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丁斯基哲理抒情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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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个体同质化的社会内涵

库普列亚诺夫认为,巴拉丁斯基早期的哲理诗《致杰尔维格》(1821)、《两种命运》(1823)、《真理》(1823)和《头颅》(1824)是以“抒情主题的逻辑发展”注129为基础的。个体遭遇以共同理解的形式体现出来,热烈的情感与冷静的逻辑思维相结合,力图对激情与冷漠、谎言与真理、生存与死亡进行概括性的哲理思考。在《致杰尔维格》中诗人写道:

注129Купреянова Е.Н.Е.А.Баратынски // 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Полн.собр.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Л., 1957, с.28.


亲爱的朋友,把手伸给我,

让我们一同走向死亡之门,

邪恶的命运枉然地将

可怕的灾难向我们抛掷。

曾记否,在忧伤的日子里,

你第一次得知我的幽居之处?

曾记否,我与残酷的命运

抗争,几乎精疲力竭?

我渐渐死去——多亏你用高尚崭新的

希冀让我的心灵重新鲜活。

你带我走进美好的缪斯之家;

和你们共同分享闲暇时光,

我是否感到缪斯铅般的重负,

是否在她面前低眉顺眼?

有时你自己也满怀哀伤,

但为什么?不急于向我倾诉?

难道友谊不是总能

或多或少缓解忧愁?

被盲目的命运所遗忘,

我们故意彼此激怒命运。

友谊重复着神圣的誓言,

无畏地直视命运的眼睛。

噢!请相信我,无论命运如何相逼

坚守于一向的抗争

我的心不知畏惧,

我的心永不改变!

亲爱的朋友!无论上帝是否允我

某日卸下忧虑的桎梏,

愉快地望一眼光明的世界,

抑或依旧对我严惩不贷,

我永远属于你。无论晴雨,

你都是我心灵的判官,

你让我幸福的日子加倍,

不加分享的幸福难以完整。

在苦难的日子里我知道

向谁寻求沉重命运的同情;

在生活的道路上还有何胆怯?

带着愉悦的希望前行。

再容我许一个愿:

向命运祷告,

让我从此成为你的全部,

而你早已是我的一切。注130

注130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33.


在巴拉丁斯基的作品中,这是相当有力量的一首诗,独特的韵律形式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巴拉丁斯基在自己充满内在戏剧性的创作中首先追求词语意义的表现力。巴拉丁斯基诗歌中的每一个用词都具有厚重的分量和深远的意义。……巴拉丁斯基的诗歌经常以独特的音调爆破收尾:独特的诗歌形式,格言式的警句。”注131如在《致杰尔维格》中以下列诗句结尾:

注131Тобин И.М.Тревожноеслово:опоэзии Е.А.Баратынского.М.,1988, с.59.


向命运祷告,

让我从此成为你的全部,

而你早已是我的一切。注132

注132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33.


不同于中国诗歌“道成肉身”的道德指向,巴拉丁斯基的哲理诗始终坚持“肉身成道”的个体同质化路线。这首诗将“你”“我”复杂的思想情感,上升到普遍意义上的人与命运的抗争,同时也指出了诗歌(缪斯)在社会巨变中给人带来的力量。

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在巴拉丁斯基面前出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诗歌自我意识问题。当时人们被深深的绝望和沮丧情绪所左右,巴拉丁斯基继续坚持诗人崇高的道德责任感,认为艺术在支持人们心灵的坚强与勇敢、反对日益嚣张的反动气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巴拉丁斯基写道:“我们要坚定地完成我们的生命业绩。天赋即使命。无论阻力有多大,都应该完成它,而最主要的阻力是沮丧。”注133巴拉丁斯基在1832年6月给基列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俄罗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野,我们无私的劳动将证明思考的崇高道德性。”注134显然,诗人把创作的伦理高度与无私奉献相关联。在他看来,艺术不是游戏,“诗歌对于我来说不是自娱自乐的享受”注135。巴拉丁斯基相信艺术的巨大生命力,“它在生活的困苦中安慰我们。表达感情意味着解决感情、掌控感情。这就是为什么最忧郁的诗人依然能够精神抖擞”注136。这种思想与巴拉丁斯基本人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最困难的社会和个人条件下巴拉丁斯基作为诗人能够保持内心的勇敢。有关艺术、诗人和诗歌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在巴拉丁斯基的诗歌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写道:“在文学史的土壤上我们展开历史的哲学思考。”注137

注133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149.

