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志下之下
（卷二十七下之下）

《汉书·五行志下之下》记春秋和西汉时期的日食，以及少量春秋陨彗、西汉日月变、陨彗。其中春秋时期天象均见于《春秋》。西汉日食记录的错误，许多是由另一条正确记录衍生出的。其错误的形态显示，原始记录只有年月晦朔；日干支和所在宿度，是衍生错误已经发生之后加注的⁽⁵⁾。

春秋日食

春秋日食37事，载子《春秋》经文中，《穀梁传》、《公羊传》加入一些对原记录“是否言朔”、“是否言日”含义的猜测。《汉书·五行志下之下》全文转载，并加入董仲舒、刘向、刘歆、京房等人的占验之辞。春秋鲁历，没有完整遗存。陈美东认为，应是年底置闰，前656年以前多建丑，此后多建子⁽⁶⁾。这些春秋日食记录被许多文献引用，包括《史记·天官书·正义》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及后世的许多类书，因此在这里对每条记录（包括正确的）均作出注解。

1．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第1479页第3行）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记有确切日期的日食记录。隐公三年是公元前720年无疑，计算表明该年西历2月22日有中国可见的日食（前后各一年都没有），且日期恰在己巳。若是二月己巳朔，则正月建丑（当年12月28日冬至）；若是二月己巳晦，则正月建子，这与其他日食和历日信息反映的建正相符。因此隐公三年日食即是天文计算所得前720.2.22日食。这不但证明这例最早的记有确切日期的日食记录正确无误，也是证实了干支连续纪日的最早记录。

2．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第1482页第1行）

三年七月壬辰（前709.7.17），日食，我国北方可看到全食。

3．（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第1482页第15行）

桓公十七年为公元前695年，计算表明该年西历10月10日有中国可见的日食，可证“十月”，日在庚午。

4．严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第1483页第8行）

严公十八年为公元前676年，计算表明该年西历4月15日有中国可见的日食，日在壬子。

5．（严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第1484页第2行）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前669.5.27），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6．（严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第1484页第5行）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前668.11.10），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7．（严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第1484页第11行）

三十年九月庚午（前664.8.28），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8．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第1485页第4行）

五年九月戊申（前655.8.19），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9．（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第1486页第2行）

十二年三月庚午（前648.4.6），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10．（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第1486页第7行）

僖公十五年（前645）无中国可见的日食发生。

11．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第1487页第3行）

元年二月癸亥（前626.2.3），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12．（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第1487页第13行）

十五年六月辛丑（前612.4.28），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13．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第1488页第1行）

以建丑计算，宣公八年七月朔应是前601.6.24丙申。该年有日食，在9.20甲子，即十月朔，秦国、楚国可见全食。“七月”应为“十月”。

14．（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第1488页第10行）

十年四月丙辰（前599.3.6），日食，我国东部可见。

15．（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第1488页倒1行）

宣公十七年（前592）并无中国可见的日食发生。计算表明，前602.5.8有中国可见日食。该年为宣公七年，日在癸卯，且与六月相符。“十七年”应为“七年”。

16．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第1489页第7行）

十六年六月丙寅（前575.5.9），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17．（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第1489页第11行）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前574.10.22），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18．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第1490页第2行）

十四年二月乙未（前559.1.14），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19．（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第1490第6行）

襄公十五年（前558年）仅一次可见的日食，在前558.5.31丁巳。以当时月建计，应是七月朔。“八月”应为“七月”。

20．（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第1490页第11行）

二十年十月丙辰（前553.8.31），日食，秦国、楚国可见。

21．（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第1491页第2行）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前552.8.20），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22．（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第1491页第5行）

十月庚辰无日食（实际上不可能连续两个月见日食），应为上条九月庚戌日食误衍，干支或为后人所拟改。

23．（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第1491页第10行）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前550.1.5），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24．（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第1491页倒第2行）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前549.6.19），日食，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可见全食。

25．（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第1491页倒1行）

八月癸巳无日食（实际上不可能连续两个月见日食），应为上条七月甲子日食误衍，干支或为后人所加。

26．（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第1492页第12行）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前546.10.13），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27．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第1493页第13行）

