦不得阿顺其谬误之谓乎。今请以此精神论文学之标准。”（《文学之标准》）
胡先骕认为，文学艺术的优劣，即标准要由古今中外的名著代表之：
文学作品，或诗歌、或散文、或戏曲、或传记，苟登峰造极莫能相尚，则谓之为模范作品，谓之为classic，谓之为正宗。故李白、杜甫、荷马、但丁、弥尔顿之诗，为诗之正宗；苏封克里、亚里斯多芬尼、莎士比亚、毛里哀之戏剧，为戏剧之正宗。如此类推，至于无极。……在标志人类之言行与文学艺术之优劣，吾人不能如在物质界强定一种如安培、伏特之人为标准，则必以现实之人物名著代表之。“文学艺术之标准，诚不能精密如度量衡，然经数千百年来现实之名著与抽象之论文学艺术之著作、之示范与研几，可谓虽不中，不远矣。”
他又从人类存在共我，人性中存在共性出发，批评了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派文学：
自浪漫派兴，绝对以推翻标准为能事。表现自我，遂不惜违人类之共我，逐其偏而违其全，矜其变而厌其长，文学于是不日进而日退。故当世之务最急者，莫如本人类固有之天性与数千百年之经验而详细讨论文学之标准也。（《文学之标准》）
由此看来，在文学艺术的标准问题上，胡先骕确是继承了亚里斯多德的衣钵。而他设立标准的方法，颇似法学中的案例法。
胡适抨击章士钊等文言体的政论不能“与一般人生出交涉”；“当他们引戴雪、……引蒲莱士来讨论中国的政治法律问题的时候，梁士贻、杨度、孙毓筠们，早已把宪法踏在脚底下，把人民玩在手心里。”而胡先骕的反驳是：“今日胡君及其党徒之社会改革白话文，又何尝能‘与一般人生出交涉’，当胡君辈引马克思、蒲鲁东、克鲁巴金、托尔斯泰、易卜生以讨论中国社会问题时，彼军阀政客宁不‘把宪法踏在脚底下，把人民玩在手心里’乎？”胡先骕又在这里指出，当时政论文之无效果，实因人民（甚至知识阶级）无政治思想之故，与文章之文体，文言或白话无关。胡先骕此一论点确实值得注意，五四运动已经90周年了，白话文已成为行政、法律、文学诸方面的统一的文体，但我国的民主和法治仍未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这可能是五四的先驱们，无论激进或保守，均始料未及的吧。
对于胡适尝引但丁以塔司干方言创意大利新文学，乔叟以英国方言创英国新文学为例，以为我国也需以现代流行之方言作为文学媒介的主张，胡先骕首先从历史、政治、文字等诸方面详述了但丁等创意大利新文学、乔叟创英国新文学的经过及源流，其与中国情形之不同。文学需经文字来表达，中国文字与欧洲诸国文字最大的不同，前者为衍形文字，后者为衍音文字。衍音文字认声，认声的文字必随语言的推迁而迅速嬗变，虽然乔叟以当时的英国方言创造了新文学，但乔叟之诗已非现时浅学之英人所能读。意大利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在六七百年间，罗马时期使用的拉丁语变成了意大利语，其文字的变迁远较我国同期文字的变迁要大。此外，意大利为外族征服，罗马文化灭亡，其文化精神与意大利人民已生隔膜。当时的意大利诗人竞用异国语言，或不甚通行而又驳杂不纯的方言为诗，所以但丁选择了一种较佳、较纯洁、较近于古拉丁文的方言，即塔司干的佛罗伦斯城方言为诗，成就了他不朽的名著《神曲》。可是但丁也用拉丁文写过诗论，而且认为作哲学、科学之文仍以拉丁文为佳。
我国的衍形文字则不同，胡先骕分析了中国衍形文字的特点及优越性：自秦统一中国也统一文字始，汉语就可以应用于音调差异很大的各种方言，包括了北方方言、吴语、粤语等。衍形文字认形，它不易随语言的推迁而嬗变。且文法简单，无欧洲文法种种不自然的规律，因此也少文法上的变迁。虽然国家也数次为异族征服，但因我国之语言为单音，与入主中国民族之多音系语言大异，且在使用其字与词时，必以认形之字译其音，如巴图鲁、戈什哈之类。汉语的字形和文法不变，而以铸词作为文字增长的法门。例如，历代佛学的输入对国人思想的影响极大，也使我国的文学语言增加了无数的新名词，如菩萨、罗汉、和尚、比丘、涅槃、圆寂之类，但不能使汉字的形状和语法有所改变。所以我国文字不像欧洲各国文字之易于变迁。宋、元人的著作与20世纪初的文章从文字上相差也并不大。一些入主中原或杂居的民族，多有舍弃其自身的语言文字而同化于我国，故我国能保存数千年来文学上不断之习惯与体裁，直至今日。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即汉语可以承载巨大的信息量，不论空间上（不同的地域）和时间上（古今）均如此。胡先骕由此得到的结论是“中国文言与白话之别非古今之别而雅俗之别也”。雅俗之别是任何国家的文学中都存在的现象。他主张经过改良的文言文可用在政论、学术等方面，而比较偏于表达感情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则可用白话文。从以上的简述中可看出作为科学家的胡先骕对汉语文字、文体分析的深入和独到。
对于新文学运动，胡先骕还提出必须要有出类拔萃的作品作为代表和旗帜：
