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干起了一件“傻事”
28年前，在年届花甲之际，作者干起了一件现在回想起来似乎相当犯傻的事。作者花了约4年时间，阅读了百科全书上有关上千名中外各类杰出人物的条目、传记、年谱、回忆录等资料，力图从中归纳、设计出一种中外杰出人物群体的相互比较研究模式。作者第一步是从中归纳出大约100个需要和可以相互比较的项目，其中一部分项目是不能用数量表示的，另外一些是可以用数量表示的。第二步是设计出一种信息卡，这种信息卡通过不断的改进，将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比较的项目的内容、标准和方法都尽可能地规范起来。第三步是为每一个杰出人物群体选择样本。以史学家与考古学家群体为例：西方的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3—约前425）、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4之后不久）到法国的F．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英国的I．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共选了62名；中国的从司马迁（公元前145—?）、班固（32—92）到夏鼐（1910—1985）、谭其骧（1911—1992），共选了38名。以物理学家群体为例：西方的从英国的W．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544—1603）、意大利的G．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到美国的S．温伯格（Steven Weinberg, 1933—），共选了127名；东方的从印度的C. V．拉喇曼（Chandrasekhara Venkata Raman,1888—1970）到中国的丁肇中（Samuel Chao Chung Ting, 1936—），共选了8名，总数为135名；另选取中国物理学家64名，作为上述135名世界杰出物理学家群体的对照系。这样，迄今为止，我们已选取了从思想家、哲学家、宗教活动家、表演艺术家、新闻工作者等26个群体的第一批样本约3060名（其中孔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牛顿等大师，往往在2个或2个以上群体中重复出现）。第四步是将这些杰出人物样本的有关项目内容一一填入信息卡的相关栏目。例如，对于奥地利音乐家W. A．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脱颖而出年龄/岁”一栏应填写“7”；对于汉朝开国元勋之一的韩信（约公元前231—前196），“帮助最大者”一栏应填写“萧何、夏侯婴”；对于进化论的主要奠基者C. R．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对立面人物”一栏应填写“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W．汤姆孙（Lord Kelvin, William Thomson,1824—1907）和英国工程师F．詹金（Fleeming Jenkin,1833—1885）”。对这些填写都一一给出注释，写明根据和出处。这样的注释，有时一张信息卡要写十几条。将各个群体的各个项目内容分别填入相应的信息卡后，再根据设计好的软件，将它们输入电脑，即可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
为什么要开展中外杰出人物群体的比较研究？
我们之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开展中外杰出人物群体比较研究，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1）杰出（顶尖）人才资源是推动人类历史和社会前进的主要原动力。显而易见，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的培养和这类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当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迫切需要对之开展研究，特别要研究他们的成长规律和经验。
（2）继续停留在对杰出人物的个案研究上已不够了，必须同时开展群体研究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比较研究，否则容易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人才问题的群体研究艰难复杂，但与100年、50年以前相比，研究条件已有很大的改善，各个领域数以千计的杰出人物的传记、年谱、回忆录等资料都已问世，网上也能获得可供研究参考的资料。科学史告诉我们，一个学科，当原始资料和考察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进行综合。综合往往会引发质变，从而推动学科的发展和前进，使人们从中提炼出具有科学价值和普遍意义的东西。
（3）要开展中国与外国杰出人才之间的比较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1989—1990年作者做了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发表于《教育研究》1991年第1期），发现太湖流域人才之盛甲全国。但不久作者就感到，在国内比来比去，意义不是很大，就下决心跨出去，拿中国的太湖流域与西方人才出得最多的地区之一——英国的苏格兰做比较（此文摘要发表于《中国科技论坛》1996年第4期）。这一比较使作者的视野豁然开朗：我们要研究杰出（顶尖）人才的培养问题及这类人才的开发利用问题，似离不开这种比较研究方法。
（4）“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本《居里夫人传》和一本《爱迪生传》启发、引导了多少学子走上最后成为杰出人物的成长道路。如果我们通过研究数以千百计的像居里夫人和爱迪生那样的世界级成功者个人的成长经验、各行各业世界级成功者群体的综合的成长经验，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比较研究，就会对孩子们的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对他们的志趣培养和职业选择提供切实的帮助），也会对孩子们的家长和老师产生一定的影响！
筚路蓝缕——一门新的学科分支的诞生
这是一项披荆斩棘的筚路蓝缕性质的工作，需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求真精神。经过十几年的惨淡经营，我们已撰写成“中外杰出人物群体比较研究”丛书。在这套丛书里，我们只尝试比较研究下列几个项目：地区（国籍）分布、部分民族分布、家庭背景、兴趣萌发、立志、脱颖而出、成果旺盛期、人才群、磨难、兴趣爱好、精神与品德、性格与作风、特长与不足、帮助最大者。我们认为，在我们所列的100个项目中，如果其中有1/3的项目出了专著，这门新的学科分支便可称得上是“初具雏形”了；如果有2/3的项目出了专著，这门新的学科分支便可称得上是“趋于成熟”了。1992年，作者将这门新的学科分支取名为比较人才学，也获得了一些专家的认可。从1992年到1998年，作者先后在几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论文时采用了这个名字。十余年来，我们通过互联网了解，也通过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打听，究竟有没有人在从事类似我们这样的人才群体的比较研究。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猜测，这主要是因为这项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和知识面极其广阔，加上从事这项工作又必须在浩繁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做大量的统计分析，再进而做比较研究，难度之大，使人望而生畏；更多的人则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这样去做。
初生的婴儿有点“丑”
一门新的学科及其分支的构建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例如，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构建就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由于科技的进步，比较人才学的构建很可能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新生的学科有如初生的婴儿，刚出生时都有点“丑”，也就是说，存在许多不足。我们现在写的这套丛书，不可避免地也是这样。例如，由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跨度都非常之大，按理，在做统计分析时，取样应尽可能照顾到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的代表性，适当多取一些。但是，这件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却何其难也！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第一批样本一共选取了约3060名。这3000多份样本分为26个群体，各个群体也就只有百名左右，这从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要求来看，当然尚显不足，有待进一步扩充。这多少有点像医学方面的许多研究，限于客观条件，一开始往往也只能取得为数很有限的样本（如30个病例），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才能收集到更多的样本，从而让统计分析逐步趋于完善。但是，新生的学科正像初生的婴儿一样，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看起来，招人喜爱。作者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的批评意见，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它、完善它，让这个初生的婴儿更健康、更快地成长起来。《世界文明史》的作者W．杜兰（Will Durant, 1885—1981）曾经说过：“因为论述范围广，错误的概率也就多，因此，任何人要把他的精力放在历史综述上，势将变成悲剧的箭靶，受到无数专家学者围攻与抨击。”“古埃及大臣普塔霍特普（Ptahhotep，活动于公元前2400年）就说过：‘最笨的人才无所不谈。'”作者的研究所涉及的面可能比W．杜兰特的更广（他的巨著只写到拿破仑时代），因此，谬误肯定不少，竭诚欢迎大家毫不客气地多多指教。请相信作者有接受批评的自觉和胸怀，谢谢大家。
缪进鸿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