七年四月甲辰（前535.3.18），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28．（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第1495页第12行）

十五年六月丁巳（前527.4.18），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29．（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第1495页第13行）

以建子计算，昭公十七年六月朔应是前525.4.25乙亥。当年有日食，在前525.8.21癸酉，即十月朔（以建丑计，则为九月朔）。估计原文为“昭公十七年十（或九）月朔日食”，传抄误为六月，干支后加。

30．（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第1496页第10行）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前521.6.10），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31．（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第1496页倒1行）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前520.11.23），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32．（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第1497页第3行）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前518.4.9），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33．（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第1498页第5行）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前511.11.14），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34．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第1498页第14行）

五年三月辛亥（前505.2.16），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35．（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第1499页第2行）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前498.9.22），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36．（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第1499页第8行）

十五年八月庚辰（前495.7.22），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37．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第1500页第2行）

十四年五月庚申（前481.4.19），日食，我国各地可见。

西汉日食

1．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虚三度。（第1500页第5—7行）

这两条记录均见于《高帝纪》。不可能连月见到日食。计算表明，十月甲戌（前205.12.20）有日食，西安见食0.60；十一月癸卯（前204.1.18）不食。显然，十一月的这条记录是由前一条衍生的错误记载。有趣的是，十一月晦日是“癸卯”，与十月“甲戌”字形并不相似。这说明原来的记载只有十月晦（没有日干支），传抄中衍生了十一月晦，后世在编辑时根据日历分别加注干支。更有趣的是，经计算，十月甲戌日在斗19度，十一月癸卯日在虚3度，与记载大致相符。这进一步说明，干支日、日所在宿度都是在传抄错误发生以后加注的。这些细节对于研究文献的形成过程很有意义。

2．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危十三度。……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几尽，在七星初。（第1500页第10—12行）

两者均见于《惠帝纪》，但纪无宿度。后一记录，志称“几尽”，纪称“既”。正月初一辛丑（前188.2.21）正是朔日，但并无日食。五月廿九丁卯（前188.7.17）日食，西安见食0.89。如果按照上例的推测，即记录的原文并无干支日，则惠帝七年正月条系五月条之误衍，后人据历表补注干支。此外据陈《表》，惠帝七年六月戊辰朔，五月丁卯是“晦日”而不是“先晦一日”。不过陈《表》所据为刘羲叟、汪曰桢的推算，此处恐怕还是要以《汉书》所记为准。

3．高后二年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七年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营室九度。（第1501页第1—2行）

两者均见于《高后纪》，但纪无宿度。二年六月丙戌（前186.7.26）为晦日，但没有日食。七年正月己丑（前181.3.4）日食，西安见全食，可见这条记录高度可靠。疑前一条记录为衍文。

4．（文帝）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二度。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在虚八度。（第1501页第6—7行）

两者均见于《文帝纪》，但纪无宿度。十月三十丁酉（前178.12.22）日食，西安见食0.40。据陈《表》，丁卯（前177.1.21）为十二月朔而非十一月晦，同上例应以《汉书》为准。计算表明，该日（十一月丁卯晦）无日食。因此后一条应为前一条之误衍。

校勘记：“在斗二十（三）［二］度　钱大昭说闽本作‘二’。按景祐本作‘二’。”计算表明前178.12.22日在斗20度，考虑到古代计算误差较大，无法判断“斗二十二”、“二十三”的真伪。前177.1.21日在虚7度，与记录相符，说明宿度是传抄错误发生以后计算的。

5．（文帝）后四年四月丙辰晦，日有食之，在东井十三度。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第1501页第8—9行）

后四年四月三十丙辰（前160.6.9）无日食，日在井9度。疑为文帝四年四月晦（前176.6.6）日食之误。

后七年正月初一辛未（前157.2.9）无日食，实为合朔的次日。

6．（景帝）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第1501页第12行）

十二月三十甲寅（前149.2.10），无日食。疑为中元年四月晦（前149.6.7）日食之误。

7．（景帝）中二年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几尽，在尾九度。（第1501页第13—14行）

两条记录均见于《景帝纪》，后一条纪无宿度和“几尽”。景帝中二年九月甲戌（前148.10.22）没有日食。三年九月戊戌（前147.11.10）日食，西安见食0.80。前一条当为后一条之误衍。