注134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245.

注135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185.

注136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315.

注137Дильте В.Сила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воображения: Начала поэтики // Зарубежная эстетика и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Ⅺ Ⅹ-Ⅹ Ⅹ вв.:Трактаты, статьи, эссе.М.,1987, с.138.

巴拉丁斯基擅于从爱情诗中提炼出哲学主题,不仅在情感领域体现人类心灵的相互隔阂与孤立,而且还将其扩展到思想领域。在《沮丧》一诗中,诗人表达了寻求另一种体系的徒劳:


但这又如何?我徒劳地希冀忘乎所以地生活…… 注138

注138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роза.Письма // Сост.и прим.В.А.Расстригина.М., 1983, с.63.


无法“忘乎所以地生活”充分表达了人类心灵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孤立与封闭。

巴拉丁斯基认为,在享受思想、知识和理智的狂欢时需要孤独,在《致格涅季奇》一诗中诗人写道:“我独自享受内心的狂喜。”注139在后期的《高脚杯》中,诗人甚至认为孤独感是成为先知必不可少的特质。传统派(包括普希金)认为,只有深入民间才能未卜先知,可巴拉丁斯基认为,只有和民众相脱离才能先知先觉:

注139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роза.Письма // Сост.и прим.В.А.Расстригина.М., 1983, с.44.


从今往后我自斟自饮!

不是在喧闹的人群里,

而是在沉默的沙漠中,

先知找到了崇高之光!

不是在爱好交际的

枉然无益的娱乐中,

而是在孤独的陶醉中,

黑暗从他的眼底飘落!注140

注140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роза.Письма // Сост.и прим.В.А.Расстригина.М., 1983, с.139.


巴拉丁斯基绝不是描绘孤独感的唯一诗人,但他的孤独感却是最强烈的。无论是革命前的研究者还是苏联时期的学者都公正地认为,巴拉丁斯基悲观厌世的世界观与19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严酷的社会生活环境相关。在库普列亚诺娃、梅德韦杰娃和穆拉维耶夫等人的研究中,探讨了巴拉丁斯基悲观主义人生观形成的历史原因。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对于巴拉丁斯基而言是一道鲜明的分水岭,决定了他后期的思想和创作特征。在30年代他对无法在俄罗斯创作政治信仰诗感到惋惜。在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之后,巴拉丁斯基更加不相信社会变革可以克服人们在世界的孤独感。他一度与“爱智协会”接近,这是莫斯科一个属于欧洲浪漫主义的哲学流派,反对启蒙思想。巴拉丁斯基诗歌在当时文学流派中的地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巴拉丁斯基偏好理智和分析,偏爱警句风格,很容易被归入古典主义文学范畴。但是不必夸大巴拉丁斯基和古典主义之间的联系。普列特涅夫早在19世纪20年代初就发现了巴拉丁斯基在文学生活中的独特地位,认为不应该把巴拉丁斯基划归到与古典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为敌的行列。但诗人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不是三言两语可说清楚的。即使在浪漫主义占主导地位期间,巴拉丁斯基的思想还是受到了拜伦主义的影响: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他创作了不少受到这位英国伟大诗人影响的诗歌,如《瀑布》、《离开》、《海浪》、《签名》等,它们都具有独特的情节、主题和修辞。从1827年开始,巴拉丁斯基的浪漫主义诗歌发生了转变,与“爱智协会”的相遇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点,既在正面,也在争论性层面。