一种运动之成败除作宣传文字外，尚须有出类拔萃之著作以代表之，斯能号召青年，使立于其旗帜之下。故虽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之末流，不惬意于人心，然易卜生、莫泊桑、士敦堡格、陀斯妥耶夫斯基诸人，尚为大艺术家也。至我国文学革命运动，虽为时甚暂，然从未产生一种出类拔萃之作品。此无他，无欧洲诸国历代相传文学之风尚，无酝酿创造新文学之环境，复无适当之文学技术上训练。强欲效他人之颦，取他人之某种主义，生吞而活剥之，无怪其无所成就也，又岂独无优美之长篇小说已哉。（《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如今，新文学运动过去了近百年，除少数人还在作古典诗词外，白话文已成为中国文字、文学的唯一文体。除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风势、大势外，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作家也以他们优秀的作品造就了今天的白话文体和文学。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白话文已成为文化的普及和新思想传播的载体。然而，站在21世纪的新高度，我们反躬自问，近百年来汉语文学产生过哪些出类拔萃的作品？在抛弃文言文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失去一些思想和文化的精华？在我们写作的过程中，是否意识到白话文的表现力还有所欠缺？……而恰恰是这些，都是“保守的”胡先骕们曾向我们提出过的警示。
胡先骕是一位植物学家，一位科学家，但他又是一个自觉的人文主义者，反对唯科学论。他认为在人类认识史上，科学与宗教、哲学间虽互有影响，但也是相互独立的。“近人每不知宗教与科学为两事。实则除宗教之仪式与迷信外，二者毫不相冲突。吾人虽知创世纪之荒诞，六道轮回、天堂地狱之虚无，然佛教与基督教之精义，仍不以科学发明而动摇也。”“科学之为害，始于昔日教会之压抑思想之自由。彼具爱智之精神者，一旦既获思想之自由，脱宗教之束缚，遂举宗教与人文主义之精义，一并而推翻之，则所失大矣。”他还特别反对将生物学中的进化天演学说引入人文学科。“吾以为文人误用科学最甚者莫如天演学说。吾身为治生物学之人，然最恶时下少年所谓十九世纪为生物学之世界之说。自达尔文‘物种起源论’行世之后，证明创世纪之谬妄，而人类为由下等动物所演进。与夫物种之繁殊，由于生存竞争之激烈，物竞天择之效用，固矣。然此不过科学上之大发明，舍破除数种无根之见解外，固不必影响于一般之人生观也。”（以上所引均见《文学之标准》）可见他也是不赞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从以上对胡先骕人文思想的简略介绍中，可见到他对社会、人生、文学、科学等诸方面的观点，均与吴宓在《序言》中宣示的新人文主义要旨层层相扣，遥相呼应。重新提出这些早在90年前被新青年们摒弃的观点，除现实的召唤外，还有两个值得指出的原因。其一，有些问题属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它们会永远在爱智者的头脑中回旋，像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生命的意义、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等等。其二，争论双方所持的观点，往往就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像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等。一对矛盾有其对立的一面，即一分为二；但它们也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相辅相成，即合二为一。当矛盾未解决时，矛盾的双方必同时存在；当矛盾解决时，矛盾的双方又同时消失了。过去，我们往往凭主观的价值观否定后者，这使我们的认识陷于片面，时常反复而不得深入。
胡先骕与东南大学的教授们一起创办《学衡》时，还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当时他还不到30岁。除在植物学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外，他对于政治、经济、教育，特别是语言、文学诸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不仅在刊物上发表评论，也创作了不少古典诗词。他特立独行，意气风发，敢于挑战权威，也敢于逆潮流而动。这不仅因为受到西方教育的熏陶，也与他的天性和资质有关吧。
