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阅读好时代特征（一）：社会转型
纵观历史，大凡阅读状况良好的时代，往往会是社会转型期。
大家知道，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激荡、文化繁荣的时代，也就是一个转型时代，是从诸侯分封制向封建制转型的时代。当时各种学说层出不穷，儒家、法家、道家、兵家、阴阳家、名家、墨家、杂家、纵横家，百家争鸣。尽管当时的书籍还只是竹简、木简、绢帛，阅读并不方便，但依然让我们感觉到那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正如我们在第一章里所讨论过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阅读不像现代人阅读那么方便。一篇几千字的著作，写在竹简上，就可能有几十斤重，也许正因为书籍的获取颇为不易，反倒使得阅读者的交流要紧密得多，思想的碰撞也来得直接，人们对于阅读的需求也来得比较强烈。
汉代也是一个转型时代。应当说，这个转型时代是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刘邦登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基本稳固下来。其后，恢复礼法，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黄老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恩威并施，修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形成“文景之治”，是中国成为大一统时代以来，第一次被传统历史学家称羡的治世时代。其后，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中央集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在文化上，废除了汉朝开朝之初奉行的“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改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积极治国。汉代社会的转型，尤为重要的是奠定了汉民族的文化框架，使得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其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到现今，“汉人”仍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被定名为“汉字”。汉武帝尽管独尊儒术，却也兼用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人才，这种儒术为尊，“王霸道杂之”的思想文化结构，逐渐成为中国历经2000年的主流思想。
汉武帝时期开创了朝廷主导的教育事业，在京师长安设太学，主要是开展儒家经学教育。一开始太学生只有50多人，可是这项事业一直持续发展下去，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太学生一度多达3万人。试想，皇帝身边有数万中青年人在诵读儒家经典，讨论各家学说，这是何等壮观的读书景象！
汉代的转型，还表现在对外交流上。汉代主动实行“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国策。丝绸之路就起源于汉代，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几个通道之一。东汉的汉明帝时期，佛教东渡首次来到中国，在洛阳营建第一座佛教寺庙洛阳白马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教经典是在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与此同时，东汉的张道陵创立道教，这也是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
唐代与汉代一样，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转型期之一。汉代的转型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的影响具有奠基作用，而唐代的转型对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则具有精神引导价值，故而后世言必称“汉唐”。
唐初即出现了重文的社会风气。当时文学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政治主体结构较之于往昔发生了异质性的变化，形成了文治化转型的趋势。到了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文人政治已经成为客观现实。在这个转型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相当频繁，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常态。文化人异常活跃，艺术创新阅读，特别是阅读诗歌，蔚成风气，促成中国诗歌创作鼎盛阶段的到来。
宋代也是一个转型时代。宋代是从五代十国武人专权向文官制度转型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阅读受到很高推崇的时代。宋代从此前的武人专权跋扈的弊端中吸取了深刻教训，明确强调文治，注重任用科举出身的文臣。整个宋代，不断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每年由科举入仕的平均人数大约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可谓空前绝后。这些通过科场考试精选出来的，富有较高文史知识素养的文臣，受到了宋代政府的重用。所以，宋代社会提倡阅读是非常给力的。直到今天还被人们经常引用的劝读诗句“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来自于宋真宗赵恒所作的《励学篇》。古代诗词中，宋代关于阅读的诗词比重也最大，其中诗人陆游就写有关于阅读的诗歌近三百首，苏东坡、黄庭坚等都有关于阅读的名诗名句。“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一名句就出自苏东坡的笔下。
中国古代书院起自唐代，繁荣于宋代。宋代书院特别盛行，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都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古代书院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培训班、论坛，绝大多数是民间开办，其目的不是为了科举赶考，而是读书，以探讨各种学说和道德伦理、社会问题为主。古代书院的盛行也让我们看到社会阅读的兴旺。
晚清民国当然也是个社会转型期，那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个时期的阅读异常活跃，最主要的因素还是西学东渐，读物空前丰富。举一个例子，清代曾国藩是进士出身的朝廷高官，他的大儿子曾纪泽虽然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通经史，工诗文，还是提出要学英语和西方科学文化，曾国藩欣然应允。二儿子曾纪鸿提出要学数学，曾国藩也遂了他的心愿，后来曾纪鸿成了数学家。说明那个时代的学习、阅读是比较活跃的。至于民国初期，那时候图书市场上涌现出大量的西方思想文化学术名著，可见社会阅读的需求强烈。
全面抗战爆发后，邹韬奋先生于1932年创办的生活书店一度引领过全国的阅读风气。生活书店起初只在上海经营，后来在武汉开了一家分店，出书量并不大，1938年起，年度出书量达到600种，成为很受欢迎的出版机构。1939年发展到56个分支店。那时年轻人读书的热情高涨，抗战的书籍热销，各种有价值的思想、文化、知识、文学的书籍也都受到追捧，马克思主义著作、西方文化著作纷纷引进，书店成了年轻人的精神圣地。在桂林，国民党桂系将领白崇禧乘车路过一条街道，看到街边有个店铺门口有很多人，就问这是卖戏票吗？身边的人告诉他，这是生活书店。此事给白将军留下深刻印象。书店竟然能办得门庭若市，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社会急剧转型，进入全民抗战时代，广大青年热血沸腾，抗战自救的激情空前高涨，出现了阅读的好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