与其他同时代的诗人相反,巴拉丁斯基并不看好十二月党人所从事的事业,尽管他与很多十二月党人的私交甚笃,与丘赫尔别凯更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反对专制的独裁统治,也极其同情俄罗斯政治改革,但从未因此而转变立场,成为一个革命者。与在特定政治环境下形成特定性格的诗人普希金、维亚泽姆斯基、达维多夫和亚济科夫相比,巴拉丁斯基拥有完全不同的特质。他甚至反对达维多夫带有浓厚论战色彩的文学观。巴拉丁斯基不同意十二月党人的启蒙思想,也反对其提出的口号:“文学的任务是进行革命宣传。”Рылеев.Полн.Собр.Соч., т.2, М.,1956, с.120.普希金曾对雷列耶夫的名言“我不是诗人,是一个公民”Рылеев.Полн.Собр.Соч., т.2, М.,1956, с.84.进行过反驳,雷列耶夫继而在一封信中半开玩笑地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公民雷列耶夫不明白诗人巴拉丁斯基的职责。”Рылеев.Полн.Собр.Соч., т.2, М.,1956, с.95.

就像绝望一样,巴拉丁斯基的抒情诗中的内省与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充满痛苦的内省不同,具有一种冷眼旁观的特质。巴拉丁斯基经常提到“内心深处的黑暗”、“疲倦”、“寒冷”、“觉醒”、“忧郁”,以及“发自内心的抽搐”这些词,他认为,性格在此不起作用。灵魂的疾病是一种意识状态,原作上是不可逆的。而拜伦主义者则认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可以改变绝望之人的性格,因为环境决定性格。

巴拉丁斯基很早就开始描述幻灭感,奥涅金似的主人公感觉不到这一点。巴拉丁斯基更多地关注永恒的秩序,而非社会秩序,他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哲学领域,而非社会问题。由于这个“变化的世界”充满相对性、不确定性,他为此深感苦恼。在他的诗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旨在超越当下此间现实而转向远方彼岸永恒之心灵的漂游与求索,那种一心要摆脱尘世物象的缠绕而对存在本相之真谛的神往与寻觅”周启超:《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巴拉丁斯基对真理经常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如果是绝对的,那就是不幸的。他曾提到:“在瞬间之后我无法预料到另一个瞬间……做一个安静的无知者我非常幸福”注141(见《回忆》,1820年);“从小就渴求幸福,/但还是缺少幸福,/或许在生存的沙漠中,/我永远得不到它?”注142(见《真理》,1820)。此处诗人对幸福的理解等同于对真理的寻求。“30至40年代巴拉丁斯基诗歌的主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早期的哲理诗表达了对世界的普遍不满。在30年代不满转化成怀疑的基础。”Альми И.Л.Вераи любовьвпоэтическом мироощущении Е.А.Баратынского // О поэзииипрозе.СПб,2002, с.499.对于理性和真理的怀疑还反映在有关思想与语言相互关系的理解之中。巴拉丁斯基在一封信中提到思想是“隐形的毒药”,不幸与日常生活相伴,幸福由感情直接赐予,逐渐体现在感情和思想的矛盾中。诗人在思想与词语的等值中看到了诗歌不可避免的悲剧特点,因为词语是思想的符号。例如诗人在《除了思想还是思想!……》一诗中写道:

注141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роза.Письма // Сост.и прим.В.А.Расстригина.М., 1983, с.46.

注142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роза.Письма // Сост.и прим.В.А.Расстригина.М., 1983, с.26.


除了思想还是思想!可怜的语言艺术家!

啊,思想的献身者!你难以忘却;

人与世界无处不在,

还有生与死,还有赤裸裸的真相。

雕刻刀,管风琴,画笔!

爱好感官艺术的人无比幸福,

不要跨越它的界线!

在世俗的宴会上他兴高采烈!