8．（景帝）后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十七度。（第1502页第1行）

《景帝纪》作“秋七月乙巳晦”（第150页）。该日（前143.8.28）日食可见不误，但当天究竟是晦日还是先晦一日，涉及当时历法。参见本书《汉书·本纪》考证第9条。

9．武帝建元二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第1502页第2行）

《武帝纪》无宿度。计算表明，二月丙戌（前139.3.21）无日食，日在奎13度，基本正确。可见宿度是后世根据错误的日期经计算加注的。武帝元朔二年二月有日食记录，或许由此误衍。

10．光元年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日中时食从东北，过半，晡时复。（第1502页第7—10行）

前一条仅见于《五行志》。二月丙辰（前134.3.25）无日食。后一条志、纪均载，但《武帝纪》没有“先晦一日”及后文。七月癸未（前134.8.19）日食，西安见食0.75，初亏12:47，食甚14:09，复圆15:25。记录中的初亏—复圆时间、食分都符合，唯“食从东北”有误，应从西北（日食只可能从西边开始）。前一条记录（二月丙辰晦）错误，应为后一条之误衍，干支后加。

11．（元朔）六年十一月癸丑晦，日有食之。（第1502页第12行）

《武帝纪》无。十一月无癸丑日。十二月癸丑（前123.1.23）恰为晦日，当天日食，西安见食068。“十一月”应为“十二月”。

12．元封四年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第1503页第2行）

《武帝纪》无。六月己酉（前107.6.24）无日食。朱文鑫《历代日食考》改为“八月丙子晦”（前107.9.19）以应当天日食。计算表明，北京日出时带食0.29，关中至中原地区皆不可见。或许属于“京师不见，郡国以闻”。不过“六月朔”改为“八月晦”，终觉信心不足。

13．太始元年正月乙巳晦，日有食之。（第1503页第3行）

《武帝纪》无。按陈《表》正月丙午朔，该月无乙巳。“正月乙巳晦”应为“正月丙午朔”，即前96.2.23。当日日食，西安见食0.87。考虑到日干支是后加的，可改为“正月朔”。

14．（太始）四年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在斗十九度。（第1503页第4行）

《武帝纪》无宿度。按陈《表》十月无甲寅，十一月甲寅朔。前93.12.12日食，西安见食0.81。《汉书》记这一天为“十月甲寅晦”，不误。后世据历志所推的历表与当时实行历不符，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5．建昭五年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因入。（第1503页第15行）

《元帝纪》无“如钩”等。六月壬申（前34.8.23）无日食。朱文鑫《历代日食考》改为“四月乙亥朔”（前34.4.28），以对应当日日食。但是该次日食在南极附近偏食，中国不可见。

与“不尽如钩，因入”符合，即日落时发生大食分日食，在公元前一世纪共有三次：前79年3月17日（昭帝元凤二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西安日落时食分0.64；前49年8月9日（宣帝黄龙元年六月庚子晦）日食，西安日落时食分0.64；前35年11月1日（建昭四年九月丁丑晦）日食，西安日落时接近食甚，见食0.70。从文字上看，后两者都与本条记载有些相似。尤其是黄龙元年（即甘露五年），“五年”六月“晦”三个日历要素都一致，只错年号。

16．（哀帝元寿）二年三月壬辰晦，日有食之。（第1505页倒1行）

《哀帝纪》作四月壬辰。按，四月无壬辰，三月壬辰（前1.5.21）无日食。四月壬戌三十日（前1.6.20），日食可见。原文应是“二年四月壬戌晦，日有食之”，“壬戌”误为“壬辰”，《天文志》更将“四月”误为“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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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第三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参见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第三章。

(3) 参见张嘉凤、黄一农：《天文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清华学报》1990年20（2）期，361—378页。

(4) 参见刘次沅、吴立旻：《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507页。

(5) 参见刘次沅：《朱文鑫〈厉代日食考〉研究》，《时间频率学报》2008年第1期73页；马莉萍：《中国古代日食的宿度记录》，《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39页。

(6) 陈美东：《鲁国厉谱及春秋、西周历法》，《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124页。