但是，即使在1949年之前，胡先骕已逐渐意识到，他与胡适等在社会思潮、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辩论，往往受到其他方面的干扰而脱离了学术争论的轨道。而这种情况正是其本人极不愿看到的。在与胡适谈及过去的论战时，他说过：我们都错了，都把社会上的政治之争当成了学术之争。这种感悟促使他自觉地回归到一个纯粹的植物学家。这一回归大致始于1946年再次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时，经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基本定型了。回归并不意味着为考虑自身的安危缩进了纯粹科学的象牙塔，只是他已深切地体认到，当时中国还没有形成自由讨论人文问题的社会环境。但科学家必须坚持真理，这是作为一名科学家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仍能独树一帜，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支持摩尔根学派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文革”的疾风暴雨骤然而至了！起初，胡先骕对眼前的一切反应很平和也很从容，没有恐惧、抱怨，也不觉得接受不了。据子女们分析，他能有如此平静的心态，首先，可能由于心中坦然，不怕揭发；其次，历次运动，几经折腾，对粗暴和侮辱有了一定的免疫力；最后，从揭发出的“牛鬼蛇神”之多，看出这场灾难和反右一样，是中国的一劫，并非个人问题。因此他应对检查交代、自我批判并不觉吃力。此时，他唯一愿做的事，也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编写《中国植物志》了。在写检查交代、接受批判之余，他仍然十分认真地研究分类学，坚持撰写植物志。但“文革”对他情绪的破坏、身体的摧残却是十分严重的。
“文革”开始后的一年左右，所里某些人勒令他停止研究，收缴了他所有的资料和稿件。这对胡先骕是致命的一击。因为他早已失去让思想自由驰骋的空间，因为他已自觉地退避到自然科学的一隅。现在，他倾注了一生热情的科学研究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唯一理由。从此，他整日茫茫然，显得十分失落。他几次对老妻哀叹说：“我真成了个废物，什么事都做不了了！”1968年7月15日，所里的当权者又勒令他次日到植物所长期集中，接受审查。他因多年卧病，随时需要家人的照顾，对集中居住感到焦急、绝望和不知所措，当晚睡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胡先骕的逝去，让他的后人感到人情的极度冷漠，也让我们不禁哀叹：国人为何如此不珍惜自己的天才啊？
斯人已去，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历史是无法阻断的。让我们站在新的起点，重新审视胡先骕的人文思想和他对植物学的杰出贡献。
致谢此文得到胡先骕哲嗣、北京大学胡德焜教授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汤彦承教授的悉心指导，作者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参考文献：
［1］波波夫斯基：《瓦维洛夫案件》，闻一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2］樊洪业：《胡先骕“朽”木逢春》，《科技中国》2006年第7期。
［3］胡启明：《胡先骕对中国现代植物学之贡献》，载《纪念胡先骕诞辰115周年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
［4］胡先骕：《植物分类学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
［5］《胡先骕文存》下卷，台北：中正大学校友会，1996年。
［6］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7］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8］汪国权：《水杉的发现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
［9］薛攀皋：《“乐天宇事件”与“胡先骕事件”》，《院史资料与研究》1994年第1期。
［10］斋藤清明： 《水杉——昭和天皇喜爱之树》，中央公论社（日文），1995年。
（原文载于《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第2期，第107—124页）
[1]黄且圆，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
[2]现多译为亚里士多德。——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