但是,思想,锐利之光!

面对你,如同面对出鞘的宝剑,

尘世的生活黯然失色。注143

注143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315.


诗人认为,以感情为基础的其他艺术可以忘却思想,继而创造幸福,如“雕刻刀、管风琴、画笔”等。对于巴拉丁斯基来说,内心的反省等同于心灵的疾痛。早在1816年他就写过“病态的心情”。病人的形象是《觉醒》(1821)一诗的中心形象,“患病的心灵”、“忧伤的灵魂”、“生病的灵魂”、“病态的生活”等类似词语都是他不同时期诗作中的经典表达,如在《诗歌将医治生病的灵魂》中诗人写道:


诗歌将医治生病的灵魂,

神秘的和谐之力

将弥补深沉的迷惘,

平息狂暴的激情。

歌手的心灵和谐律动,

摆脱了一切忧伤;

神圣的诗歌将赐予

崇拜者纯美与安详。注144

注144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роза.Письма // Сост.и прим.В.А.Расстригина.М., 1983, с.92.


在《祷告》中诗人写道:


天神啊!请抚慰

我的患病的心灵!

我在尘世间

迷失与忘却,

请赐予心灵

通往你严酷

乐园的力量。注145

注145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121.


在《致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中诗人写道:


但是忧伤的灵魂不能治愈,

心情压抑沉重,

我们痛苦地号啕大哭。

如此,我们心灵的偶像,

我们悲伤地送她前往

最好的地方,最好的世界。注146

注146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78.


由此产生了与之相呼应的形象——“心灵的愈合”。巴拉丁斯基赋予心爱的女人“心灵医生”的作用,期待她来拯救病态的思想,这在以往的爱情抒情诗里还未曾出现过。(如《致某先生》,1820;《她》,1827;《甜蜜的悄悄话在哪儿》,1830)

巴拉丁斯基早期作品的主题之一便是对幸福和快乐的看法。他认为,幸福是“童年充满活力的感觉”,是“充满希望的甜蜜”,是“生活的财富”。幸福与知识和经验无关,只有“盲目的心灵”才会相信幸福。幸福与憧憬、梦境与幻想密不可分。由于人类自身的不完美,幸福不可能存在。

当然,不仅早期的巴拉丁斯基,即使晚年的巴拉丁斯基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人为地给他的思想设计出一套哲学体系是枉然的,但要否定巴拉丁斯基特有的、深刻的哲学观更是徒劳的,无疑在其早期创作中就形成了这一基础。巴拉丁斯基既反对巴丘什科夫的美学思想,反对个人主义,也反对拜伦提出的个性完全自由和个人权利至上的观点,在后期他对个体与熟悉的生长环境相融洽的自然哲学观提出了质疑。在巴拉丁斯基早期的抒情诗中,便出现了生命的偶然性主题。巴拉丁斯基一生共写过三首致杰尔维格的诗,在其中的一首《致杰尔维格》中,为人类攫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他只部分地完成了任务。人类无法到达天堂这一点表明了上帝天性的缺陷,吝啬的上帝对人类漠不关心,不愿与人类分享快乐:


偶然的生活世俗地、

粗暴地征服了我们。注147

注147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1.


人类生命易逝的主题在巴拉丁斯基的抒情诗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谈论日常生活的消亡:人们总是“病态地度过命中注定的时光”(《致杰尔维格》)。在不同时期的诗歌中使用相似的不同寻常的句式:“明白短暂时光的价值吧”(《善良的建议》),“我在那里寻找永恒的春天”(《荒芜》),无论欢乐与忧伤,“一切都将过去”。如在《欢乐与忧伤手挽着手》中诗人写道:


欢乐与忧伤手挽着手,

沿着生活之路向前走。注148

注148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роза.Письма // Сост.и прим.В.А.Расстригина.М., 1983, с.73.


在《尽情享受吧:一切都将过去!》中诗人写道:


在无常的尘世,

公正的上帝赋予

快乐与忧伤

相同的翅膀。注149

注149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83.


在巴拉丁斯基早期的爱情诗中既已呈现人与世界的哲学观,这些作品中的诗人并非爱情的歌唱者。巴拉丁斯基自己也竭力宣称,他并非法国诗人帕尔尼(1753—1814)风格的继承者。在《致维亚泽姆斯基》中诗人写道:


我与帕尔尼非亲非故,

他全然不是我的教父。注150

注150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54.


巴拉丁斯基早期的爱情诗分析的对象不是个人的生活事件,而是人类生活的普遍规律,由出其不意的“命运的微笑”或“爱情的誓言”所承诺的幸福往往会变成泡影(见《絮语》、《分手》、《觉醒》)。诗人并非拒绝普遍的幸福,而是求证幸福,这反映在他的天才之作《觉醒》中。此处的怀疑与性格和具体的环境无关。的确,可以假定,女主人公之前的冷漠促进了诗人的“觉醒”,但这种暗示并不明显。诗人所怀疑的并非爱人的山盟海誓,而是爱的宣言以及爱情本身。诗人不再相信“柔情蜜意”、“海誓山盟”、“爱的温馨”,为了强调这一点,诗人重复了两次:“我不再相信……”

在《觉醒》中所呈现的并非对所爱之人的怀疑,而是对爱情本身的怀疑。“背叛”一词所指向的并非女主人公,而是“一场旧梦”。而且不仅爱情是虚幻的,梦的界限进一步扩大。“梦境”、“沉睡”既吞噬了过去,也掌控着现在:


我在沉睡,睡得酣甜吴笛:《世界诗库:俄罗斯东欧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第117页。


“梦境”构成了《觉醒》的形象结构的基础。诗人乞求“别把病人从沉睡中惊醒”,诗人的怀疑坚决而彻底:曾经的恋人与现如今的朋友都是虚幻的梦境。

幸福爱情的虚幻性也是《吻》(1822)一诗的主题。女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所赐予的“吻”变成了“幻想”、“欺骗”与“梦境”:


无论清醒还是入睡——

我都梦见了你,梦见了快乐!

然而幻境消失,幸福逃逸!

陪伴我的唯有爱情和倦怠。注151

注151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36.


“梦境”作为“虚幻”的同义词在巴拉丁斯基的诗集中出现过数十次。在《生活之路》(1825)一诗中以“金色梦境的储备”来象征人们的生活财富:


美好命运打发臣民、

狂妄的我们

踏上生活之路,

给我们已知的金色梦境的储备。

岁月的邮政马车飞快地把我们

从一个驿站带往另一个驿站,

我们用那些梦境

支付生活的旅费。注152

注152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роза.Письма // Сост.и прим.В.А.Расстригина.М., 1983.с.43.


与“梦境”相近的词还有“幻影”、“梦幻”,诗人在《表白》一诗中写道:“嫉妒的幻影也从心灵中消散。”“爱情的梦幻”、“往日的梦幻”、“年轻的幻影”这些短语经常出现在巴拉丁斯基的抒情诗中,他所对比的并非“高尚与卑微”,而是“梦幻与现实”。

《表白》一诗中“爱情的梦幻”转变成对爱的冷漠的普遍规律的清醒认识。诗人在独白中预见到未来与另一位女子的无爱的婚姻,虽然这一切还未成为现实,但是想象中的经过周密安排的婚姻却远比过往的甜蜜的初恋来得真实。无怪乎诗人列举了出现在他脑海中的细节:“在教堂里站到她的身旁,/并且把她称为我的新娘,/这消息定会传到你的耳畔。”巴拉丁斯基把情感命运,而非个人命运作为描述的中心,由此对情感背叛事件中的责任问题提出了新见解。他认为个体没有权力支配自我,并非个体的独特性格和命运,而是最平常和最大众化的“时间的流逝”扑灭了爱情的火焰:“漫长的岁月在别离中流逝。”

巴拉丁斯基的创作不仅在普希金时代的文学框架中发展,而且在实质上日趋成熟和完美。诗人隐藏自己的客观生活环境,以空前的真诚,勇敢地暴露思想,这一点与普希金等人截然不同。普希金认为,不应在抒情诗中过分地袒露思想,不应带着绝望,而应怀着理想和信念与读者交流。在《科洛姆纳的小屋》中普希金写道:


怡然自得时,谁完全驾驭着文字,

不给思想以自由的空间

谁的心昏昏欲睡,谁的心备受压抑

刹那间听到蛇沙沙的响声,

无奈的是,谁爱说话,谁就拥有……

转瞬间,变成了恶魔……我喝着忘川河水

医生剥夺了我忧郁的权利,

到此吧,请求你的宽恕。Пушкин А.С.Полн.собр.соч, в17-ти т., т.13, Л.,1937, с345.


19世纪初的俄罗斯浪漫主义诗人普遍认为,不应在抒情诗中过分表达深奥抽象的思想,巴拉丁斯基突破了浪漫主义的界限,把抒情诗中的自我揭露发挥到了极致,开创了在抒情诗中充分自由地表达思想之路。他从来没有让“瞬间沙沙作响的蛇”沉默,所以几乎可以同时既创作出闪亮优美的关于诗歌、爱情、信念等的诗集,又创作出充满悲观、消极的深奥的诗集。然而,诗中的自我并非源于诗人自身,而是基于对民族和人类命运深深关怀的人形符号,因而诗歌的揭露就不再只是个体的抒情,而具有了社会和道德含义。巴拉丁斯基的抒情哲理诗在爱情的背景下,借着分分合合的话题,让抽象出来的爱人与幸福、嫉妒、命运等一系列隐喻在诗中对话,不带感情地暴露出人生的悲苦和现实逻辑的荒谬,却始终没有放弃诗意的憧憬,虔诚地信仰诗的力量,将诗人比作上帝,相信诗的力量能够纾解心灵、解救人类的命运。与早期的爱情短诗相比,巴拉丁斯基晚期的诗歌变得愈加复杂起来。

金斯堡认为:“晚期的巴拉丁斯基是一位个性化的诗人,综合了各种矛盾。他的诗歌从单一层面变为多层面,相对地具有象征性。”Гинзбург Л.Я.О лирике.М.,1998, с.80.巴拉丁斯基晚期诗歌的多层次形象性是因为必须传达对世界智慧理解的过程。他的象征是理智的象征,在他的玄学诗歌的坐标体系里,象征是手段,而非目的,而且要理解其中深意不仅读者而且作者都必须不懈努力。因此要理解巴拉丁斯基的诗歌,尤其是晚期诗歌,便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诗歌主题进一步丰富,流放的经历使诗人的心走向更加遥远的天地,而基于个体情感的爱情短诗早已无法容纳诗歌的力量,诗歌的抒情主体从个体人物逐渐变成人物群像或者自然景象,而抒情对象也从个人转变成开阔的时空。这并不意味着诗歌转入了“无我之境”,正好相反,巴拉丁斯基写景诗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空间。爱泼斯坦在谈到巴拉丁斯基的创新性时指出:“(他)首次将被文明征服的自然界衰败的主题及相应的人本身心灵枯竭的主题引入诗歌创作的中心。……巴拉丁斯基把后来在叶赛宁、特瓦尔多夫斯基、鲁布佐夫创作中得到广泛传播的主题引入了俄罗斯诗歌:四处流浪、饱经风霜的主人公回到故土,希望与自然界的生活、与祖宗的传统和谐一致。”注153巴拉丁斯基诗歌中的故乡也就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意味。

注153Эпштен М.Н.Система пезажных образов в русско поэзии // Природа, мир, таниквселенно...М.,1990, с.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